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姚文元在毛澤東追悼會期間問杜修賢：怎么沒有江青守靈鏡頭

76年，姚文元在毛澤東追悼會期間問杜修賢：怎么沒有江青守靈鏡頭

76年，姚文元在毛澤東追悼會期間問杜修賢：怎么沒有江青守靈鏡頭

1976年9月11日清晨，北京天空低垂，哀樂仍在空氣里回蕩。手執蔡司相機的杜修賢守在新華門外，膠卷已換過三匣，他等著下一次進入大會堂的指令。

從9日凌晨零時10分心電圖走平起，中南海的步伐忽然統一成輕聲細語。值班電話調成靜音，走廊每隔十米站著警衛，連夜燈都罩上了深色遮光罩。

中央發布的守靈表排得密不透風：四人一組，四小時一換，政治局常委居前，委員隨后。杜修賢必須把所有值班人和所有角度寫進底片，“萬無一失”四字被反復叮囑。

有意思的是，上級并未告訴他重點拍誰，只囑咐“一個都不能漏”。真正把“缺誰”當成大事的人，是姚文元。

首日拍攝的底片沖洗完畢，姚文元戴著放大鏡翻閱。看至第七張，眉頭突然皺緊：“江青呢？” 杜修賢回道：“她沒來，我等到換班還是沒見。”

這場簡短對話重量驚人。九月的權力天平搖擺不定，誰在靈前出現，誰刻意回避，都可能成為未來判斷局勢的坐標。膠片冷峻，無法篡改。

要弄懂江青的缺席，還得回溯。兩年前，杭州汪莊一間臨時手術室里，毛澤東在《滿江紅》的旋律中接受針拔術治療白內障。唐由之為主刀，手術九分鐘結束。

那時的主席已深知來日無多。長沙湘江大橋上，他沉默看水流；回到北京，再忙也要讓張玉鳳朗讀文件。對生命，他無所畏懼；對國家大事，他一刻不放。

1976年春，病情再次陡變。鼻飼管、氧氣管、激素針輪番上陣，他仍要求繼續批閱國際來電。八月初，他臨要護士取來《容齋隨筆》，那成了生前最后一本案頭書。

9月8日22時多，心律驟亂，醫療小組實施緊急搶救，藥物、電擊、注射一并使用，只將終點推遲數小時。次日零時，紀錄表上填下“瞳孔散大”。

訃告于9日凌晨定稿。中午12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噩耗。工廠汽笛、鄉鎮銅鑼同時響起，悲聲蔓延千里。排隊吊唁的長龍自大會堂北門蜿蜒到長安街。

靈堂正中，覆蓋黨旗的水晶棺被松柏環抱。首班守靈人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肩章在燈下閃光。杜修賢為穩鏡頭，用三腳架加沙袋，連快門聲都試圖壓低。

那天他拍了189張底片。審核時，姚文元指著一張聯系片提醒：“華國鋒壓住了王洪文的臉，得重拍。” 杜修賢后退三步，調光圈，再次按動快門。

江青的身影終于在14日深夜出現。她衣黑紗帽，步履急促，只停留了不到十分鐘；那組底片被單獨編號，后經指示“暫不刊用”，直接封入檔案。

18日，天安門廣場追悼大會。鳴禮炮二十一響，萬眾默立三分鐘。上空的伊爾—18拋灑白花，黨和國家領導人向靈柩行最后一次注目禮。

那卷編號ZB-763的黑白膠片，隨全部會議記錄、醫療檔案一同移入新華社資料庫，成為研究1976年九月政治細節的珍貴原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