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軍委讓陳奇涵自己填軍銜，他寫下中將，最終被授予什么？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大規(guī)模授銜，眾多戰(zhàn)功赫赫的將領即將迎來屬于他們的榮耀時刻。

而就在這一歷史性節(jié)點上，中央軍委做出一個特殊決定：讓陳奇涵自己填寫軍銜等級。

他鄭重寫下了“中將”兩個字，提交之后卻被否決，那么，他最終被授予了什么軍銜？

棄權投紅

陳奇涵出身農家，自幼勤勉好學，青年時期考入湖南法政專門學校，后又輾轉赴日留學，并在那里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思潮。

回國后，他一度投身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被譽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青年將才。

短短數年間，他從地方軍官迅速崛起，成為黃埔軍校的重要教官，帶兵講戰(zhàn)術、訓士氣，被蔣介石多次點名表揚。

蔣介石在處理黃埔軍校事務時，常將陳奇涵列為“值得提拔”的重點對象。

甚至在一次內部談話中，蔣親口表示：“陳奇涵此人，沉穩(wěn)厚重，若能為我所用，將來可助大事。”

此言不虛，在北伐途中，陳奇涵率部作戰(zhàn)果敢，數次帶傷堅持指揮，被同僚稱為“長沙鐵將軍”。

但這位被國民黨寄予厚望的青年將才，卻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選擇。

1927年，“四·一二”政變爆發(fā)，蔣介石對共產黨員大肆清洗，曾經的“國共合作”土崩瓦解。

就在這片混亂與背叛的旋渦中，陳奇涵選擇毅然脫離國民黨系統(tǒng)，投向共產黨。

他的這一舉動，在黃埔系中引發(fā)震動，而蔣介石親自寫信挽留，言辭懇切，許以高官厚祿，只求他“回頭是岸”。

但陳奇涵沒有回信，他明白，這封信寫得再美，也掩蓋不了蔣的反共血腥。

那一年，他轉入南昌起義部隊，參與創(chuàng)建了贛南革命根據地，與朱德、毛主席并肩作戰(zhàn)，走進井岡山，踏入武裝斗爭的真正核心。

在贛南，他組織農民暴動，推翻地主武裝，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蘇維埃政權之一，他帶兵修路、建倉、訓民兵，白天當政委，晚上蹲土房與老鄉(xiāng)談心。

就是在這樣的鐵血與赤誠中，陳奇涵逐漸贏得了上至毛主席、下至基層士兵的一致尊重。

戰(zhàn)功赫赫

1930年秋，陳奇涵已不再是單純的地方革命領導人，而是中央蘇區(qū)重要的軍事指揮員。

經過多年的征戰(zhàn)，他憑著堅毅與才能，被任命為紅四軍參謀長，繼而又成為紅一軍團的參謀長。

紅一軍團是紅軍的中堅力量，戰(zhàn)斗強度極高，陳奇涵身為參謀長，幾乎日日與槍炮為伴。

他在作戰(zhàn)會議上，總是第一個到場、最后一個離開。他熟記每一條山路、每一個補給點，甚至能憑地形判斷敵軍行軍方向。

在第一次反“圍剿”戰(zhàn)役中，他與林彪、聶榮臻等人并肩作戰(zhàn)，那時敵我力量懸殊，蔣介石親自督戰(zhàn)，企圖以“鐵桶陣”圍殲紅軍。

面對數倍于己的敵軍，陳奇涵提出“誘敵深入、分割包圍”的戰(zhàn)術思路。

他親自率領參謀部深入前線偵查，甚至差點被敵軍騎兵包抄，幸得紅軍小分隊救援，他才死里逃生。

最終，這場戰(zhàn)役以紅軍的勝利告終，數萬敵軍被殲，中央蘇區(qū)暫時穩(wěn)固。

戰(zhàn)后，總政治部要表彰功臣，毛主席提議陳奇涵升任“前敵作戰(zhàn)部部長”，可陳奇涵謝絕道：“我做參謀長就好，位置夠高了。”

他說這話時毫無客氣語氣，他始終認為，革命不是為了爭位，而是為了讓更多人能“活下來，活得像個人”。

1933年，“左”傾思潮席卷中央蘇區(qū)，有人誣陷他“貪污軍餉”，只是因為他請戰(zhàn)友吃過一頓飯。

最終，他被撤職查辦，押往寧都，那一年，他從師級指揮員一夜跌入普通科員，身份與榮譽全被剝奪。

可即便如此，他沒有怨言，在寧都被關押的那段日子里，他靠抄錄《孫子兵法》和《論持久戰(zhàn)》自勉。

兩年后，紅軍長征，陳奇涵被重新啟用，擔任紅一軍團司令部教育科科長，后又隨中央縱隊轉戰(zhàn)陜北。

一路雪山草地，他始終走在隊伍前列，親自測量路線、指揮突圍。

到達陜北后，他歷任紅十五軍團參謀長、紅軍總參謀部教育局局長、綏德警備區(qū)司令員。

抗戰(zhàn)爆發(fā)，他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參謀部部長兼延安衛(wèi)戍司令，延安保衛(wèi)戰(zhàn)中，敵機不斷轟炸，他幾乎夜夜不眠。

有人勸他避到山洞里，他搖搖頭：“我是衛(wèi)戍司令，不能比群眾先跑。”

他不僅是戰(zhàn)場上的指揮官，更是干部教育的奠基者，作為抗大第三分校校長，他提出“學政治、懂戰(zhàn)術、能打仗”的訓練理念，培養(yǎng)出大批軍事骨干。

抗戰(zhàn)勝利后，東北成為新的決戰(zhàn)前線，陳奇涵奉命北上，任冀熱遼軍區(qū)副司令、遼寧軍區(qū)司令員、東北軍區(qū)參謀長。

那時的東北，戰(zhàn)事頻仍，敵偽殘部盤踞各地，國共兩軍在遼沈、四平、錦州激戰(zhàn)正酣，他奔波于前線指揮所，常常幾天不合眼。

1949年春，解放戰(zhàn)爭即將勝利，他奉命南下，擔任江西軍區(qū)司令員。

面對盤踞深山的土匪勢力，他以“剿匪先剿心”為方針，既用武力又用政策，三個月內平定四萬余人，使江西迅速恢復安定。

戰(zhàn)爭結束后，他并未選擇繼續(xù)帶兵打仗，1951年，他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委員，1953年又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審判庭庭長、軍事法院院長。

這一任命，幾乎讓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意外，一個打了一輩子仗的“老參謀”，突然變成“法官”。

可事實證明，毛主席看人極準，陳奇涵剛正不阿，對黨忠誠，最懂什么叫“紀律與公正”，在他手里，軍事法庭迅速規(guī)范化。

他翻譯、整理蘇聯軍法資料，又結合中國革命實際，總結出“三審原則”：準確、合法、及時，并親自主持編寫《人民解放軍軍事審判條例》。

自填軍銜

1955年初秋，軍委機關里卻正醞釀著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決策，新中國第一次授予軍銜的工作正式啟動。

可就在名單審核進入最后階段時，羅榮桓元帥突然提出一個特殊建議，他對軍委的同志說：“有一位老首長，資歷太厚，貢獻太大，我們討論時眾說紛紜，不如讓他自己來定。”

那位“老首長”，正是時任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的陳奇涵。

這位來自江西興國的紅軍元老，早在1925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紅一軍團的元老參謀長。

他曾參加南昌起義、反“圍剿”、長征、遼沈戰(zhàn)役；他指揮過千軍萬馬，也在建國后親手奠定了新中國軍事法制的根基。

這樣的人物，按任何一條標準來評定，都當得起“上將”乃至“大將”，可正因為他的資歷太高，功績太多，軍委反倒一時難以定奪。

有人認為他應列入上將名單，也有人認為他已轉入后方司法系統(tǒng)，職務不屬前線，授中將更合適。

討論幾番，羅榮桓最后拍板：“讓他自己填。”

于是，一份空白的授銜委任狀，被專人送到了陳奇涵的辦公室。

這一刻，陳奇涵沉默了，他放下筆，久久凝視著那張紙，仿佛透過它，看到了自己走過的三十年戰(zhàn)火歲月。

片刻后，他輕輕呼出一口氣，提筆在軍銜欄上寫下兩個字：“中將”。

翌日，軍委秘書將填好的表格交上去，羅榮桓看完，久久無語，最后輕聲嘆道：“奇涵真是個了不起的人。”

毛主席得知后，也笑著說：“他這是‘功高不居’，當今少有。”

但軍委最終并沒有按照他自填的“中將”批準，經過再次商議，毛主席親自批示：“陳奇涵同志資歷深厚，德高望重，應授上將。”

當授銜儀式那天到來時，陳奇涵身著嶄新的軍裝，挺直腰桿，走上臺階，接過任命書，向主席行禮，禮畢，他只是微微一笑，未多言一句。

他從未認為“上將”兩個字是榮耀的巔峰，而只是歷史給他的注腳。

那之后，他依舊如往常一般穿舊軍裝上班，騎一輛舊自行車往返于軍事法院與宿舍之間。

陳奇涵所代表的，不僅是一位將軍的德行，更是一種時代的精神坐標。

那是一代共產黨人身上最寶貴的特質，功成身退的豁達，名利不染的清明，立身為民的初心。

他的一生，就像那枚上將肩章上的金星，不耀眼，卻能穿透塵世喧囂，照亮后來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