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訪華剛回國，就通告全球，與高市共進晚餐，3億大單白簽？

李在明訪華結束剛回國，韓國方面就通告全球，宣布李在明將在13號訪問日本，并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舉行峰會以及共進晚餐。李在明這么急著籌備訪日，這背后說明了什么？應該說，這是李在明政府在其“務實外交”框架下平衡大國關系、對沖外部風險、夯實韓國戰略自主空間的系統性操作。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在戰略定位上，拒絕單一陣營綁定，追求“雙軌穩定”。李在明政府明確摒棄尹錫悅時期“親美疏華”的對抗性路線，轉而以“國家利益優先”為核心，訪華旨在全面恢復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鎖定經濟合作與人文交流的務實成果。而籌備訪日則是延續“穿梭外交”模式，在歷史問題上堅守底線的同時，推進韓日在半導體供應鏈、AI、氫能等領域的技術協作。主要還是想通過與中日兩大鄰國的同步互動，降低對單一外部力量的依賴，擴大外交回旋余地。

其二，在利益訴求上，經濟優先與安全兜底并行，規避“選邊站隊的代價”。這次訪華，李在明率超200家企業代表團，簽署十余份政府間備忘錄與九項企業合作協議，主要是為了對沖全球經濟波動與供應鏈重組風險，鞏固韓國在華市場份額并挖掘新合作機遇。而籌備訪日，一方面是為了推進韓日在半導體材料、新能源等關鍵產業鏈的互補合作，應對中美供應鏈博弈帶來的擠壓；另一方面，也是在美日韓三邊框架下，通過與日本的直接溝通，平衡半島安全議題上的立場，避免因韓美同盟的強綁定而激化對華、對朝矛盾，同時向韓國國內展示政府在安全與經濟上的雙重成果，緩解政治壓力。

其三，在地區博弈上，主動塑造東北亞秩序，弱化外部干預影響。李在明的密集外交動作，實則是韓國試圖從“被動跟隨者”轉向“主動協調者”的嘗試。訪華期間，中韓就半島問題達成“對話協商”的共識，籌備訪日則可推動韓日在半島安全、黃海海域管控等議題上的溝通，減少地區熱點問題的誤判風險。這種同步互動，既向美國傳遞 “韓國不會盲目追隨陣營對抗”的信號，也通過中韓、韓日的雙邊渠道，為東北亞局勢注入“務實緩沖”，避免地區矛盾被外部勢力工具化。

至于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國內政治的現實約束。韓國國內政治極化明顯，李在明政府面臨反對黨對“對華軟弱”“對日妥協”的雙重批評，訪華成果可向國內展示經濟收益，緩解“親華”的輿論壓力；籌備訪日則能通過與日本的合作成果，回應“安全保障不足”的質疑。二是外部環境的復雜挑戰。美國推行“印太戰略”過程中，持續強化美日韓軍事合作，試圖將韓國納入其對華遏制框架，但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 政策也讓韓國面臨貿易壁壘、防務費用分攤等壓力。訪華是為了避免中韓關系因美日韓合作而惡化，籌備訪日則是為了在美日韓框架內爭取更多自主空間。

不過，話又說回來，當前由于高市早苗的錯誤涉臺言論以及日本政府謀求“軍事正常化”的激進動向，中日關系降至冰點。而李在明在訪華期間，中韓雙方簽署了24項出口合同，總價值達3億人民幣，并且兩國企業還簽署了32份諒解備忘錄，進一步促進雙邊友好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李在明急著籌備訪日，是否會對中韓經濟合作造成影響？這3億大單會不會白簽了呢？應該說，這種可能性比較小。

一來，這3 億級大單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消費品、IP 文創等市場化領域，由企業基于成本、技術、市場需求自主決策，受政府間分歧的傳導性較弱。二來，中韓雙方已經建立經貿合作對話機制與產業園合作備忘錄，為企業合作提供制度保障，降低了外交波動對商業履約的干擾。三來，中國是韓國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韓國也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國，這種深度互嵌的經貿關系決定了韓國企業不會因李在明訪日而放棄在華市場份額。另外，李在明訪華期間明確強調“韓中關系是彼此真正需要的關系”，愿通過對話管控分歧，這一表態為商業合作營造了穩定預期，與訪日安排形成了“政治平衡、經濟并行” 的格局，并不是什么“選邊站隊”的替代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