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白求恩臨終前，向聶榮臻提出要求：請給我的離婚妻子撥一筆錢

39年白求恩臨終前，向聶榮臻提出要求：請給我的離婚妻子撥一筆錢

原標題：39年白求恩臨終前，向聶榮臻提出要求：請給我的離婚妻子撥一筆錢

一九五八年初夏，北京電影制片廠籌拍《尼古拉·白求恩》紀錄片。工作人員在總參檔案室翻找舊卷宗，無意間抽出一封加蓋“晉察冀軍區”紅戳的英文長信。信紙已發黃，末頁卻用中文寫著一句請求：“請給我的離婚妻子撥一筆生活費。”落款——“1939年11月11日，白求恩”。讀到此處，屋里頓時靜了下來，大家才猛然意識到，這位來自萬里之外的加國軍醫，對戰地和親情竟懷著如此沉重的牽掛。

把目光拉回十九年前。1939年11月初，華北已被凜冽朔風裹住。五臺山深處的晉察冀軍區模范醫院里，四十九歲的白求恩躺在簡陋木床上，左臂高高吊起，指尖包著厚厚紗布。誰也沒料到，這位晝夜不停為八路軍做手術的“加拿大大夫”，如今竟因一把沾血小刀被感染，生命進入倒計時。

高燒讓他昏迷又清醒。每一次睜眼，他都先詢問“傷員傷口好嗎？”然后叫來翻譯，執意要寫最后的信件。聶榮臻匆匆趕來，守在病榻旁。白求恩微弱地說：“聶司令，拜托你，我后事簡單處理，可有件小事……”他喘了口氣，“請務必替我向加拿大援華委員會說明，給我的前妻弗朗西斯寄些生活費，不要讓她為錢受難。”聶榮臻鄭重點頭，“放心，辦得到。”這便是后人后來在檔案中看到的那句話的來歷。

為何臨終前念念不忘一段已結束的婚姻？要理解這一幕，得把時間撥回更遠。1890年早春，安大略省雷文赫斯特鎮，一個新生兒呱呱落地，他就是諾曼·白求恩。家境清苦，母親體弱，孩提時代的他便立志學醫，“讓病痛在我手里止步”——這是他最初的夢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放下學業參軍，前線的血與火深深刻在心中，也讓他更堅信外科之路。

1923年的愛丁堡，改變了白求恩一生。這里不僅有睿智的醫學課堂，還有那位一襲白裙的英國姑娘弗朗西斯。相識、相戀、私奔，他們在貧困中開設小診所，用微薄收入為窮人免費治療。幸福并未持續太久，白求恩染上了致命的肺結核。懼怕牽連妻子，他提出離婚，被迫離散。頑疾纏身時，他卻憑借“人工氣胸療法”救了自己，也從此在北美醫學界聲名鵲起。經濟好轉后，兩人曾復婚，可事業與家庭的失衡再度把二人推向分離。1933年，第二次離婚的文件讓這段情感塵封；然而，情意未斷。

“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白求恩行醫信條。1936年奔赴西班牙，1938年又踏上“亞洲皇后號”，駛向正在烽火中的中國。他見過馬德里的硝煙，深知法西斯的鐵蹄不會止步于歐洲。到武漢、抵西安、抵延安，再輾轉晉察冀前線，短短一年多，他完成了數千臺手術，親手改造手術器械，搭起土木結構的消毒間，把“七小時救護線”這個概念寫進戰地救治流程。一位突出部隊干部回憶：“老白進手術室能一連站二十小時，沖上來第一句話是——‘快，把傷員抬上桌，我們沒時間了！’”

然而戰場也最易吞噬生命。1939年10月末，繁忙中那道細小割傷，被化膿鏈球菌攻陷。青霉素當時尚未在中國普及，磺胺藥對膿毒癥收效甚微。指尖紅腫轉為紫黑，毒血癥已沿淋巴擴散。11月7日，他高燒四十度，仍撐著查看傷員。醫療隊強行將他抬回病房，他卻用英語咕噥：“It’s nothing， comrades…we must go on.”翻譯低聲勸他保重，他揮揮手，讓大家快回手術臺。

到了11月11日，白求恩意識到大限將至。他再度提筆，細致列出幾十條遺愿：日記、手術記錄底片寄回加拿大，以便醫學界借鑒；行軍床留給聶司令家，以表紀念；幾件馬靴皮鞋分送戰友與勤務兵；所有醫學書籍交給籌建中的衛生學校。最打動人心的，還是那句“給我的離婚妻子一些生活費”。在戰火紛飛的晉察冀深山，他惦記的依舊是遠在大洋彼岸的前妻生活無著。

11月12日拂曉，簡陋油燈的最后一縷火苗與他的心跳一同熄滅。軍區將士列隊默哀，聶榮臻脫帽佇立，山風割面，靜得只能聽見松濤聲。隨后，他立即把遺書交中央，并附言：“請務必照辦。”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親批，外交部與加拿大方面接洽，1952年春，白求恩生前積蓄及捐款折合一萬美元被轉交給弗朗西斯，兌現了那封遺書里的承諾。

白求恩的故事被后世反復傳唱，多數人記得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犧牲精神，卻未必知曉，他在生命盡頭仍把責任伸向萬里之外。醫者仁心，不只對漫山遍野的傷員，也對曾攜手共度風雨的愛人。一個人把“救死扶傷”視為天職已屬不易；能在槍火與病痛交織之際，仍惦記舊日伴侶的安危，更顯悲憫與赤誠。今晚若有山風掠過五臺松林，人們或許還能聽見他那句低語：“別忘了她，她陪我走過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