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一副部長被判處死刑，毛主席看到名字后大怒：立刻放人重查

52年，一副部長被判處死刑，毛主席看到名字后大怒：立刻放人重查

52年，一副部長被判處死刑，毛主席看到名字后大怒：立刻放人重查

1952年7月的一個悶熱夜晚，中央辦公廳值班室燈火通明，一份厚厚的判決卷宗自武漢急電飛抵北京。卷宗首頁寫著“中南工業部副部長王盛榮，死刑”，落款蓋著最高人民法院湖北分院公章。文件很快被呈到毛主席案頭。主席翻了幾頁，眉頭倏地擰緊，放下筆，抬頭只說了八個字：“立刻放人，重新調查！”

第二天清晨，公安部便電示湖北：立即停止執行，王盛榮原地羈押。值班軍官一時沒反應過來，電話那頭傳來一句重複確認——“主席的指示，務必照辦！”聲音鏗鏘。就這樣，一個幾乎板上釘釘的死刑案戛然而止。

消息在省城悄悄傳開，許多人納悶：此人官位不算高，何德何能讓主席震怒？究竟是無辜還是另有隱情？審判卷宗里寫得清楚：貪污巨額外匯、私放戰略物資、收受巨賄。證據似乎完備，口供亦整齊，可毛主席的判斷卻與之截然相反。

讓時間往回撥二十年。1931年冬，贛南土嶺一個寒夜槍聲驟起，駐地警衛與“剿共”軍激戰。危急中，一個穿粗布棉衣的青年拉響駁殼槍沖進硝煙。他一邊換彈夾一邊大喊：“毛委員在哪？”正是這人，頂著槍林彈雨，把毛澤東從包圍圈里拖了出來。青年名叫王盛榮，時年25歲，方由閩西少先隊負責人調任中革軍委委員。

數月后，中央臨時政府遷瑞金，王盛榮因“支持非常會議意見”被排擠，一紙調令把他塞進“干部團”。表面是培訓機構，實則集中“路線錯誤者”。團里有徐特立、董必武，也有剛剛被架空的毛澤東。山路難行，王盛榮主動背著徐老前行。有人打趣：“你背老徐，他背的是黨。”王盛榮憨笑不言。

紅軍長征途中，他因渡橋晚一步差點被張國燾的爆破隊拋在金沙江南岸。陳賡遠遠看到他赤膊上身追來，高聲提醒：“再慢就炸橋啦！”王盛榮縱身一跳，落在北岸，身后轟隆作響。細碎的經歷最終匯成一個結論——這不是會丟下同志、卷錢潛逃的人。

1933年春，中央上海局經費告急，瑞金決定送去3.5萬美元。前兩名交通員相繼叛逃，錢如石沉大海。第三次，周恩來、鄧穎超挑了王盛榮。鄧穎超把錢塞進油布口袋，壓低聲音反復叮囑：“見到陳云或楊尚昆才能交。”王盛榮點頭，一路化名、換裝、躲崗哨，三個多月后終在法租界把錢交到陳云手里。那年上海租界暗探林立，這趟路沒命大很難活著回來。

抗戰、解放戰爭時期，他轉戰東北，在1946年冬攻克齊齊哈爾。慶功宴上，一名列兵槍支走火，子彈嵌進王盛榮左腿。流膿反復，最后截肢。有人為他抱不平：“打了一輩子仗，倒讓自己人打殘。”他卻擺手：“留著命還能干活。”

新中國成立后，他被任命為中南工業部副部長兼有色金屬管理局局長。1950年，為兌現對蘇聯出口鎢砂換設備的協議，他跑遍湖南、廣西、江西礦山。苦于設備短缺，他盯上香港被國民黨凍結的一批鎢砂，向周總理請示后調來百輛卡車、百桶汽油，把貨搶在美援封鎖之前拉回內地。資源交付，合同兌現，本是一樁功勞，卻在兩年后變成“大案要案”。

湖北省檢察機關的起訴書指稱：王盛榮擅自處置外貿物資，倒賣所得明顯去向不明。審訊時，他只說一句：“每一分賬都在報表里。”可當時中南區財經系統正整頓，部分單據缺失，調查人員索性認定“賬目失蹤即侵吞”。就這樣，審與判幾乎同步完成。

毛主席批示后，中央派出聯合工作組。工作組歷時三個月，把198本賬簿、137張銀行底單一張張對上。結果證明，所謂巨額侵吞實為設備采購差價；所謂私放物資，則是周總理批準的緊急調撥。冤案坐實。當年冬天，湖北高院撤銷死刑判決，改予無罪。王盛榮步出看守所時，兩鬢已霜。

不過風浪并未就此結束。1953年，他被調至中南工程局企業處任副處長，行政級別相當于副處級，算是“帶帽安全著陸”。四年后，毛主席南下視察，在武昌聽取匯報時忽然問道：“你們這兒那位王盛榮同志，現在在哪里？”省領導答：“在冶金廳當顧問。”主席微微頷首：“他這人，靠得住。”語氣平淡，卻透著分量。從此再無人動他的“檔案”。

此后一晃近四十年，王盛榮大多時間待在實驗室、礦區，搞技術改造。1990年代初，老同志赴湖北陽新銅礦考察，工人一見坐輪椅的王盛榮，立即搬來腳凳。有人感慨：“這腿是為中國礦山斷的。”

2006年9月1日，王盛榮在武漢醫院病逝，享年一百歲。治喪會議低調，卻來了不少紅軍老戰友的子女。政治局委員送花圈，老蘇區代表敬軍號。靈堂正中央擺著一張黑白遺像——眉宇間仍是青年時的那股倔勁。

回想1952年的那紙死刑判決，若不是毛主席拍板，歷史或許改寫；若不是賬本一行行對清，一條生命會在法場草草終結。有人說這是“貴人相助”，也有人說“偶然”。但翻閱王盛榮的履歷就會發現，他一次次挺身而出，換來的恰是一份無法動搖的信任。信任來之不易，卻也源自他行事一貫的底線——錢可丟，命可棄，信義不可失。

對于那段舊案，他晚年幾乎不提，有問便笑，“檔案里都寫得清”。旁人追問，他只補一句：“國家機器也得有人來擦拭鏡頭。”八個字，說得輕，卻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