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攸關之際，李先念撥出一個營兵力支援程世才：我們是同志

1936年12月下旬，黃河以西的戈壁早已封凍，一支剛剛結束長征不久的部隊拖著疲憊身軀向河西走廊深處挺進。天地鋪著碎銀，夜風呼嘯，粗布軍衣幾乎被刮成冰殼。在這樣近乎絕境的環境里，西路軍連續作戰已兩月，補給斷絕，槍膛發燙，滿營多是帶著傷的戰士。

彼時的中國大地，西北軍閥馬家軍依仗英國貨的新式火炮，占據地利，試圖一舉吃掉這支孤軍。西路軍統編為紅九軍、紅三十軍和總部特科，總數不足兩萬人，卻要在七萬對手的包圍圈中殺出血路。相比之下，外界普遍更熟悉中央紅軍長征的險死還生，卻對河西之役的慘烈知之甚少。

隊伍剛進入張掖地段時，代軍長程世才就察覺到馬步芳的伏兵。他向友鄰部隊指揮員李先念發電：“我軍被圍，望借援手，或可相機突圍。”那一夜，就在冰雪與槍火交織的暗夜，兩人隔著七十里沙丘，靠電臺里噼啪作響的電流聲保持最后的聯系。

李先念此時的處境并不比程世才好到哪里。他手中的二六五團剩員不過七百，彈藥見底，行軍伙食靠煮雪泡糠，但命令一下——從全團抽一個精銳營趕赴救援。軍需主任急得直跺腳：“再劃走一個營，咱們自己就更支撐不住！”李先念抬頭，眼中血絲閃爍，卻只回了三個字——“咱是同志”。

這句話后來成了西路軍口口相傳的誓言。夜色里，接應營悄悄摸向倪家營子，兵分兩路，開闊地上只聽得破風聲與馬蹄雷鳴。十七名騎兵打先頭，后面是一個排的機槍手。掩護火力一展開，沖鋒號隨即響起，槍炮聲撕破漫天雪霧。正是這短短兩刻鐘的襲擾，讓敵人誤判我方主力已至，為268團掙得了從北缺口突圍的唯一時機。

“老程，堅持住，我一定來！”電話那頭傳來李先念沙啞卻有力的聲音，僅此一句，給了268團續命的勇氣。程世才隨后抓起駁殼槍，第一個翻墻而出。跟隨他的不足四百人，用最后的二十多顆手榴彈撕開缺口，跌跌撞撞沖進夜幕。馬家軍的追兵很快合圍，卻摸不到紅軍去向，只留下一片拋棄不及的棉毯與破槍。

倪家營子保衛戰打了九天九夜，西路軍付出慘痛代價。三月初，上級決定將部隊拆分為三個支隊，以機動穿插方式保存火種。李先念率左支隊一千五百余人翻越祁連山北麓。那是一場與饑餓、風雪、追兵三面夾擊的生死競速。行軍途中，許多人腳上已無鞋，割下破羊皮纏在腳板，仍被凍得青紫。

行至巴隆溝口，天降大雪。根據馬步芳電臺記錄，他曾預判“紅匪在本月十二日前必凍散于山中”。然而李先念連夜命令：“翻山！生路只在山那邊。” 翌晨拂曉，烈風卷走雪沙，祁連山陰面顯露出一道狹窄山隘，左支隊沿著齊腰深的積雪緩慢攀爬，失足者滾落冰谷，無人停步。至傍晚，全隊竟無一人掉隊，這讓一直尾隨的寧夏保安團撲了個空。

可更艱難的選擇還在后面——繼續向西，便可轉道迪化（今烏魯木齊）赴蘇聯；轉向東南，則需穿過甘寧邊境的戈壁與馬鴻逵的騎兵周旋，最終抵延安。李先念在祁連山口扎堆燃起篝火，召集骨干訓話，他攤開地圖，指著黃河：“走這條線，回到陜北，才能重歸黨中央。”語氣平靜，卻不容置疑。

有人低聲嘀咕：“去蘇聯安全些。”他抬眼一掃，道：“西路軍是共產黨的隊伍，不回延安，像什么樣子？”沉默過后，無人再提異議。就這樣，左支隊把僅剩的騾驢集中起來，搭起簡易滑橇，帶著傷員一路南下。途中缺食少水，戰士們煮皮帶嚼羊骨，依然保持武器擦得锃亮。

1937年4月中旬，李先念把部隊拉到甘肅山丹東北的焉支山麓，巧妙利用地形，與追擊的馬鴻逵部隊周旋三天，待敵軍疲憊松懈，突然夜襲其輜重營，繳獲兩車青稞和大批氈衣。左支隊終于迎來轉機。緊接著，西安事變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馬家軍收縮兵力，追剿力度驟降，李先念趁機將殘部掩護至定邊，并于6月下旬進入延安外圍。

延安窯洞里，審查結論出爐：因“行動失利”被處分者不只李先念一人，他卻被連降六級，自師級干部降作營教導員。有人替他鳴不平，他只是笑答：“能留下就好。”毛澤東在鳳凰山窯洞見他，簡單一句“委屈你了”，讓這個湖北漢子紅了眼圈。那是組織給出的信任，也是對所有殉難將士的告慰。

后世回望，倪家營子血戰早已塵封在黃沙之下，但一個細節仍常被提起——在最艱難的凌晨，李先念從不足七百人的隊伍里撥出一營援兵，只因“我們是同志”。正是這種戰地同袍間的信任，讓紅軍在河西走廊的暗夜里留住了火種，為后來的西北抗戰積蓄了骨干力量。

若問這段往事的意義，或許可以這樣概括：那一營人馬，救的不只是一個團，更為后來無數場戰役保存了領兵的將才；那一句“我們是同志”，說的不只是同仇敵愾，也映照出革命年代里最樸素的胸懷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