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初,南昌老火車站月臺冷風穿骨。戴著舊呢帽的曾洪易背著帆布包,晃晃悠悠地下了車。他沒想到,前來“迎接”的并非省政府的秘書,而是兩名身著便衣的公安干員。短短一句“邵主席請你過去談談”,開啟了他的最后一段旅程。
時間撥回四個月前。8月7日,江西萬安縣剛剛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縣里識字的人不多,“留蘇、懂俄語、老紅軍”這幾個名頭一出現,立即把曾洪易推到了前臺。鄉親們拉著他胳膊說:“你去和新政府通個氣,順帶補發黨證。”曾洪易順水推舟,來了句:“毛主席我認識,方志敏是老首長,只要組織想起我,一切都好辦。”這句話被縣政府的記錄員一字不漏寫進報告,沿著電報線路直達南昌,隨后轉遞北京。
中央當時正進行大規模“甄別甄審”——凡自稱舊黨員者,先登記再核查。文件里幾行紅字特別亮眼:對叛徒、潛伏特務,務必暗中取證,以免驚動同伙。曾洪易的大名就在紅字下方,旁邊標注“1935年南京自首、疑已入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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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些的干部對這位“老同志”并不了解,年紀大的則記得當年贛東北失守后中央通報中那句批評:“失敗主義,動搖軍心”。信息一對照,問題就大了。江西省委把結果拍成電報:建議速捕。北京批了一行字——“秘密逮捕,不可打草驚蛇”。
抓捕方案隨后成形。吉安地委給曾洪易寄去一封公函,邀請他“教授俄語兼研討蘇軍航空戰術”。曾洪易爽快答應,還跟鄰居炫耀:“看吧,組織沒忘我。”12月9日清晨,他坐上卡車前往吉安。車到地委招待所,熱茶剛端上,組織部長吳青光隨口一句:“省里要見你。”曾洪易點頭,半點警惕都沒有。
抵達南昌后,他寫了三條申請:恢復黨籍、安排工作、若不成便回萬安行醫。他自以為條理周全,不料每一行文字都成了鐵證。公安廳復核了他在南京的自首檔案、國民黨登記表以及1937—1944年的翻譯、教官、視察員工資冊。證據鏈一根接一根,幾乎無需再辨。
1950年初,他被解送北京功德林看守所。審訊中,他提及自己的“功勞”——在游擊訓練班講授游擊戰術。“那是教誰打誰?”審訊員淡淡一句,曾洪易無言。此后數月,他不停寫“認識錯誤”,卻始終圍著“重新分配工作”打轉。看守所里有人私下嘀咕:“這人心真大,都這樣了還想著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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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夏,軍法處核定罪名:叛黨投敵、充當特務、破壞革命。9月,死刑呈報中央。就在批復下達前,病弱的曾洪易因肺結核吐血不止,11月9日凌晨咽氣。訃告里只寥寥十六字:“曾洪易,男,四十六歲,叛徒,病亡。”
有人問,當年為何嚴查老黨員?答案很直白:戰爭剛結束,敵我混雜,一句“我認識毛主席”如果無人核實,那才是真正的隱患。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全國甄別工作共清理叛徒一千余人,江西案卷里,曾洪易排在第一頁。他以為自己能借舊名頭東山再起,沒想到等待他的卻是厚厚一摞卷宗和密封的批捕令。歷史的審賬本,從不遺漏任何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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