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中美戰爭風險小，但真正較量在這個新戰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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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我們正站在一個風云激蕩的歷史岔路口。未來十年，世界將去往何方？大國博弈將如何重塑我們熟悉的國際秩序？中國又該如何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找準航向？

國際關系理論家、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在重磅新作《歷史的拐點》中，以深邃的戰略眼光和科學的預測方法，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清晰而震撼的2025-2035年世界圖景。到2035年，一個以中美兩極格局為核心、競爭與管控并存的新常態將基本定型。

書中預測，中美兩極格局不可逆轉，但競爭方式會更趨務實；國際秩序呈現持續動蕩和混亂，新秩序尚未成型；未來十年對大國來說是戰略關鍵期，中國能否抓住機遇，將決定其在2035年的全球地位。

中美戰略競爭將可能非常激烈，但可能已經形成較有效的競爭管控機制，沒有發生直接戰爭的危險。美國將失去在大國戰略關系上對中國的明顯優勢。中國與巴西和俄羅斯的戰略關系將好于美國與這兩國的關系。德國和法國在中美競爭中采取相對中立的對沖戰略。印度、日本和英國與美國的戰略關系將好于與中國的戰略關系，但參與美國遏制中國的主動性下降。屆時美國將可能失去國際主導地位。

閻學通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際關系理論家、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文自《歷史的拐點》一閻學通。

中美戰略平衡及對抗

即使特朗普之后的美國政府調整特朗普的單邊主義戰略，美國對中國在全球戰略競爭中的優勢也可能無法恢復到2022年的水平，即俄烏沖突給美國帶來的戰略優勢。中美戰略競爭關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結束后可能依舊激烈，但中美有可能建立起新的競爭管理機制，從而形成長期穩定且無戰爭的競爭態勢。

2035年，美國的國際戰略信譽將不如中國。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僅將削弱其他大國對他這屆政府的信任，而且削弱其他大國今后十年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如果特朗普改變美國的政治規則，設法在本屆之后繼續執政，其他大國將不得不防范他的反復無常，可能向中國偏移，采取更為明確的對沖戰略。即使他按期結束本屆任期，美國新領導人或許可以減少其他大國的猜疑，但也將難以恢復美國在拜登時期的戰略信譽。

拜登時期，美國盟友和戰略伙伴認為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是個例外，認為特朗普之后美國就會變得可靠。特朗普再次當選使這些國家意識到，今后十年，特朗普這種類型的政治人物在美國掌權不再是小概率事件。美國政治制度并無杜絕此類領導人的功能。如果這類領導人反復出現，意味著美國對外政策將不可能保持連續性。更換領導人就可能導致對外政策發生180度改變。

到2035年，無論哪個黨派的政治人物在美國執政，美國的盟友和戰略伙伴都可能無法相信美國對外政策的連貫性可以超過四年。相比之下，無論與中國關系如何，所有國家都能看到中國對外政策的連貫性強于美國，與中國合作的持續性和可靠性都強于與美國合作。

2035年，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有可能與美國不相上下。“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外交理念可能仍對美國決策者有影響。“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對外政策是以民粹主義思想為基礎的。雖然民粹主義思潮到2035年可能開始進入衰落階段，但其形成的慣性思維仍可能影響美國決策圈子中的一些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國與中國的實力地位差距很可能縮小，這可能使其后的美國政府更加不愿承擔國際責任，有可能繼續單邊主義的外交原則。

到2035年，無論是共和黨執政還是民主黨執政，美國決策者繼續采取“去全球化”戰略的可能性將大于恢復全球化的對外戰略。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了“去全球化”的政策，拜登執政后美國政府官方文件逐漸淡化“全球化”這個詞的使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將再強化“去全球化”政策四年，這可能導致其后的美國政府很難恢復全球化這一戰略原則。

與美國相反，中國決策者們認為中國的崛起受益于經濟全球化，因此今后十年，中國政府可能繼續將推動經濟全球化作為外交原則。7如果中國再堅持經濟全球化十年，美國再堅持“去全球化”十年，到2035年時，其他大國都可能采取經濟上與中國合作的策略，以搭上中國數字經濟快速增長的便車。它們與中國的貿易規模有可能超過與美國的貿易規模。

2035年，美國的國際政治吸引力可能不再比中國有明顯的優勢。相互模仿對方的戰略是大國競爭中的常見現象，因為人們通常認為模仿對方的成功方法可以使自己獲得同樣的成果。例如，面對中國不斷縮小與美國在數字技術方面的差距，拜登政府模仿了中國新型舉國體制下的科研策略，即政府扶持和市場激勵相結合的策略。美國政府出臺政策扶持美國科技創新企業，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對芯片產業給予政策性補貼。特朗普第二次執政后，美國政府在一些社會治理領域，也開始模仿中國。

依據大國相互效仿的規律，今后十年，中國與美國的綜合國力差距縮小得越多，美國決策者就會越多地模仿中國政府的做法。2035年，中美兩國政府的對內政策的相似性可能大于現在，有人稱其為“同質性發展”。與中國相比，美國的國際政治吸引力可能不再有明顯優勢。

2035年，美國的軍事合作伙伴可能仍多于中國，但它們與美國合作的緊密度將可能比2024年松散，可能只有個別國家會主動配合美國對中國進行軍事遏制。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美國的軍事盟友因中國沒有譴責俄羅斯而主動配合美國遏制中國。

到2035年，即使俄烏沖突未能正式結束，也可能只處于小規模沖突狀態。屆時，美國的軍事盟友可能因戰爭拖延時間太長而疲倦，從而調整其整體對外政策，更加注重與中國的經濟合作關系。2035年，中國從美國盟友進口商品和服務的規模有可能遠大于現在。出于經濟利益考慮，這些國家可能更少介入中美在東亞地區的戰略沖突。2035年，中國仍可能繼續堅持不結盟原則，缺乏戰略盟友的中國在國際安全事務上的影響力可能仍小于美國。

中美戰略競爭激烈但戰爭風險小

2035年，中美軍備競賽可能較為激烈，但雙方之間仍可能保持沒有戰爭的狀態。今后十年，中美軍事裝備在規模和質量上的差距都可能進一步縮小，相互威懾效果增強，從而有可能增強雙方防止戰爭發生的謹慎心理。

理論上，競爭對手之間的軍事實力越接近，雙方提高自己軍事優勢的欲望就越強烈，越可能導致雙方軍備競賽更加激烈。武器智能化是數字時代的基本趨勢，隨著軍事裝備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必然產生新的軍事改革需求。

2035年，中美軍備競賽將可能不僅聚焦于軍事裝備智能化水平的升級換代，而且還可能包括重大的軍隊組織架構改革。軍備競賽越激烈，雙方對發生戰爭的擔心越大，以至于雙方可能將防止發生直接戰爭和防止戰爭升級作為軍事對話的核心。不過，那時軍事對話可能限于高層，雙方仍缺乏多層次的軍事交流。

2035年，中美在網絡空間的激烈競爭可能成為常態，隨之形成一些管理網絡空間競爭的雙邊規范。目前約束網絡空間行為的國際規范較少。今后十年，中美在網絡空間的戰略競爭將越發激烈，有可能超越雙方在自然空間的競爭。為了防止網絡攻擊升級為自然空間的軍事沖突，到2035年，中美可能已有一些管理網絡空間競爭的規范。雙方有可能在競爭網絡空間主導權的同時，共同防止競爭失控導致全人類災難。

如今AI正向AGI（通用人工智能）發展，而AGI違背人類意志導致全人類災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研究人員認為，AGI的負面影響包括濫用、失調、失誤和結構性風險。9AGI風險導致的災難后果可能不亞于核冬天。

2035年，就AI和AGI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包括在網絡空間和自然空間的應用，中美有可能達成國際規范。中美數字技術水平可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兩國有可能采取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策略制定網絡規范和AI及AGI規范，即以雙邊談判的結果作為藍本推向全球，爭取多邊支持。這可能類似美蘇當年推出核不擴散規范的路徑。

2035年，中美戰略競爭策略的相似性可能較高，雙方都注重防范發生直接戰爭。實力差距越大的競爭者，采取的競爭策略差別越大。強者傾向于快速取勝的戰略，弱者偏向于持久戰，以弱勝強；而實力相當的競爭者，則傾向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2018年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中國采取了等比例反制措施。而在2025年，特朗普再次對華發動貿易戰，他沒想到中國這次采取了堅決的對等反制措施。

2035年，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差距有可能遠小于現在，兩國競爭戰略的相似性有可能增強。競爭戰略的相似性意味著，雙方對同一戰略所要實現的目標、對該戰略的原理及具體策略的理解，是有共同認知的。雙方因誤解對方戰略意圖而導致直接戰爭的風險可能較低。

從歷史經驗上看，美蘇戰略競爭導致戰爭的風險在冷戰前期高于后期，前期雙方都擔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后期雙方就不那么擔心了。事實上，美蘇戰略競爭導致戰爭的風險在雙方戰略實力相對均衡后的確遠小于之前。這并不是說，2035年的中美戰略競爭會變得緩和，而是說中美戰略競爭激烈程度高但確定性較強，可預測性較強，升級為戰爭的危險較小。

到2035年，中美雙方可能都不再宣稱意識形態分歧為戰略競爭理由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美意識形態沖突嚴重的時期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60年代、90年代初和2015—2024年四個時期。這表明，在意識形態分歧不變的條件下，中美可以進行意識形態對抗，也可以無視這種分歧。二戰結束以來的大國競爭經驗表明，意識形態分歧并不會自動導致意識形態對抗，形成對抗的關鍵在于決策者是否利用意識形態分歧進行對抗。

到2035年，實用主義對中美兩國決策者的影響可能大于政治意識形態，他們可能偏好以低成本實現較大的國家利益，而不愿為意識形態理念付出巨大的國家資源。中美戰略競爭的現實主義色彩更強，意識形態性更弱。

2035年，中美經濟競爭的態勢有可能類似于2024年，比2025年理性。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采取的黑社會式的訛詐策略，有導致中美經濟競爭升級為軍事沖突的風險。他敢于采取這種危險手段的基礎是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差距仍較大。2035年時，中美綜合國力差距，特別是軍事裝備水平上的差距有可能大幅縮小，此時的美國政府將可能不敢采取特朗普這種危險的競爭政策，回到管控式的經濟競爭軌道，這便可能使中美經濟競爭升級為軍事沖突的風險下降。中美競爭是綜合性的，無法做到政經分離，但防止經濟沖突升級為軍事沖突是可能的。

在中美之間戰略選邊

今后十年，絕大多數國家將可能長期面臨在中美之間選邊的問題。到2035年，依據具體問題在中美之間選邊將可能成為一種常態化的國際現象。但是，從總體戰略關系上講，巴西和俄羅斯將可能是中國的戰略伙伴，法國和德國則可能采取相對中立的對沖戰略，印度、日本和英國可能選擇偏向美國的對沖戰略。

·巴西

2035年，巴西政府將可能堅定地選邊中國，而不在中美之間對沖，這可能使那時的中巴合作比2024年更堅實可靠。中巴地理距離很遠，雙邊沒有戰略矛盾，且雙方都有應對美國霸權的戰略壓力，當下的戰略合作有可能持續到2035年。到2035年，巴西面臨的最大網絡安全威脅將很可能來自美國，在網絡安全保護和數字經濟發展兩方面，巴西都需要中國的技術支持，因此很可能選擇中國的技術標準體系。巴西與中國的經濟和技術合作將可能遠大于巴西與美國的合作。

中巴兩國在網絡空間的合作還能促使雙方在多邊國際事務上發展出更多的合作。2035年，金磚國家成員經濟規模在全球的占比將可能大于2024年，巴西可能會更加重視與中國在金磚國家機制內的合作。到2035年時，巴西很可能是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大國中最堅定的支持者。與此同時，中國有可能成為巴西最重要的戰略伙伴。

巴西與美國的戰略關系在2035年將可能比2024年還差。無論美國哪個政黨執政，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衰落都可能促使美國的決策者們在2035年采取收縮戰略。美國從全球向美洲大陸收縮，有可能加劇與巴西在拉丁美洲的戰略矛盾。美國要提高對南美洲的主導權，則必然擠壓巴西的地區主導地位。美國對巴西的網絡安全威脅將可能進一步升級，網絡安全不僅事關國家安全，且直接關系到執政者的政權安全。巴西政府長期警惕美國干涉巴西內政。2035年，巴西與美國的敵對程度可能大于2024年。

·俄羅斯

2035年，俄羅斯將可能站在中國一邊，但與美國的戰略對立程度可能弱于2024年。吸取俄烏沖突的經驗教訓，俄羅斯政府可能在卷入戰爭方面趨于謹慎，將國家戰略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在數字經濟成為世界財富最主要來源的時代，俄羅斯政府需要借助國際力量改善其數字經濟遠遠落后的狀況。

然而，由于俄烏沖突，到2035年，俄羅斯可能還難以與美國、德國和日本進行實質性的技術合作。俄羅斯雖然也會擔心過度依賴中國的數字技術，但沒有比與中國進行技術合作更受益的選擇了。為了加快財富增長速度和提高網絡安全能力，俄羅斯可能將中國作為其最主要的戰略合作伙伴。

俄羅斯與美國的戰略關系在2035年將可能是相互防范，而非戰略競爭或對抗。到2035年，俄羅斯與美國的綜合國力差距將進一步擴大，其綜合國力中的強項軍事實力，與美國相比可能已非同一等級。這意味著俄羅斯沒有與美國競爭的實力基礎，美國可能更加不注重與俄羅斯的戰略關系。吸取俄烏沖突的經驗，俄羅斯需要著力推動數字技術的進步，而美國則不愿看到俄羅斯提高軍事裝備的智能化水平，可能會繼續遏制俄羅斯的技術進步。

2035年，俄羅斯和美國可能都既無發展戰略合作的意愿，也無進一步惡化雙邊關系的動力，雙方在戰略上可能是相互防范而非全面對抗。由于彼時雙邊關系不是零和性的戰略競爭，且俄烏沖突影響下降，因此雙方戰略對抗的程度將可能低于2024年。

·日本

日本與中國的戰略關系在2035年將可能仍不如其與美國的戰略關系，但日本可能采取更加平衡的“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對沖戰略。由于軍事安全利益優先于經濟利益，日本與美國的戰略關系可能仍遠比其與中國的關系緊密。

在軍事合作上，日本與美國的緊密程度那時將有可能超過法國和德國與美國的合作程度。由于高度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護，日本將可能在中美數字技術競爭中選擇美國的技術標準。技術標準與經濟交易緊密相關，相同的數字技術標準意味著，日美數字經濟的交易量將可能大于中日數字經濟的交易量。

日本在網絡安全和數字經濟兩方面可能都嚴重依賴美國，倒向美國仍可能是日本的基本國策。不過，為了防范美國政府換屆可能導致的突然變化，日本參與美國遏制中國的主動性將可能低于2024年。

雖然2035年的日美戰略關系仍是以合作為主，但其可靠性將可能低于2024年。到2035年，日本的經濟規模不僅與中國進一步拉大差距，而且可能小于印度。這意味著，日本對美國的經濟重要性下降，日美經濟關系在不對稱的程度上向美國傾斜得越多，美國對日本的態度就越不平等，越將日本視為一個不重要的追隨者。這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日本大眾對美國的觀感，甚至產生反感情緒。

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從對抗轉向戰略合作，此事被日本外交界視為美國繞過日本的“越頂外交”，且對日本造成了長期的政治陰影。2035年時，日本對中美的對沖戰略將比2024年更加向中間靠攏，更平衡地處理對華和對美關系。

《歷史的拐點》

【作者】閻學通

【書號】978-7-5217-8269-1

【出版時間】2025年12月

【內容簡介】

本書以2025年美國的特朗普開啟第二個總統任期為起點，直面逆全球化加速與國際秩序劇烈動蕩的現實，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未來十年（2025—2035），國際政治將如何演變，中國應如何應對？

作者提出四大分析維度：其一，區分近期（2025—2028）與遠期（2029—2035），描繪大國實力、大國關系與國際秩序的階段性變化；其二，聚焦領導者這一關鍵變量，揭示民粹主義決策偏好如何重塑全球秩序；其三，探討數字時代網絡空間與地緣政治的疊加效應；其四，從中國視角出發，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開放戰略的現實意義。

本書預測，到2035年：中美兩極格局不可逆轉，但競爭方式會更趨務實；國際秩序呈現持續動蕩和混亂，新秩序尚未成形；未來十年對大國來說是戰略關鍵期，中國能否抓住機遇，將決定其在2035年的全球地位。作者主張，基于以上預測，中國應逆勢推動全球化繼續發展，吸納創新資源，拓展全球市場，對沖民粹風險，以開放贏得崛起。

這是一部以道義現實主義為理論支點的未來國際政治預言之書，為理解未來十年的大國競爭、秩序重塑與中國機遇提供系統、可檢驗的戰略分析。

【作者簡介】

閻學通，國際關系理論家，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名譽院長。2008年被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評選為全球百大知識分子之一，2011年出版英文著作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古代中國思想與當代中國力量》）并創建道義現實主義理論，2014年至2017年為國際學術出版巨頭愛斯唯爾發布的高被引中國學者中唯一的政治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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