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歷史照片，憶陳賡趣事五則：為何他在哪里，哪里就陽光明媚？

1952年夏天，北京豐澤園里，午后格外安靜。屋里的人剛躺下不久，窗外忽然傳來一連串響亮的說話聲，還夾著笑。屋里那位翻了個身，半睜著眼問：“是陳賡在外邊吧？要進你就進來，在外面搞什么鬼！”一句話，把沉悶的午后打得透亮。

很多人熟悉的是“開國大將陳賡”，熟悉他指揮“陳謝大軍”、籌建軍事工程學院、抗美援朝期間的運籌帷幄。可若把視線從烽煙密布的戰史上稍稍移開，就會發現另一面：他走到哪兒，哪兒的空氣就松快幾分，陰云似乎都躲到了一邊。

圍繞幾則小事，把時間線拉開，從抗戰、解放戰爭，一直到建國后援越、抗美，陳賡這個人慢慢立起來，為何“他在哪里，哪里就陽光明媚”，也就有了答案。

一、戰火之中會心笑：從太行風雪到陜北窯洞

1940年初，華北的冬天又冷又狠。太行山區一場大雪下得山路全白，風一刮，人睜不開眼。就在這樣的天氣里，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卻從溫暖的窯洞里走出來，披上軍大衣，吩咐：“備馬。”

警衛員忍不住嘀咕：“這么大的風雪，還往外跑？”劉伯承翻身上馬，只丟下一句：“接陳賡去。”

在當時的部隊里，師長親自冒雪出迎旅長，這不算常規操作。結果等陳賡趕到，一見面就先“報告”打趣：“報告師長，三八六旅旅長陳賡、政委王新亭奉命前來報到。師長親自迎接旅長，這可是頭一遭啊！”劉伯承也笑：“這么大風雪，我怕你迷路啊！”陳賡順口就接：“您是怕我們跑到湖南去吧？”

這類對話，換在別人身上，未必說得出口。放在戰火背景下，更顯難得。一邊是艱苦的一二九師，一邊是剛調來的三八六旅，在敵后抗戰最吃勁的時刻，兩位主將卻還能在冰天雪地里開玩笑，把寒氣沖淡不少。

走進師部，鄧小平正在沉思，面前放著裝滿煙頭的紙盒。陳賡一到，氣氛立刻松動。有戰友笑稱：陳賡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鄧政委不說話，可偏偏鄧政委見到陳賡，總是話多幾句。說到底，幾位主將之間彼此信任，打心眼里認可對方，玩笑反而成了一種默契。

時間再往前撥，回到紅軍時期。長征路上，周恩來肝病發作，高燒不退，腿上有傷的陳賡親自帶人上雪山挖冰，為周恩來降溫。那時候他已經舊傷在身，腿腳不利索，可走起來照樣像一陣風。黃埔軍校時有句說法：“蔣先云的筆、賀衷寒的嘴，都敵不過陳賡的腿。”等到紅軍三年游擊后，再看這條腿，雖然累得不輕，卻救了不少人。

1947年7月，戰局已進入解放戰爭階段。19日這天，陳賡奉命北上，來到陜北靖邊縣小河村開會。他沒空手來，而是牽了四匹馱滿貨物的騾子，一到地方，毛澤東看見就打趣：“陳賡，你這是帶的什么東西？你回娘家，還帶來‘陪嫁’呀？”

陳賡也順勢笑：“你們在陜北很辛苦。我們那邊解放了二十多個縣城，‘富得流油’，這次帶些木耳、蘑菇、白糖、紙煙、茶葉，慰勞慰勞你們。”

陳賡聽著，看著，再想想自己部隊的條件，心里很受觸動。據當時回憶，他回去后專門說過：“我們司令部有電燈、有沙發，有同志還嫌這樣那樣。再看看陜北這邊的情況，該好好談談了。”

戰場上的陽光，不是環境給的，是人硬撐出來的。陳賡這種“逢場必笑”的勁頭，說到底，是把苦吞下去，把難事壓在心里，留給別人的是一點輕松和暖意。

二、從抗法援越到朝鮮戰場：幽默背后的尺度與鋒芒

新中國成立后，陳賡的舞臺換了地方。朝鮮戰場、援越戰場、院校建設，他在哪兒，哪兒就不缺故事。

1950年前后，抗法援越的任務擺在桌面上。陳賡受命前往，對越南戰場的情況，他不僅看得細，而且記得細。當年他堅持每天記日記，軍事情況固然重要，生活細節也照寫不誤。

有一頁日記寫到1950年7月24日，字里行間透著調侃：“越共的招待，使人不安，叫作五小時一小宴，十小時一大宴，上馬香蕉，下馬檸檬，飯后咖啡，睡前菠蘿。”用現在的話說，招待規格一點不低，吃得好、喝得好，還有人專門做飲料。

語言不通，名字不好問，他索性給幾位負責照料的女同志起了綽號：“一個高瘦美麗的叫她作檸檬小姐；一位矮胖的叫她作菠蘿姑娘；一位年紀較大皮膚黑色的叫她作咖啡大嫂。”這幾個綽號傳開后，連越共那邊的同志也說貼切。

這樣的記載，不光說明陳賡會逗人，更說明他在外軍、外黨面前很有分寸。既表達感激，又避免過分客套，輕輕一句“使人不安”，就把自己的立場點到，不不敬，也不多拿。對方聽了不尷尬，反而更覺親近。

同一時期，胡志明請陳賡吃飯，特意準備了小燒豬。陳賡日記里寫：“午餐有小燒豬一口，惜牙痛，無法大嚼。乘汽車算過了癮。兩輛破家伙，加上燒木炭，沿途拋錨。”既把牙痛拿出來調侃，又順手記下當地交通狀況。看似玩笑，其實把很多情況悄悄留了檔。

到了朝鮮戰場，陳賡的“陽光”就更有意味了。1952年夏天，他從前線奉調回國，去向中央匯報志愿軍情況。那天他趕到豐澤園時，毛澤東正在午睡，周恩來把他安頓在旁邊房間，意思是先等等。

換作旁人，大概會靜靜坐著，等通知進去。陳賡卻搬來警衛員的小馬扎，一屁股坐下，開始給周恩來講朝鮮前線的見聞，越說越投入，聲音也越來越響。很快，里屋傳來那句半睡半醒的“罵”：“是陳賡在外邊吧？要進你就進來，在外面搞什么鬼！”

陳賡隔著窗戶“道歉”：“哎呀主席，要知道你睡得正香，我就晚來一步……”毛澤東聽出他那點滑頭：“你又耍滑頭，把打鬼子的一套用到我頭上了，聲東擊西！我都給你攪清醒了，還睡個鬼。”

一句“聲東擊西”，其實是一種認可——他是打仗的老手，連“吵醒領導”都安排得有章法。而緊接著，毛澤東又吩咐：“你叫恩來同志來，先商量你那個事吧。”說明事情本身不小，陳賡的“吵鬧”反倒把緊張氣氛攏得自然了一點。

在朝鮮前線，他的軍威很硬，對部隊要求也不松。但一轉頭，離開戰壕到了國內，面對戰士、傷員時，態度又完全不同。有一件事很能說明這層分寸。

三、嚴厲與溫情：志愿軍傷員、秘書和“鼻子一刮”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哈爾濱住了不少從前線轉回來的志愿軍傷員。那幾年，軍裝、繃帶、拐杖在城市街頭并不稀罕，很多人看見都會點頭致意。可一小部分傷員也難免有點“翹尾巴”，言談舉止不夠規矩。

有一次，軍事工程學院門口的公共汽車站，十幾個年輕的志愿軍傷員因為著急上車，沒有排隊，被幾名轉業軍人當場批評。傷員一聽火就上來了：“除了志愿軍司令員，誰也別來管我們！”在他們心里，自己上過戰場，流過血，有資格“硬氣”。

偏偏這句話說出口沒多久，旁邊等車的一位中年人走過來，輕輕一句：“我就是志愿軍司令員。今天，我就管管你們。”

傷員們起初以為誰在冒充，結果等進了學院大門，看著周圍人對他的態度，才反應過來：眼前這位，正是戰場上聽過無數遍名字的陳賡。

他讓警衛員把這群傷員全部帶進學院，沒有客套，先是一頓嚴厲的批評，把“居功自傲”“不講紀律”這些話說得很重。年輕人臉上都掛不住，可又不敢頂嘴，只能低頭聽完。

有意思的是，事情轉折來得很快。批評結束，陳賡專門安排了一輛車，把這些傷員拉到松花江邊的太陽島轉了一圈。風景看看，心情緩一緩，中午吃了頓不錯的飯，臨別時，他逐個給了一個擁抱，還順手刮了一下每個人的鼻子：“在戰場上，你們都是英雄，是有功之人，人民敬重你們。你們千萬不要居功自傲，要保持志愿軍的榮譽。要是人民厭惡、嫌棄了你們，你們就連親爹親娘也沒有了！”

這段話，分量非常重，但出口方式卻顯得很親近。先給面子，再給提醒，該敲的敲了，該撫的也撫了。嚴厲之后，再來一圈溫情，效果往往比單純訓話要深得多。

陳賡對部下，也大體是這個路數。擔任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兼政委、院黨委書記時，他身兼數職，會議多，講話也多。發言稿一般是自己寫好，讓秘書工整謄抄。有一天，他在大會上念稿子，念著念著總覺得氣口不順，上句接不上下句。等會后找秘書要原稿一對，才發現中間竟被抄丟了一段。

按很多人的習慣，這種場面極尷尬，秘書十有八九要挨一頓訓。結果陳賡看完，反倒笑著自言自語：“我說怎么上句不接下句，念著不通順，原來是你給我抄丟了一段……”

這不是沒原則的好好先生。戰場上，他執行命令毫不含糊；政治方向上，大是大非面前絕不含糊。只是他很清楚什么事情該用什么方式處理，一個秘書的失誤，不至于上綱上線；經驗不多的年輕傷員，該教訓也要給，但不能打掉人心氣。

軍中有個說法：“給陳賡當部下，是件快樂的事。”快樂不在于他松散，而在于來自上面的壓力，不是陰沉壓人，而是一種帶笑容的鞭策。被他批評時，臉上掛不住，可回頭想想，心里又服氣。

四、“我陳賡何人”：自嘲、耍賴與分寸感

陳賡一生，很多關鍵角色都帶有“承上啟下”的味道：上接劉伯承、鄧小平等一線主將，下連數萬官兵；建國后，上對中央，下管院校和部隊。他能在重壓之下，還保持那種“陽光勁”，少不了一手拿捏得恰到好處的自嘲與耍賴。

解放戰爭后期，他指揮的部隊因戰功顯著，被視為一支勁旅。戰友中有人戲稱“陳謝大軍”，把他和謝富治并列。按理說，這也是一種贊譽，但陳賡一聽，立刻擺手：“我陳賡何人！怎敢和劉、鄧、陳、粟相提并論？”說著，還故意伸出一個小指頭，“我們只是這個，一路小軍。”

表面看是開玩笑，內里卻很清楚：戰場上的威望，不能輕易往自己身上攬；個人履歷再亮，也不能脫離集體。對照當時的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等大兵團，陳賡很清楚自己隊伍的位置。這種把握，靠的不是嘴上客氣，而是對大局心中有數。

陳賡和劉伯承、鄧小平之間的關系，經常被戰友當段子說。劉伯承指揮作戰，講究“張弛有度”；鄧小平治軍，作風極硬，雷厲風行。偏偏陳賡敢跟劉伯承開玩笑，敢去鄧小平那兒“打秋風”要好酒。軍中有人打趣：“陳賡什么都不怕，就怕鄧政委不說話。”話說到這個份上，大概誰心里都明白，他在這幾位主官面前，沒有半點越位，卻敢用輕松方式去“化解威嚴”。

到了建國后的北京，他與周恩來之間的互動則又是一種“親近中的執拗”。

五、在西花廳門口“堵人”：陽光背后的固執

新中國成立后，國防建設、教育體系百廢待興。1950年代初，中央決定在哈爾濱籌建軍事工程學院，這個任務落到陳賡身上。院校要建，師資要配，可他手頭一沒現成場地，二缺合適的教授，只好一趟趟往北京跑，找周恩來“要人要地”。

周恩來日程極滿，很難抽出整塊時間。他清晨起得比許多干部早，夜里回家往往已是深夜。陳賡起初以為，清早去總理家門口“埋伏”，或者晚上去“堵”，總能等著機會。結果試了幾次才發現，對方起得比他更早，回得比他更晚，在家門口守，不太現實。

陳賡的性子不會輕易認輸。既然“山不會到他面前來”，那就主動到“山”面前去。某天，他在西花廳附近轉悠，注意到周恩來有短暫的必經之路——洗手間前。于是選了個空當，在那兒等。

等到周恩來出來，正準備往外走，就聽見一句：“我要調幾個教授，請你批一下。”周恩來一愣：“陳賡，你怎么到了這兒？你等一下不行嗎？你這個陳賡啊！”接著，又看了看報告：“怎么要這么多教授？一次抽調六十二名教授！太多了，能否減少一些？”

這時陳賡又耍起“賴”來：“等一下，你就走了。六十二個，這是最低要求。不能再減，務請如數調聘。你不批，我就不走。”

這番話，看著像撒嬌，實則很硬。他很清楚，建院沒有好老師，就是空殼子。當時全國高等教育資源有限，要一次性抽調六十多名教授，對任何系統都是不小的壓力。但他為這件事已經跑了多趟，能走的門路走了個遍，最后才把主意打到西花廳門口。

周恩來看著他“打躬作揖耍賴”的樣子，知道這不是隨口要人，而是實在走投無路。最后還是大筆一揮，在報告上寫下“同意”兩字。軍事工程學院后來的師資結構，很大程度上就是從這次“洗手間門口堵人”起步。

從抗戰到解放戰爭，再到建國后教育和國防建設，陳賡始終有一種相對“少見”的組合：一方面極為陽光、健談，哪怕是嚴肅場合，也能用戲謔方式緩和氣氛；另一方面，又非常固執，遇到關乎大局的事，會不惜“用盡小手段”去達成目標。

1950年代初，朝鮮戰場上的緊張，越南戰場上的艱苦，國內建設中的窘迫，其實沒給他留下多少“輕松空間”。但在一次次嚴峻的事件交錯中，他偏偏用笑聲把很多人的壓力擋了一擋。

1961年3月16日，這個日期在不少老戰友的記憶里扎得很深。那一天之后，人們再也聽不到他那種爽朗的笑聲。李克農酒杯摔在地上，宋希濂痛哭失聲，有回憶說連遠在臺灣的蔣介石也頗感唏噓。畢竟，從黃埔軍校到北伐、從土地革命到抗戰，再到解放戰爭，這個名字和那一代人的命運糾纏得太久。

試想一下，槍聲最密集的時候、局勢最緊繃的時候，如果連一句笑話都沒有，日子會成什么樣？陳賡的“陽光”恰恰體現在：越是風雪交加越能打趣，越是條件艱難越愿意掏心，越是責任重大越不把重壓寫在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