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他在政治局候補委員名單之列，反而推辭：干不了這個工作

1969年4月27日晚，北京西郊一處臨時駐地燈光未熄。李德生翻看剛送到手中的名單，發現自己排在政治局候補委員之列，心口猛地一緊。兩天前的九大閉幕式上，他只是眾多新晉中央委員之一；沒想到會議節奏如此之快，一中全會的選舉名單已迫在眉睫，留給他思考的時間幾乎為零。

這位時年五十三歲的開國少將，論資歷排不到最前，論軍銜也僅是少將。過去二十多年里，他更多以“作戰指揮員”而非“高級領導干部”被人記住。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山西臨汾帶過連隊；解放戰爭中，率部穿插大別山，配合華東野戰軍突擊江南。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后在第十二軍任副軍長、軍長。1965年部隊整編結束，他坐鎮南京，心里打定主意：此生大概就和軍隊打交道了。

變故出現在1967年。那年2月，中央下達“三支兩軍”命令，第十二軍被抽調數千人赴安徽支左。合肥、蕪湖、蚌埠等地武斗不斷升級，鐵路中斷、工廠停產，局面極其棘手。李德生抵達后，第一道命令不是“戒嚴”，而是“隔離”。他讓戰士們手挽手筑起人墻，把對立雙方物理分隔，再派軍宣隊挨個做工作。幾周下來，槍聲少了，生產線重啟，這份“穩準狠”的處理方式給中央留下深刻印象。

支左任務取得初步成效時，老將許世友到合肥檢查工作，拍著李德生的肩膀笑道：“小李，中央缺會辦事的人，你得有個準備。”李德生聽后一笑，沒太在意。半年后，他卻兼任安徽省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和省軍區司令員，身上的擔子驟然加重。那時的安徽百廢待舉，糧棉產量下滑，基層組織七零八落。李德生白天跑工礦、夜晚批文件，從整頓縣革委會到恢復生產秩序，忙到深夜是常態。

九大召開前夕，中央醞釀下一屆政治局名單。原則之一是“老中青”三結合，另一個考量則是“能頂事”。安徽的情況向好，李德生自然被推上候選序列。4月28日一中全會前的醞釀會上，他低聲對陳錫聯、許世友講：“我干不了這個工作，資歷淺、影響小，不想讓人說話。”陳錫聯放下茶杯：“中央自有考慮，咱們別推來推去。”短短兩句話，道盡當時軍內不少干部對提拔的復雜心態——既擔心擔子太重，又怕被指“走后門”。

選舉結果出爐，李德生以高票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當天夜里，他給遠在南京的十二軍打去電話，囑咐參謀長“把訓練抓緊，別因為我調動就松勁”。外界只看到名冊上的職務，卻不知這位少將仍把自己當軍人，第一反應還是部隊。

留京后的任務接踵而至。五月，他進入軍委辦事組，九月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再過幾個月又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要命的是，首都三百多萬常住人口、幾十萬大軍，統籌起來遠比指揮一個集團軍復雜。文件雪片般飛來，會議排得密不透風。他常掛在口邊的一句是：“部隊作風不能丟，先把情況摸清。”他把軍區機關劃片包干，要求干部下連隊、住兵站，采用“問卷+座談”方式掌握基層動態——這一套來自他早年帶兵的老經驗。

1973年十大召開時，李德生已積累四年北京的歷練。名單里，他順勢從候補委員升為委員、常委，并被推為副主席。看似順風順水，但新的煩惱也來了：同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他被派往沈陽。對調會議剛結束，他向中辦交了一封自述信，請辭常委和副主席，只保留委員職務，理由是“精力有限，難兼數職”。這封信沒有公開，但內部流傳甚廣，被視作一次“知難而退”的舉動。

值得一提的是，李德生并非一味謙讓。對于軍事專業問題，他從不含糊。1974年初，沈陽軍區冬訓，他親上前線檢查實彈打靶，發現火炮射擊數據一度偏差，立即讓炮兵指揮所復盤彈道。一位年輕參謀解釋說“按計算公式不會出錯”，他擺手：“公式正確，但風力沒實測，書本救不了你。”一句話，訓練場鴉雀無聲。之后炮兵重新校風，命中率顯著提高，這段插曲在軍區流傳多年。

進入八十年代，李德生漸漸淡出第一線，卻連續三屆保留政治局委員身份，承擔若干國防科研領導小組的協調工作。有人質疑“名不副實”，也有人說“輕車熟路”。事實是，中央需要一位熟悉軍情又無派系色彩的穩定角色，他恰好合適。回顧他從安徽支左到北京履職，再到東北對調的軌跡，能看到一個明顯的共性：遇到重任先接，再評估能耐，實在不行就主動請辭，避免拖泥帶水。

李德生后來說過一句話：“把事情辦好，比把位子坐穩更重要。”或許正是這種態度，讓他在1969年那場意外的推辭里，既顯得突兀，又讓人覺得順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