這兩年,一個現象越來越明顯:在可控核聚變這條看起來又慢、又燒錢、又充滿不確定性的賽道上,中國突然成了最激進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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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覺得奇怪。
核聚變被爭論了幾十年,有人把它稱為“終極能源”,也有人直接說它是個遙遙無期的科研黑洞。
馬斯克就公開唱衰過,認為與其燒錢造“人造太陽”,不如好好用天上的那個。
但爭議并沒有影響中國的節奏。
恰恰相反,中國在過去幾年里,幾乎是逆著全球資本的短期偏好,加速加碼。
如果把時間撥回三年前,美國仍是全球核聚變投資的絕對中心,融資占比一度超過90%。
但到2024年底,比爾·蓋茨已公開表示:中國在核聚變領域的投入,已經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
這種變化不是偶然。
2025年,核聚變被正式納入國務院國資委“未來產業十大工程”,明確寫入國家產業布局;規劃提出,到2030年前累計投入規模將超過3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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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下來,年均投入超過600億元。
作為對比,美國能源部近年核聚變年度預算穩定在7—8億美元左右,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
更現實的問題是,由于長期投入不足,美國不少托卡馬克裝置已經老化,科研進度不得不依賴海外設備維持。
與此同時,中國在體制層面完成了關鍵一步:2025年7月,中國聚變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首輪融資超過百億元,股東陣容幾乎清一色“國家隊”。
這意味著,核聚變不再只是科研院所里的長期課題,而是被明確納入工程化、產業化的軌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并未把所有籌碼押在單一路線。
在國家力量之外,民間科研企業也在加速探索不同技術路徑:
- 有人選擇全高溫超導托卡馬克,試圖通過材料突破降低體量和成本;
- 有人押注球形托卡馬克和磁重聯,希望用更緊湊結構縮短工程周期。
這種“并行推進”的模式,意味著容錯空間更大,也更符合長期技術攻堅的規律。
到今天,中國核聚變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再只是驗證物理可行性,而是開始系統評估工程可行性和產業落地路徑
很多人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核聚變真正的門檻,并不只是技術,而是耐心。
這是一項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持續投入、看不到短期回報的事業。對以資本驅動為主的國家來說,這是天然的短板。
風險投資需要退出周期,上市公司需要利潤曲線,政策一旦轉向,資金就會迅速退潮。
馬斯克并不愚蠢,他不做核聚變,恰恰是對資本邏輯的理性選擇。
而中國的優勢,恰好在于這里——可以把核聚變當作基礎設施式的長期工程,而不是一門“幾年內必須見效”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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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什么,在美國科研預算收緊、一些頂尖研究人員回流亞洲的同時,中國反而在持續擴充裝置規模、加快工程節奏。
把核聚變拉回現實,就必須看清它背后的真正推力。
人工智能的爆發,正在把世界推入一場隱形的能源競賽。
AI的盡頭是電力!
數據中心、電算集群、算力工廠,對電力的需求增長速度,已經遠遠超過傳統能源體系的擴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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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能源署數據顯示,全球數據中心耗電量在短短幾年內就可能翻倍;部分國家已經開始直面結構性電力缺口。
穩定、可控、全天候的大規模能源,正在重新成為戰略資源。
在這一背景下,核聚變不再只是“未來幻想”,而是被視為可能改變能源供給方式的唯一長期選項之一。
它的優勢并不神秘:
- 原料儲量極其豐富;
- 能量密度高得驚人;
- 幾乎不產生溫室氣體;
- 更重要的是,能穩定輸出,不依賴天氣和地理條件。
誰能率先把這套技術變成可復制的工程體系,誰就有可能在下一輪產業競爭中掌握底層成本優勢。
有人會覺得,關于核聚變的想象太過遙遠,甚至帶著點科幻色彩。
但從歷史經驗看,真正改變世界的技術,在落地前往往都被視為“不切實際”。
電力、互聯網、芯片,無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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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選擇在這個時間點死磕核聚變,并不浪漫,也不沖動。
它本質上是一種冷靜的判斷:如果未來幾十年,能源仍然是約束發展的上限,那么越早布局,越有可能把不確定性變成優勢。
這是一條極難走的路,也是一條必須有人走的路。
而一旦走通,改變的不只是能源結構,而是整個工業文明的成本曲線。
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拼命搞核聚變,并不是在賭一個奇跡,而是在為一個可能到來的時代,提前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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