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女兒在武漢祭奠父親，毛主席急電李先念：應安排她繼承父志

1951年初冬的北京，西北風掠過中南海，紅墻靜默。就在這片枯葉翻飛的景象里，一封由武漢加急發出的電報遞到總理辦公廳，寥寥數語，卻讓毛澤東放下了手中的文件。落款是李先念，內容說到：夏明翰烈士的女兒，在武漢漢口余記里給父親掃墓，人已找到，請指示安置。毛澤東拿起筆，只寫了十幾個字——“將赤云送北京農大學習，不可怠慢”。隨后又批注了一句，“此乃后來人”。

消息沿電報線傳回武漢。當年3月20日槍聲驟響的刑場，如今只剩青磚灰瓦，可那首“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依舊在老工人們心里震蕩。夏明翰犧牲時年僅28歲，他來不及給女兒留下更多，只留下一句“赤云”作為期望。二十四年后的清明，已改名“鄭憶蕓”的女兒，在母親鄭家鈞攙扶下，第一次站在父親的墓前。母親念了一首自學白話多年才寫出的祭詩：“赤膽紅心交給黨，畢生精力獻人民……”聲音發顫，卻字字鏗鏘。

烈士后人的出現，引來不少老同志。中南軍政委員會大院里，李先念拍著夏蕓的肩，只一句“你父親的血沒有白流”，便替她籌劃起學業與生活。那年，夏蕓從武漢大學退學不過半年，學費已壓得她喘不過氣。北京農業大學執行“烈屬供給制”，免食宿、發津貼，正適合她繼續求學。短短數天，車票、介紹信一應俱全，一紙批示把這位22歲的女孩推向北上的列車。

把目光拉回更早的年代，1900年出生的夏明翰原是書香世家，外祖父陳嘉言、祖父夏時濟同為清末進士。家學淵源本該讓他循規蹈矩，偏偏父母贊同新學思潮，給了他敢于叛逆的底氣。辛亥革命后，父親夏紹范病逝，剛上中學的他已在校園里組織罷課，燒日貨，惹得老爺子怒斥“要沉塘”。若非母親陳云鳳機警解圍，這位未來的烈士差點英年早逝于家法之下。

1920年秋，長沙城南的清水塘畔燈影搖曳。何叔衡引薦，他與毛澤東促膝長談，決定投身共產主義。他豪爽，做事快，常被同志們稱作“夏火線”。1926年，毛澤東在武昌寫信，請他來主持湖北農運。他風塵仆仆，掖著一沓傳單奔走村鎮，半年內辦農協千余個。也是那一年，毛澤東與楊開慧為他和青年女工鄭家鈞作媒。洞房就在岳麓山腳的一排青瓦房，喜燭未冷，他已又踏上征程。

1927年秋，女兒呱呱墜地，夏明翰給她取名“赤云”。他說，紅旗要插到云端，孩子也要頂天立地。毛澤東聽后笑著連說三個“好”。可好景短暫，次年初春，武漢白色恐怖加劇。叛徒宋若林出賣，夏明翰落入敵手。1928年3月20日清晨，漢口余記里傳來三聲槍響。臨刑前，他在草紙上寫下四句絕命詩，交給行刑者。詩傳遍南北，成為鼓舞無數人的火種。

家屬自此分崩離散。陳云鳳輾轉湘鄂川募捐抗戰，拒絕國民黨的津貼，77歲病逝時仍用舊棉襖。夏家四烈士，幾乎“滿門奔赴黃泉”，只剩尚在舉步學步的夏赤云。為躲追捕，母女隱姓埋名，姓鄭不姓夏。抗戰期間，她們靠給人縫補衣物度日，偶爾收到來自秘密交通員的慰問款，全數被鄭家鈞用來接濟難童。有人勸她留下幾塊錢防身，她擺擺手，“夏家人，不欠賬”。

1949年新中國成立，組織上多方打聽，才確定赤云下落。夏蕓進入武漢大學，卻因經濟拮據準備退學。就在此時，那個電報讓她的人生再度轉向。北京農業大學里的課堂燈光明亮，操場上實驗田一片新綠。夏蕓埋頭學習植物保護，老師們只知道她是“南方來的一位認真姑娘”。畢業后，她自愿去江西山區，背著植保藥箱在稻田里跑了一輩子。有人問她為何低調，她擺手輕聲說：“父親已做得足夠轟烈，子女只需把事做對。”

有意思的是，夏蕓從不夸耀身世。退休聚會上，年輕同事翻到她珍藏的照片，才知道這位白發婆婆是就義詩中的“后來人”。當年拍成黑白舊照的墓碑，如今已被細心修葺。每到清明，仍有從北京飛來的信箋擺在碑前，上款寫著“老戰友敬”，落款常常只有一個“李”字，那是李先念后人遵照家訓保留下來的習慣。

時間線回到最初的電報。毛澤東在批示后交代秘書，“烈士血未干，讓孩子有書讀，比任何獎章都重要。”這是唯一一句被完整記錄下來的話，如今鐫刻在北京農業大學校史館一面小小的銅牌上。赤云——夏蕓——鄭憶蕓，幾個名字，連起橫跨半個世紀的堅持。父親在刑場呼喊“還有后來人”，女兒用一生的默默耕耘回應。稻穗抽芽，終究不負那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