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至1978年的中國,歷經了激蕩的運動浪潮與重要的歷史轉折,一張張老照片串聯起時代的軌跡,每一個場景都鐫刻著獨特的歷史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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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日,勞動人民文化宮,一群女青年裹著中式對襟褂子,藍布褲扎著腰帶,肩頭扛著槍,腳步踩著進行曲的節奏往前趕,胳膊擺得利落,臉上是繃著勁兒的專注,把《為女民兵題照》譜成的旋律,落在了這紅墻圍起的場地上。
她們的裝扮不見“紅妝”的柔媚,反而透著民兵訓練的干練:麻花辮貼在肩后,槍托垂在腰側,連背著的布包都系得緊實。打傘的圍觀群眾站在樹影下張望,紅旗在墻根處揚著邊角,春日的柔與訓練的剛,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場地上擰成了那個年代特有的風貌——把詩句里的“奇志”,變成了腳下的步伐與肩頭的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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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上海東郊紡織工廠,一條掛滿紅旗和橫幅的馬路上,無軌電車線路高懸空中,12路電車曾在此穿梭往來。
成千上萬的軍人席地而坐,秩序井然地參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眾運動。靠馬路兩側的兩列士兵身著草綠色斜紋布軍裝,頭戴解放帽,帽徽閃耀紅星。
靠近路邊的陸軍士兵帽子呈深軍綠色,褲子同樣草綠;另一側人數眾多的空軍部隊則褲子為藍色,帽子仍為草綠。他們或抽煙閑聊,或目光堅定地注視著前方,身后是忙碌的指揮者和圍觀的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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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北京鼓樓大街,遠處灰瓦重檐的鼓樓穩穩立在街的盡頭,木質樓閣的古舊紋理裹著老城的厚重,而縱橫交錯的電線、高聳的電線桿從街巷兩側伸展開,懸在半空的無軌電車吊線格外醒目,這正是1958年替代有軌電車開行的7路無軌電車。
街道不算寬,卻攢著市井的熱絡,紅色的5路公交格外惹眼,作為當時北京不算多的公共汽車之一,它剛從鼓樓下發車,正往前門方向緩行;穿白襯衫、藍布衫的行人或蹬著自行車掠過,或三三兩兩擠在街邊的簡易棚鋪旁,老房檐下的紅旗輕輕晃著,是時代落在繁華里的細碎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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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初秋的南京街頭,朱紅漆的建筑外墻撞入視線,墻面上黑字白底的標語帶著尖銳的時代印記,“斗倒”“蘇省委 火燒”的字樣刺目,是彼時亢奮政治氛圍的直接注腳。
路邊立著漆成米黃的“廢紙箱”,街道旁的梧桐葉剛染淺黃,初秋的風里,行人裹著洗得軟塌的厚外套:有人行色匆匆,手插在衣兜快步掠過;有人結伴慢行,肩頭扛著的孩童穿粉衣,小手抓著大人的頭發,圓眼睛好奇地掃過墻標語;還有人圍在建筑門口,身影半掩在門洞里,像是在等同伴,又像在隨意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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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初秋,蘇州街巷,紅底黃字的“毛主席萬歲”標語鋪滿店鋪墻面,是當時亢奮政治氛圍的鮮明注腳,可人們身上摞滿補丁的衣衫,又悄悄露出物質匱乏的生活底色。
街邊竹筐旁,兩位女性低頭忙碌,孩童穿著舊衣在巷間穿梭,腳步里帶著市井生活的天然松弛——哪怕時代浪潮洶涌,日常的煙火氣仍沒被完全沖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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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蘇州雜貨店,坐落于青石板鋪就的街巷,旁貼紅底黃字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標語,厚重的木質柜臺分別擺放著煙酒糖茶、火柴煤油、針線紐扣等。
1966年的蘇州正處于“票證經濟”的嚴格管控期,顧客購買商品需同時出示錢與票,買米要糧票、扯布要布票、購糖要糖票,連煤油、肥皂等日用品也需對應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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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18日下午3時,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一百萬群眾肅穆佇立,參加“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廣場一角,幾名身著綠軍裝、頭戴軍帽、手套雪白的禮兵筆直站立,守護著莊嚴的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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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上,成千上萬的解放軍指戰員身著白衫藍褲的夏季軍禮服,胸前佩戴黑紗,臂纏黑臂章,手持軍帽,整齊列隊,目光齊刷刷望向天安門城樓方向,集體向毛澤東主席遺像默哀三分鐘。
1978年3月,北京全國人大第五屆第一次會議期間,一位身著深藍色中山裝的婦女站在食堂廚房里,面對一群身穿白色廚師服、頭戴高帽的炊事員,雙手比劃、眉飛色舞地演唱川劇《彝海結盟》中的經典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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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正是著名川劇表演藝術家陳書舫,以一曲高亢激昂的川劇絕活為大會工作人員帶來驚喜與歡樂。炊事員們圍在操作臺旁,臺上擺滿大盆大碗的肉菜、魚蝦和餃子餡,大家笑得合不攏嘴,紛紛鼓掌叫好,掌聲此起彼伏,廚房里洋溢著熱烈而純樸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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