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連續(xù)擔任三屆中央委員，78年被免職回家務農(nóng)，有一個終生遺憾

1969年4月，春雨初霽的北京人民大會堂內(nèi)，九大代表舉手表決的剎那，一個來自冀東山區(qū)的名字被寫進中央委員會名單——王國藩。很多代表只是聽過“窮棒子社”的傳奇，并不認識這位憨厚的農(nóng)民主任，然而伴隨掌聲，他從石階走上政治高地的身影，卻在當日定格在眾人記憶中。

王國藩1919年生于遵化縣長峪山麓西鋪村。窮山旮旯出苦孩子，他十四歲就下地割麥，一天只為換來半升雜糧。1941年，他在八路軍干校門口遞交入黨申請書，從此把命運同黨與土地綁在一起。戰(zhàn)事頻仍，他先是做情報聯(lián)絡，后回村組織減租減息。解放后，冀東翻身戶提到王國藩，總說一句“他那個倔脾氣，專跟窮人較真”。

1952年秋，西鋪村二十三戶貧農(nóng)聚在油燈下議事，“咱們合伙干，不能一輩子窮下去。”推舉王國藩當主任時，沒人想到這小社只是230畝荒薄地，連那頭“三條驢腿”的毛驢都只有四分之三使用權(quán)。當?shù)馗粦艮揶恚骸案F棒子擰繩，也擰不出油花。”這句涼話卻撞上了王國藩的韌勁，他帶著社員進山打柴、挑鹽，冬季也不歇，硬是籌來種子、買回鐵犁。

第二年秋收，合作社畝產(chǎn)比單干戶高出三倍。消息順著冀東土路傳進京城，毛主席批示：“這是國家的好形象。”1953年春節(jié)剛過，主席南下考察途中專程聽取河北互助合作情況匯報，秘書回憶當時他皺著眉連問三句：“究竟是誰帶頭干成的？”名字就這樣被記住。

1957年2月，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大會大廳燈火輝煌。王國藩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你們走在前頭，是共和國的功臣。”主席一邊握手一邊說，王國藩憨厚地點頭，只回了三個字：“聽您的。”那年，他還同周總理面對面聊到夜里，“要不是互助社，咱村沒今天。”這句實話沒有修飾，卻讓總理笑著連連稱好。

進入六十年代末，全國合作化已經(jīng)深入，王國藩憑“窮棒子社”經(jīng)驗屢屢受邀到各地講課。有人勸他調(diào)離山區(qū)進機關(guān)，“北京條件好”。他擺手：“離了莊稼地，我睡不踏實。”于是依舊住在那間土坯舊屋，屋頂常年漏雨，會議代表探訪時直皺眉。他卻說：“滴水聲，能提醒我別忘本。”

1969年、1973年和1977年，王國藩連續(xù)三次當選中央委員。身份變化沒有讓他遠離農(nóng)事，他仍每年回村指導播種，“中央委員也得懂墑情。”一句半玩笑的話，道出他骨子里的農(nóng)民味。那幾年，西鋪村的梯田修到半山腰，蓄水池在寒冬里也冒著熱氣，靠的正是他跑部委爭來的水工指標。

1978年春，組織宣布調(diào)整干部，王國藩的名字被列入免職名單。文件下達到西鋪，鄉(xiāng)鄰圍在他門口，七嘴八舌問原因。他只淡淡一句：“國家有安排，我就回家種地。”當天傍晚，他挑著鐵鍬去地里量壟，一切仿佛從未改變。有人悄聲問：“后悔嗎？”他把草帽往下一壓：“能干活就不算掉隊。”

然而，心里并非毫無波瀾。王國藩最大的遺憾，不在個人仕途，而在西鋪村那條尚未完工的山間公路。原計劃1979年竣工，可他的免職讓項目擱淺，車輛依舊無法直達村口。晚年談起此事，他常嘆：“路修不通，咱社員賣糧還得靠肩挑。”那種深深的自責，才是他的“終生遺憾”。

重返農(nóng)田后，他仍按慣例五點起床，白天忙活耕作，夜里給鄉(xiāng)親講怎樣防治銹病。有時縣里干部來請他出席座談，他推說缺勞力。其實他怕的是拖延大家的工時，“莊稼不等人”，一句土話道盡心思。1995年，迫于危房鑒定，他才讓孩子翻建老屋，屋里仍是一張木桌、兩條長凳，墻角掛著發(fā)黃的“勞動模范”獎章。

2005年7月30日，王國藩病逝。彌留前，他握著兒子的手，低聲囑咐：“把那條路修通。”簡單十個字，沒有豪言壯語，卻壓得人鼻子發(fā)酸。2011年冬，西鋪村老黨員整理照片，提起他的名字，仍有人紅了眼圈：“清清白白的干部，不多了。”

農(nóng)民出身，位至中央，又回歸黃土，王國藩的軌跡看似跌宕，其實始終圍著土地打轉(zhuǎn)。他留下的，不只有榜樣光環(huán)，更有“窮棒子也能翻身”的底氣。若說終生遺憾，未竟的那段山路確是疼點，但于他而言，腳下土地永遠重要過頭頂榮耀，這一點，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