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鼓論津 | 河海津潤“海津鎮”

作為津派文化的重要形態之一，河海文化為人們津津樂道，從1404年12月23日建衛筑城，到延續500余年的三岔河口萬艘風帆，仿佛河海文化的重要起點就始于明永樂初年，實際上早在建衛筑城前，元朝海津鎮的設置，才是河海文化真正的發端。

漕運咽喉“海津鎮”

海津鎮是天津城區歷史上設立的第一個行政機構（金朝設立的直沽寨為軍事管理性質機構），在此之前，天津城區分屬武清、靜海等縣所轄，地域冠以直沽之名，元延祐三年（1316）正月，元朝政府下令改直沽為海津鎮，且作為重要事件載入《元史》“仁宗本紀”，可以說海津鎮的設置開啟了天津城市發展的新篇章，標志著天津城市建設開始了里程碑式的起步。

滄海桑田，海津鎮機構的具體位置雖湮沒難考，但位于今河東區大直沽區域當是不爭之實，典型的就是“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衛”俗語，該俗語成于明清，實際上表達了其所處的地理方位，套用這句俗語就是“先有大直沽，后設海津鎮”，畢竟海津鎮的設立不是突兀出現，而是經歷了一個醞釀過程。

元朝定都北京，地處河海交匯的天津是南漕北運的必經之地，“漕運糧儲及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直沽達通惠河”。從1283年到1333年的50年間，經天津運抵北京的漕糧，由最初的每年4萬多石達到了每年300萬石以上，所以元朝政府對天津之地極為重視，不但修建了直沽廣通倉、軍糧城等糧倉，而且還專設了接運廳和臨清運糧萬戶府等機構，以保障這一運輸咽喉的通暢與安全，因此也才有了海津鎮的設置。

元朝漕運，河海并用，河海文化也因此而興，行走路線為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入海，東行經東海、黃海至山東煙臺沙門島（今長島），然后沿黃海北行入渤海，順海河抵達直沽碼頭，“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這條路線不但用時短，而且運費低，“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所以有元一代，天津的河海要道就成為元朝政府極為重要的生命線。

也正因為此，在設置海津鎮后的第二個月，又專門調集在海口屯田的1000名軍兵，歸臨清運糧萬戶府管轄，負責保護轉運漕糧。之后又多次充實加強管理力量，如元至正九年（1349）四月，“立鎮撫司于直沽海津鎮”，負責安撫地方、維護治安。至正十五年（1355）四月，增加直沽樞密分院的管理官員，“直沽分院添設副樞一員、都事一員”。同時隨著海津鎮的設置，作為軍事設施的鼓樓也隨之興建，“天津當海津鎮時，鼓樓實供軍事上瞭望之用，上懸大鐘，有事時可以鳴鐘聚眾”。

有了海津鎮，也才有了人口的聚集，“天津在稱海津鎮之先，居民只有七姓”。現在隨著官員、軍兵、商人、漁民等人的涌入聚集，生活氛圍日趨濃厚，且這些人員來自全國各地，面對河海交匯的自然環境，其在保留部分原生文化因素并彼此相互交流共生的同時，肯定又結合天津的氣候、水土和生態，凝聚成了新的文化形態，從而為河海文化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基礎。

食鹽重地“大直沽”

大直沽之名始于元朝建國之前的蒙古時期，“太宗丙申年（1236）初，于白陵港、三汊沽、大直沽等處置司，設熬煎辦，每引有工本錢”。清初學者顧祖禹在《讀史文輿紀要》中亦載，“小直沽受群川之委流，大直沽又在其東南，地勢平衍，群流漲溢，茫無涯涘，故有大直沽之稱。”

如果說海津鎮是一行政建制機構，那大直沽就是由來已久的鄉土地域稱謂，而海津鎮就建在大直沽地域上，且相關行政機構也多設立于此，如“臨清運糧萬戶府”“大直沽司”等皆是佐證。之所以把一些機構設置于此，系“大直沽碼頭的水深與泊岸條件優于三岔口，因此朝廷為管理漕運而設的接運廳、臨清萬戶府均在大直沽。”此外還開設了“大直沽渡”津渡，以方便海河兩岸行人和商品往來。

除了為漕運的咽喉要地，食鹽的出現當是設置海津鎮的另一重要因素。自春秋以來，鹽一直是國家的專賣商品，任何王朝都采取“正鹽策”之法，以保障稅收來源，“鹽之為用，切于民生，故設官以掌之，使其足于國，周于民，平其法而息其爭，用意至深遠也”。元朝政府同樣對鹽務極為重視，蒙古太宗六年（1234）天津三岔沽一帶鹽鹵涌出，于是在特許舊戶高松、謝實等18人設灶煮鹽的同時，又專門設立了“三岔沽司”和“大直沽司”，對直沽鹽場進行管理。

隨著鹽業資源的開發，前來申請熬鹽者越來越多，史書謂“招徠者日益眾”“其人多煮海”“鹽蝸山積”，成為北方鹽業之要津，由此經營鹽業的商人也紛來沓至，“河路通使，商販幢幢往來。”一時間大直沽地區人煙鼎沸，氣息濃濃，原本荒蕪的海河兩岸，因鹽業資源而成一市鎮。船工、軍兵、纖夫、漁戶以及行商坐賈諸色人等云集，在促進商業和貿易發展的同時，一些新興業態也被催生而出，如名為“白干燒酒”的大直沽高粱酒就是在元朝中期開始釀造，“燒酒、古廟、臺子高”的俗語真實寫照了釀酒業在這一地區的發展盛況。

如果說河海漕運僅是流動的人口往來，那鹽業資源的出現則使人們的定居或半定居成為常態，這些人中許多來自南方，如天妃宮的兩位主持就來自吳越，被稱為吳僧智本、吳僧嗣慶福，從而使得天津地區同南方地區的聯系更加緊密，“兵民雜居久，一半解吳歌”就是對當時人口結構的生動描述，“天津螃蟹鎮江酒”更是對該狀況的具象化表述。有了人的聚居，自然也就為城市雛形之發端夯實了根基，所以已故著名學者侯仁之先生便言：“今日探討天津聚落之起源，當自直沽始。直沽以前，史無確征，概從略焉。”

漁鹽之利，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口以大直沽為中心聚居，無論是漕運兵丁、行船商人還是出海漁民，都對河海航行有著一定的恐懼心理，“蓋商舶糧艘，往來驚濤駭浪之中”，很希望能夠獲得心靈上的慰藉，于是在大直沽修建天妃宮（時稱天妃祠）也就成為必然。雖具體修建時間待考，但《河東大直沽天妃宮舊碑》中載“泰定間弗戒于火”之語，說明了該宮的歷史，元泰定帝于1323年至1328年在位，其前任帝王元英宗曾在至治元年（1321）五月和三年（1323）二月，在漕糧到達直沽后，遣使祀海神天妃。元泰定三年（1325）八月，又在三岔河口另建一宮宇，史載“作天妃宮于海津鎮”，比天津衛城的修建早了77年。

文化之源“海津鎮”

從荒蕪人煙的鹽堿灘涂，到人煙鼎沸的海津鎮，是河海之利孕育的河海文明，造就了海津鎮的誕生，而海津鎮又進一步豐富了河海文化、工商文化與民俗文化的內涵。

海津鎮的存在時間不過50余年，但其卻是天津城市之根、津派文化之源，天津的發展由此起步，因此對津派文化的研究也就繞不開“海津鎮”。千載悠悠水，流淌古與今，河海之濱歷來多是文明的搖籃，臨河而建的“海津鎮”，不僅接納了來自南方地區的糧米絲綢，而且還吸納了敢于拼搏、奮發進取的精神氣質，這些均浸入居于此的天津人民的骨子里，造就了天津“海納百川、開放包容、務實創新、奮發向上”的城市品格。

我們經常說海洋是人類共同的生命，河流是人們共通的語言，“二水赴滄海，客行殊未休。長堤連古戍，歸棹起輕鷗”。如果說元代詩人袁桷的這首《直沽口》生動描述了當時天津美麗的河海風光的話，那同時代人張翥的“曉日三叉口，連檣集萬艘。普天均雨露，大海靜波濤”，則描述了南漕北運集中于津門的繁華。“河海要沖、南北孔道，地當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車”的獨特區位，當是成就河海文化的重要原因。

作為城市生長的動力源泉，工商文化是津派文化的又一重要形態，因海津鎮的設立，工商文化由此起源，人們聚居于此生產交易，“萬灶沿河而居”描述的是煮鹽業的興盛，“直沽素無嘉醞”表明了釀酒業的狀況，產業的興盛大大提升了市場活躍度。但在經營理念上，南北地域卻存在諸多差異，而海津鎮，恰恰是南北人員聚集互易之地，“一日糧船到直沽，吳罌越布滿街衢”的現實就使得彼此之間不得不互相適應，工商理念不得不互相吸取，從而使其形成了有別于其他地區的工商文化。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作出的決議中，提出了“深入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我們在研究天津城市發展、津派文化傳承過程中，應全面把握“海津鎮”的歷史，將其植于天津歷史發展進程中，將之與津派文化的主要形態結合起來，從而在滋養天津特有文化氣質的同時，更進一步豐富和拓寬津派文化的研究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