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豪｜此時懷抱向誰開：兩次委內瑞拉危機與英美霸權轉移

在世界權力的棋局中，小國的困境既是歷史的常態，也是大國霸權謀略的放大鏡。權力博弈的每一次交鋒，不僅揭示出國際體系的權力不對稱，也暴露了國家主權意志在外部壓力與內部憂患之間的脆弱性。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兩次委內瑞拉危機正是這種脆弱性的注腳。

英委邊界爭議與“門羅主義”

1821年，“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創建大哥倫比亞（La Gran Colombia，包括今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巴拿馬，以及哥斯達黎加、秘魯、巴西、圭亞那的小部分），迅速獲得英美的外交承認，并從英國貸款三千萬美元，這幾乎是當時最大的主權貸款。玻利瓦爾冀望利用這些資金重建路橋港口等基礎設施、恢復以咖啡可可為代表的出口經濟，推動現代化進程。但由于資金實際到位大大縮水，且被嚴重挪用，加之戰爭遺留經濟破壞嚴重，恢復基礎薄弱，最終國家并未步入正軌，反而走向解體。

委內瑞拉獨立出來后，但由于相似的困境，發展亦是步履維艱。十九世紀的委內瑞拉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國家：擁有美洲大陸最富饒的自然資源，卻長期陷于政治派系紛爭、制度脆弱和財政困頓。獨立大業完成，但新生共和國并未建立起堅實的現代國家結構，其疆界模糊不清，國庫總是異常空虛。究其根源，是大哥倫比亞解體放大并固化了殖民時代遺留的結構性問題（區域分裂、經濟單一、社會不平等），加上獨立戰爭的破壞和十九世紀國際環境（債務危機、列強干預），形成惡性循環。

十九世紀后半葉，委內瑞拉外交政策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與英屬殖民地之間的邊界爭端。這場爭議的焦點是委內瑞拉與英屬圭亞那（即今圭亞那合作共和國）之間的邊界劃分。委內瑞拉宣稱其領土應向東延伸至埃塞奎博河（Río Essequibo），范圍囊括了英屬圭亞那大部分已開發區域。這一主張繼承自西班牙的殖民疆域。而英國則聲稱其領土源于1810年從荷蘭手中獲得的土地，范圍從英屬圭亞那向西延伸至奧里諾科河（Río Orinoco）。

1810年版委內瑞拉地圖顯示的埃塞奎博疆界

沖突的根源在于三套彼此不兼容的主權生成邏輯同時運作。

首先是法理來源上的沖突，這表現為帝國繼承和實際占有之間的張力。委內瑞拉的主張建立在西班牙殖民法傳統之上，核心原則是獨立繼承殖民疆域，前殖民地在新生國家獨立后自然轉化為其法定疆域。英國的主張則基于有效占有與逐步推進。英國在1814年正式從荷蘭接收埃塞奎博后，通過探險、測繪、行政設點與經濟開發，將“事實控制線”不斷向西推進，直逼奧里諾科河口。

其次是對時間切割的操控。英國選擇1810年代這一節點作為法理起點并非偶然。這一時間點恰好對應西屬美洲獨立運動大興、殖民秩序崩解、委內瑞拉陷入長期板蕩。英國通過否認西班牙對“未充分開發地區”的持續主權，強推“誰先控制誰就更合法”的邏輯。

最后就是帝國知識生產和權力的介入。1835年，英國皇家學會資助地理學家施姆伯格前往英屬圭亞那進行植物學和地理考察，他繪制了該地西部邊界線。1840年，英國政府正式委托他勘測圭亞那的邊界。這次勘測最終形成了后來被稱為“施姆伯格線”（Schomburgk Line）的邊界線。這條線遠遠超出了英國的占領區，使英屬圭亞那控制了奧里諾科河口。它并非中立的科學成果，而是帝國測繪政治的產物。十九世紀的邊界爭議中，地圖、考察報告、地理命名構成了主權制造機制。英國通過連續測繪與出版，將爭議區塑造成“英屬圭亞那的自然延伸”，委內瑞拉成為缺位者。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埃塞奎博地區發現金礦，原本抽象的地圖爭議也因此具體起來。英國拒絕通過仲裁解決爭端，而委內瑞拉則認為英國只是在拖延解決時間，以便將其定居點進一步推進到爭議地區。委內瑞拉向美國尋求幫助，最終在1887年與英國斷絕了外交關系。

對委內瑞拉執政者而言，一時陷入兩難：是一力抵抗實力遠超自己的大英帝國？還是試著引入一個第三方仲裁者——一個初露獠牙的美利堅帝國？

當局最終轉而求助于華盛頓。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的第一屆政府（1885-1889 年）曾試圖進行談判，但未能成功。“門羅主義”自1823年提出以來一直被用作抵御歐洲列強在西半球擴張的政治盾牌。但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其效力和實際作用仍不明晰。委內瑞拉的外交使節敦促美國堅決反對英國，并要求對整個爭議地區進行仲裁，而不僅僅是施姆伯格線以西的土地。

1895年，美國再度嘗試調解。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Richard Olney）介入此事，并于當年發表了“奧爾尼宣言”。他的立場是對門羅主義進行寬泛解釋，主張美國在西半球擁有主導權。奧爾尼要求相關各方通過仲裁解決問題，并表明立場：如果必要，門羅主義賦予美國介入爭端的權利。英國政府提議將部分爭議地區的解決方案提交仲裁，但拒絕討論整個地區。克利夫蘭第二屆政府（1893-1897年）認為此舉是對奧爾尼國務卿的冷落，遂于1895年12月17日向國會遞交咨文，譴責英國拒絕仲裁的行為。該屆政府還堅持認為，美國有責任采取措施確定邊界，并在邊界劃定后抵抗英國任何越界的侵略行為。

為了避免戰爭并處理更緊迫的國際問題，英國政府最終發出一份和解照會，接受了奧爾尼對門羅主義的解釋。設在巴黎的仲裁庭于1899年做出裁決，接近百分之九十的爭議地區判給了英國，包括蘊藏金礦的土地。委內瑞拉僅僅獲得若干河道通行權和象征性權利，這是一次徹底的外交失敗，既是“弱國無外交”的生動體現，也扯下了“門羅主義”虛假承諾的遮羞布。囿于實力不濟，委內瑞拉無奈接受了仲裁結果，但一直深感不滿。

1966 年英屬圭亞那獲得獨立，進一步引發了邊界爭議。委內瑞拉人一直堅稱該爭議地區為“待索區”（Zona en Reclamación），并不時試圖重申對該爭議領土的主張，新世紀以來兩國就發生過八次爭端，最近一次是2025年委內瑞拉陳兵爭議地區邊界，并遣海岸警衛隊船只進入爭議水域。

美國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1895-1897在任）

這場早期危機奠定了兩種延及日后影響良久的模式：委內瑞拉對歐洲帝國的軍事和外交抗衡能力有限；同時，美國作為半球性力量的崛起，通過介入深刻影響了地區格局。委內瑞拉欲借助“門羅主義”尋求保護，卻發現美國的介入反而束縛了自身的外交自主。

列強武力索債：西普里亞諾·卡斯特羅與1902-1903年危機

二十世紀初，委內瑞拉的內部動蕩愈演愈烈。1899年，來自安第斯山區的考迪羅西普里亞諾·卡斯特羅（Cipriano Castro，1899-1908任總統）率領一支近乎散兵游勇的軍隊進軍加拉加斯，竟然就此掌控了總統權力。他的統治以令人迷亂的治理、財政失序以及與外國利益的持續沖突為特征。卡斯特羅對外債權人和外國投資者的粗暴態度加深了國際社會的不滿，加劇了向第二次重大外交破裂的逼近。

美國政治諷喻漫畫家威廉·羅杰斯所繪的西普里亞諾·卡斯特羅，發表于 1903 年1月的《紐約先驅報》。

卡斯特羅性格暴戾，國家財政管理混亂，內戰不斷，社會失序，經濟陷入困頓。1901 年，銀行家曼努埃爾·馬托斯領導了一場旨在推翻卡斯特羅暴虐統治的革命，革命讓本已千瘡百孔的國家陷入更加絕望的境地。當時政府軍還是擁有軍力優勢，一度將革命壓滅。此時，卡斯特羅公開拒絕償還英國、德國和意大利債券持有者的債務，并多次拒絕外交和解方案。對列強而言，原本只是債務催討的問題迅速演變成關于國家責任和債權人權利的根本挑戰。

歐洲列強迅速做出反應。1902年12月，英德意三國聯合出動戰艦封鎖了委內瑞拉港口，扣押艦船，轟擊沿海防御工事。歐洲列強海軍的炮聲在委內瑞拉加勒比海岸回響，貿易受阻，經濟陷入癱瘓。對加拉加斯而言，問題變得尖銳：是冒險抵抗導致國家滅亡，還是讓渡部分主權屈從于列強的要求？

上一次危機中，委內瑞拉雖然并未獲利，但起碼歐洲列強沒有如此刀兵相逼。卡斯特羅原本認為美國會如同之前一樣，依據“門羅主義”制止歐洲的軍事行動。但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和他的幕僚對門羅主義的理解更為狹隘：美國固然反對歐洲領土擴張，但并不必然反對為了債務執行而采取的“合理”封鎖或軍事行動。羅斯福最初默許歐洲勢力收回債務，只要不牽涉領土占領——這一立場展現了原則與對歐洲利益的務實讓步并存。

盡管如此，隨著歐洲艦隊毫無阻礙地在加勒比海行動，美國的“臥榻之憂”日益加劇。美國擔心長期的歐洲軍事存在可能為殖民勢力打開缺口，從而侵蝕美方在半球的影響力。當德國戰艦企圖進入馬拉開波湖并在1903年1月炮轟圣卡洛斯堡壘時，這一憂慮驟然升溫。委內瑞拉炮兵奮力抵抗，一度擊退德國艦隊，但隨后堡壘遭受猛烈轟炸，數十名平民喪生，暴露出委內瑞拉沿海防御體系面對現代火力的脆弱。

最終，在歐洲壓力和美國外交斡旋雙重作用下，委內瑞拉當局同意將部分關稅收入用于償付外國債權，封鎖隨之解除。這一折衷方案在1903年2月生效。委內瑞拉從此進入依賴美國調停、以關稅收入保障債務的階段。

危機強化了美國在半球的影響力，并促成日后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美國會維護歐洲國家的合法訴求，調解歐洲與拉丁美洲國家間的沖突，但絕不允許歐洲國家自身直接介入，特別是直接的軍事介入。消息傳到中國后，梁啟超評論道“近日風潮全起于歐洲以外，此帝國主義自然之結果……英、美、德諸國政府乘機以各收漁人之利……天下惟有強者之權利耳，豈惟委內瑞拉！”

對委內瑞拉決策者而言，這第二次危機給出了殘酷抉擇：要么忍受歐洲的軍事脅迫，要么接受削弱自主權的美國調停。

克利夫蘭揪住不列顛雄獅的尾巴，美國漫畫家J. S. 普格。

霸權遺產與當代回響：從“門羅主義”到“絕對決心”行動

1895年與1902–1903年的兩場危機是有關弱國主權在美洲如何被塑造的歷史片段。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標志著美國發展軌跡的關鍵轉型階段。在經歷內戰后數十年的高速增長后，其經濟實力已躍升至資本主義世界的前沿，足以對長期主導國際格局的歐洲強國構成實質性挑戰；與此同時，國家的外交方針亦出現戰略性調整，逐漸擺脫以往專注于本土大陸的擴張模式，轉而投身于全球范圍內的勢力劃分，積極參與對海外領土與影響力的激烈爭奪。

這場牽動大西洋兩岸的長期博弈，本質上是近代國際關系史上一次深刻的權力嬗變。美國以“門羅主義”為旗幟，通過彈性解釋框架，借委內瑞拉爭端為契機，成功將自身塑造為西半球事務的仲裁者與安全擔保人，標志著其外交政策從防御性孤立轉向進取性干預。而英國在權衡全局利益后，于加勒比區域做出戰略性讓步，則預示了其全球霸權地位的相對下滑與戰略收縮的開端。兩次危機如同一組歷史棱鏡，折射出大西洋權力天平從倫敦向華盛頓傾斜的早期光譜，也為二十世紀英美特殊關系及美國主導的西半球秩序埋下了決定性的伏筆。

在這兩個時刻，委內瑞拉的行動空間被內部弱點和外部強權共同限定。此后美國在西半球推行日益強勢的干預模式。“門羅主義”從原初的保護性口號演變為現實的干預工具，在實踐中不斷被擴張解釋，用以合法化對鄰國事務的深度干預。

這種主權與干預的緊張關系在2026年開年美國對委內瑞拉的“絕對決心”軍事打擊行動中以最直接的形式體現。委內瑞拉的歷史軌跡揭示了一個始終如一的現實：在不平等的國際秩序中，小國主權在強權政治與自身存續之間不斷受擠壓，霸權強權的雄心與小國自主權之間持續存在著結構性不對稱。

美國在去年12月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全面闡述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并將西半球提升至首要地位。新戰略引入“特朗普推論”這一概念，本質是將美洲大陸再度視為禁臠的“新門羅主義”，與特朗普一直以來對麥金利時代的“追慕”相契合。這種盛行于十九世紀的瓜分世界、劃定勢力范圍的做法是典型的后帝國綜合征，充滿了時代錯置的謬誤。

術語的命名往往包含特定意圖。維特根斯坦說語言即世界。一方面，語言給我們提供思考工具和框架，另一方面，它也會限制我們的思維。戰略措辭的收斂，并不等同于實際行動的收縮。美國在二戰后建立的全球霸權體系已深深嵌入國際秩序肌理，絕非一份文件所能輕易解構。對美國而言，放棄霸權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不可行，這源于一整套跨國制度、物質網絡與利益分配機制形成的深層結構性“反向約束”。所謂“重心轉移”本質上是資源分配的動態調整，是霸權運作方式的再校準。美國不僅不會退場，反而有可能通過盟友體系與制度化機制強化全球網絡的韌性。

戰略姿態可以收縮，手段可以調整，優先級可以重排，但美國斷不會徹底放棄全球霸權。2026年是美國建國二百五十周年，又恰逢美國中期選舉、舉辦世界杯和擔任G20輪值主席國，擅用媒體操作議題的特朗普勢必利用這些事件天馬行空地制造媒體話語場，強化外部威脅和民族敘事，將“國家安全”“美國優先”等議題不斷推向輿論前端，推進國家安全戰略與“美國優先”的政治議程。而在此期間，所謂“放棄全球霸權”絕不會發生，因為一切強化全球霸權的行為都可以在“美國優先”幌子的掩蓋下悄然推進。

玻利瓦爾曾在《牙買加來信》（Carta de Jamaica）寫道，“我最熱切的愿望，是看到美洲形成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不在于疆域與財富，而在于自由與榮耀”。在促成大哥倫比亞成立的安戈斯圖拉制憲大會上，玻利瓦爾強調內部團結，反對分裂與外來強加的秩序。他警告拉美若不團結，將淪為列強獵物。如此警世通言，穿越兩個世紀的硝煙與喧囂，至今猶振聾發聵。

從百年前的兩次委內瑞拉危機，到2026年美國這次突入委內瑞拉境內強擄馬杜羅的“絕對決心”侵略行動，歷史以殘酷的筆觸反復書寫同一主題：外來的“秩序”，往往不過是披著正義外衣的枷鎖。正如有“阿根廷鮑勃·迪倫”之稱的萊昂·希埃科（León Gieco）在《五個世紀一個樣》（Cinco siglos igual）這首歌里所表達的，苦難和侵略故事反復在拉美上演。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從未真正愈合，從西班牙征服者的鐵蹄，到歐美列強的炮艦外交，再到當下的“外科手術”行動，不過是換了面具的同等掠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