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起義將領劉萬春與蔣幫特務聯系，毛主席：可留下他們性命

1949年1月21日晚，北平電訊大樓的值班軍士忽然捕捉到一串急促的摩爾斯電碼。譯電員反復核對后，確認是綏遠軍部發來的公開波：“傅先生已接受協商條件，命所屬鎮守原陣地，靜候后續電令。”這條簡短訊息，預示著華北戰事進入全新的節點，也讓電報另一端的劉萬春成了眾人關注的對象。就在同一天，天津城頭的硝煙才剛剛散盡，傅作義宣布愿意與中共中央談判，和平道路看似就此鋪開，但真正的較量才剛剛開始。

劉萬春1898年生于河北交河，21歲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那所軍校號稱“北洋武備搖籃”，自小廝混在滹沱河畔的他，一直篤信“槍桿子里出前程”。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國民黨獨立第八師第一團。1927年初，蔣介石赴武漢檢閱部隊時，恰逢第一團在湖北西陽操場上演練“盤杠子”。劉萬春應師長劉春榮暗示，揮汗上杠，一套翻滾騰挪行云流水。蔣介石看完隨口一句“兵貴質精”，仍在泥地里喘息的劉萬春當場“被記住了臉”。從此，他一路從團長提到旅長、師長，乃至1949年的第111軍軍長，倚靠的正是這份被看見的“忠誠與賣力”。

地位扶搖，卻也埋下日后糾葛。1933年廬山軍官訓練團成立，蔣介石點名讓劉萬春任少將科長。他無條件接受，也無暇體會其中深意：被頻繁調動，是提拔，也是圈養。離開蔣介石那道庇護傘，他的履歷隨時可能中斷，所以他越升越高，也越來越難以自拔。

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爭奪接收大中城市。劉萬春雖奉命“搶收勝利果實”，卻在心腹面前嘟囔：“何苦再讓老百姓吃槍子？”這種隱約厭戰情緒，使得傅作義后期策劃華北和談時，樂意將劉萬春列為“可爭取對象”。然而，正因為劉萬春與蔣介石有多年私交，在關鍵時刻，他的態度并不干脆。

時間推進到1949年夏。傅作義與中共中央擬定“綏遠方式”，準備讓董其武、劉萬春保證綏遠地區平穩起義。7月初，《綏遠和平協議》文本由秘書長王克俊帶隊運往歸綏（今呼和浩特）。甫一見面，劉萬春便冷冷拋出一句：“協議別拿出來，省得引火燒身。”王克俊沒被震住，淡淡回敬：“傅先生說，處變之際，全賴劉軍長一肩擔當。”劉萬春沉默片刻，讓哨兵引路，把人送到軍部，卻又聲明：“安全我可不包。”這種半遮半掩的抵觸，足見他在兩股力量之間左右橫跳。

歸綏城風聲日緊。11日，董其武主持會議，決定由劉萬春主管城防與治安，確保中共聯絡處人員順利進城。劉萬春提出兩條“規矩”——交出武器、不得隨意上街，董其武當場反駁。會后不久，《奮斗日報》社被暴徒砸毀，幕后指使人正是劉萬春部下趙元德。董其武雖震怒，卻因大局未追究到底，只將趙逐出省境。可惜隱患并未消弭。17日，258師連長李錫慶帶十余人攔截聯絡處工作人員，以“搜身”為名突然開槍，四人傷亡。兇犯尚未訊問，劉萬春就把人槍決，理由是“斬草除根免生事端”。事后嚴查，才知同一時間，國民黨國防部代部長徐永昌潛入綏遠，多次密談，意在挽回局勢。

徐永昌拋出的籌碼很簡單：補發軍餉，調劉萬春任第九兵團副司令，董其武任西北軍政副長官，再將主力部隊西撤，與馬鴻逵、馬步芳合流。劉萬春心動，卻也擔心兵心未必跟他走。他對徐永昌說：“若只要我個人離開，此刻就走；若要我帶兵，怕鎮不住。”這句話體現他真實處境：軍權握在手，士兵卻未必信他。徐永昌仍宣布任命，想用頭銜穩住局面。

8月下旬，傅作義與鄧寶珊攜中共中央慰問金抵達歸綏。傅作義在團長以上會議上講明：“跟共產黨走，前程光明。”隨后，檢閱第111軍并派發慰問金。臺下官兵掌聲雷動，一向老成的劉萬春也露出難得笑容，但心底的算計并未消散。

9月19日凌晨《綏遠和平起義通電》在包頭銀行禮堂簽署。董其武落筆第一，緊跟其后的是劉萬春，不過他刻意將名字寫在第三空位，把第二留給仍在猶豫的孫蘭峰。這一不經意小動作，道盡他的游移。起義完成后不久，他請命率部進駐寧夏，“支援解放寧夏，以示決心”。中央批準，他前往磴口待命。10月，馬鴻逵宣布接受改編，寧夏和平解放，劉萬春部隨即被調回包頭。1950年1月，第111軍易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6軍，劉萬春任軍長，看似塵埃落定。

然而，心底的“舊主情結”并未終止。劉萬春多次派營長李玉函去香港，通過暗號聯系國民黨保密局駐港人員，傳遞動向，同時收受蔣介石簽發的“第九兵團副司令員委任狀”。文件裝在油紙袋里，由小船輾轉澳門、珠江口，再通過漁民送達華北。籌碼到手，劉萬春私下自語：“倘若有變，手里也算握張牌。”這番心態令身邊參謀都感到不安，但無人敢直言。

特情處的無線電監察很快捕捉到異常。華北局、華北軍區組成聯合調查組，鎖定劉萬春及其聯絡網絡。聶榮臻審閱材料后，與傅作義、董其武專門碰頭。傅作義看完證據，愕然嘆息；董其武低頭許久，用沙啞嗓音說：“人是我舉薦，他若成了人民敵人，愿按紀律處置，只望保他一命。”9月的秋風掠過窗外，會議室靜得只能聽見墻上的秒針滴答。

1950年11月，綏遠軍區通知師旅兩級軍官赴北京參加“部隊改造總結大會”。劉萬春率隨員北上，剛到先農壇招待所，守候已久的中央軍委保衛干部迅速控制會場。與此同時，李玉函在包頭被捕，數份加密手令和美國紅鶴牌香煙里的微縮膠片全數繳獲。案情清楚后，華北軍區將劉萬春、張樸等人分別押往西山看守所。結果報送中南海，毛主席批示八個字：“可留下他們性命。”熟識毛主席讀史筆記的人都記得，他曾在史書旁批過“殺降不可，殺俘尤不可”。劉萬春雖非降俘，卻是起義有功之將，這條原則依舊適用。

案件最終定性為“與敵特接頭、企圖叛變”，量刑時參考其起義功勛，改造十五年。1950年代末，劉萬春在北京戰犯管理所學習時，常被請去給年輕看守講保定軍校舊事；少年兵聽得津津有味，末了有人問：“軍長，當年真想再打回去？”劉萬春沉默片刻，只答一句：“當時想的，不算數。”1967年，他獲寬釋，被推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晚年翻閱舊報，他在扉頁寫下：“人須順潮流，為眾生。”字跡端正，卻不再鋒利。

對于劉萬春，朋友或許同情，批評者也不缺。起義時他寫下名字，事后又在暗處設法留后路；既怕失去前程，又舍不掉舊情，最終落得雙輸。歷史不會為任何人暫停。1950年11月北京的陰云散去，華北大地重歸寧靜，行走街頭的百姓大概不知道，一場牽動高層的暗戰就這樣落幕。劉萬春保住了性命，但也用半生給自己寫下一句注解：如果心腳不穩，機會和陷阱往往一道擺在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