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陵墓花了一個億？其子親自辟謠，并對當地縣委提了四個要求

2014年秋天的一個傍晚，山西交城縣的呂梁英雄廣場上，晚風帶著一點涼意在卦山腳下打著轉。老人們沿著臺階慢慢往上走，小孩子追逐打鬧，廣場中央的石碑和遠處的陵園輪廓，在昏黃的路燈下顯得格外安靜。這片被當地人順口叫作“華陵”的地方，曾一度被外界傳得沸沸揚揚——“修陵墓花了一個億”的說法，就是在那幾年開始四處流傳的。

不少離交城很遠的讀者，通過零碎的報道聽說：這里“占地十公頃”“使用漢白玉”“動用巨額資金”。一時間，議論聲四起，有人忍不住發問：一位一生強調艱苦奮斗、晚年穿衣還打補丁的老同志，身后竟會修出這樣一座“豪華陵墓”嗎？疑問越積越多，反倒把這片原本清靜的山坡，推到了風口浪尖。

一、卦山腳下的新廣場

卦山在交城縣西北角，并不算高，卻在當地老人心里占著不小的位置。抗戰時期，這一帶山溝縱橫，道路崎嶇，是游擊隊活動的重要區域。華國鋒年輕時就在這里轉戰，躲過多次掃蕩。幾十年后，他在病榻上提起這里，語氣里仍帶著一種難以割舍的親切。

2008年，華國鋒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七歲。關于骨灰歸葬何處的問題，家人仔細思量過一陣。按照旁人的想象，他這樣級別的老同志，完全可以選擇條件更為優越的安葬地點。家人回憶他病重時的囑托——“回卦山，找個坡，圖個清凈”——很快便有了傾向。

交城縣委的主要領導在華國鋒去世后不久，專程登門拜訪家屬。對方開門見山地提出一個設想：在卦山附近修建一個以革命傳統教育為主的廣場和紀念設施，一方面實現老同志落葉歸根的愿望，一方面也為當地群眾留下一個休憩與學習的場所。這個想法聽起來帶著一定情感色彩，但究竟怎么做，怎么做得合適，是擺在面前的實際問題。

華國鋒的兒子認真聽完介紹，態度很平和，卻提出了四條明確要求：不占用耕地，不破壞環境，不與民爭地，不損壞古跡。話說得不急不緩，卻句句緊箍咒一般，把可能出現的鋪張和形式主義，提前堵在門外。負責具體規劃的干部聽完，只能連連點頭，這幾條原則一旦寫進方案，就變成了必須遵守的底線。

帶著這四條約束，選址工作拉開。項目組和家屬一起實地踏勘，爬上卦山，又沿山腳轉了幾圈，最后挑中的是山邊一塊多年無人耕種的荒坡。土層薄，石頭多，早就不在當地農戶的種植計劃之內，既不涉及拆遷，也不需要補償大量耕地。站在那塊坡地上往下看，交城縣城和周邊村莊盡收眼底，既有“回到故鄉”的意味，又盡量把對現實生產生活的影響降到了最低。

具體建設規模，也遠稱不上外界想象的“龐然大物”。整個華國鋒陵園，包括廣場、紀念館和附屬設施，總面積四千多平方米，和一些城市普通公園相比并不算大。投資額度約為一千萬元，其中還包含道路硬化、綠化等公共部分開支。所謂“一個億”的說法，和實際數字相比，相差了一個數量級。

外界談論最多的“漢白玉”，更是與事實不符。現場所見的主要石材，來自交城縣本地的紅晶石，這是一種耐風化、易加工的普通石料，顏色偏紅，質地樸實，與豪華裝修常用的漢白玉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有意思的是，等到項目負責人對媒體解釋時，不得不一遍遍重復：“真沒有漢白玉，都是本地石頭。”這種有點無奈的澄清，本身也折射出輿論場上那段時間的夸張氣氛。

二、從蘇鑄到華國鋒

把視線從卦山腳下拉回到上世紀二十年代，一個名叫蘇鑄的孩子在交城縣一個經商人家里出生。1921年，中國共產黨剛剛在南湖小船上誕生的時候，交城的街道上還主要是小商小販的吆喝聲。蘇家生意尚可，孩子可以進學校念書，在當時的山西農村，這不算尋常的待遇。

命運的轉折，往往藏在課堂的一角。蘇鑄在縣里職業學校讀書時，遇到過一位思想激進的教師，公開談論抗日和新思想，據后來回憶，這位教師與共產黨有密切聯系。對于正在形成世界觀的少年而言，這種講課方式不僅新鮮，而且具沖擊力，“解放全中國”這樣的說法，在他心里漸漸不再只是口號，而變成了可以為之付出代價的信念。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山西很快感受到戰火的壓力。交城縣周邊交通要道頻遭敵偽軍騷擾，普通人再也難以置身事外。正在讀書的蘇鑄，目睹同鄉被抓壯丁、村莊被燒的情景，心中那股子熱氣被徹底點燃。他參加了當地的抗日游擊隊，在山間穿梭，傳遞情報，組織群眾。

加入隊伍后不久，他給自己取了個新名字——華國鋒，“華”指中華，“國鋒”有“抗日救國先鋒”之意。從此，“蘇鑄”這個名字逐漸淡出檔案，“華國鋒”伴隨這個青年走過炮火與考驗。名字的改變，不只是筆頭上的一劃，更是人生道路的重新定位。

同一時期，他還分管地方武裝，兼顧軍事任務。有一陣，日軍常在一條山路上運送物資，華國鋒組織民兵和武裝干部，夜間在路邊埋雷，白天設伏，配合主力部隊打冷槍。他挑選出一批槍法好的青年，在村口、山坳守候，只要敵人哨兵露頭，就用幾發子彈提醒對方這里不好惹。為了切斷敵人的生活補給，甚至有人在日軍常用水井里投放污物，讓敵兵不敢放心飲用。

日軍對這一帶的“麻煩”并非不在意，多次組織“掃蕩”，企圖拔掉根據地的釘子。面對大兵壓境，華國鋒帶著部隊和骨干群眾，隱蔽在山溝和地窖里，利用地形、天氣和群眾掩護，避開正面沖突，靜待敵軍退去。這種拉鋸持續了幾年，既考驗膽量，也磨煉心性。

新中國成立后，華國鋒離開家鄉，長期在湖南工作。從縣、地一級，一步步走到省里，摸爬滾打的對象，主要還是農民和土地。湖南山多田少，如何提高糧食產量，如何穩定農村基層組織，是擺在省委干部面前的常年難題。華國鋒經常下鄉住村，白天看田、看水利，晚上和貧下中農嘮家常，慢慢形成了對農業工作的獨到看法。

秘書沿著鄉間小路找了大半天，才在一戶農家院里看到他，褲腳上還帶著泥。趕回長沙時，天已經偏西，他來不及換衣服就匆匆走進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看見他身上的土漬，笑著說：“先坐下歇一歇，我們是把農民裝在心里，不是把泥巴都往身上裝啊。”一句調侃，讓略顯緊張的氣氛瞬間松弛下來。

這次談話給雙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澤東覺得這個干部老實、肯鉆研，又不光會寫材料；華國鋒則在面對面交流中，更加明確了自己在農業和基層工作的方向。此后，他被提拔為湖南省委主要領導，長期主持一省工作。

時間很快推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周恩來總理病重去世后，國家各項工作千頭萬緒，需要一個能挑起重擔的人來接任。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隨后又在毛澤東逝世后，承擔起更為沉重的職責。當時國內政治斗爭復雜，“四人幫”一伙企圖篡黨奪權，社會情緒動蕩，許多干部和群眾心里都不踏實。

在這樣緊繃的背景下，1976年10月，北京的一次深夜行動，成為共和國歷史上的關鍵節點。華國鋒與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通力配合，果斷對“四人幫”實施集中抓捕和隔離審查，迅速控制局勢。這一步走得不算輕松，但很堅決，避免了更大范圍的混亂，也為后來黨和國家工作重回正軌奠定了前提。

三、寬厚長者與身后風波

在很多湖南老干部的記憶里，華國鋒的脾氣偏溫和，做事卻有分寸。有一件小事，經常被人提起。那時他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警衛連的一名年輕戰士騎車采購蔬菜，滿車都是菜籃子，在街口拐彎時，一名小女孩突然竄到路中央，戰士剎車不及，把孩子撞倒在地。戰士當場嚇得臉色發白，連忙抱起孩子送到附近醫務室檢查。

檢查結果只是擦傷，并無大礙。可沒多久來接孩子的人，讓這名戰士心里一沉——對方是華國鋒家的警衛員，小女孩正是他的女兒。戰士回到連隊后，自覺難辭其咎，連夜寫了檢討。連隊領導也覺得事情重大，決定上門向省委主要負責人當面道歉。

出人意料的是，華國鋒聽完經過后，先是板起臉問了一句：“弄清楚是誰不守規矩了嗎？”隨后嚴肅批評了自己女兒在馬路上亂跑的行為，又轉頭叮囑家人，不許往外張揚，更不能給那名戰士處分。他說得很實在：“年輕人有任務在身，出的是保護群眾的力，不能讓他背不該背的包袱。”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在場的人印象極深。

生活上，他延續的是老一代革命者普遍的簡樸作風。除了組織安排的住房和基本家具，很難在他家里看到什么昂貴擺設。有時候外出，身上的衣服還能看見補丁。有人好心勸他多置辦幾件新的，他只是笑一笑，說了一句：“一輩子養成的習慣，改不了。”話里沒有說教，卻能聽出一種倔強的堅持。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一批開國時期的老同志陸續退居二線。華國鋒也在其中。他有步驟地交出手中的職務，把更多工作交給年輕一代。離開重要領導崗位后，他很少公開露面，大多時間用在讀書、看報和與老戰友小范圍交流上。對于外界紛繁的議論，他極少做出回應。

偶爾有記者獲準登門采訪，氣氛并不緊張。有一次，一位從湖南來的記者禮貌地問他的身體情況，他聽后笑著說：“這臺機器運轉了八十多年，還算結實，零件壞得不多。”一句略帶幽默的比喻，讓屋里的人都舒了一口氣。談興漸開時，他提到自己當年在邵東縣野雞坪大隊抓農業學大寨的經歷。

在他的回憶里，野雞坪原本“遍地石頭”，耕地連成片都少。通過發動群眾修梯田、打水渠，硬是把“不長莊稼的地方”變成了糧田。他感慨道，艱苦奮斗的勁頭不能丟，“這種勁頭，總是要有的”。這番話，與其說是在總結往事，不如說是老一輩人長期形成的一種本能態度。

2008年，華國鋒病情加重，長期住院。思路仍然清晰的時候，他把家人叫到病床前，提出自己的身后愿望：回卦山，葬在故鄉那片熟悉的山坡上，不要鋪張，不必張揚。對于陪他走過幾十年風雨的夫人來說，這樣的囑托既樸素，又有些沉重。

骨灰安放地點初步確定后，如何處理與地方建設的關系，成為隨之而來的現實問題。交城縣在向上級匯報并征求意見后，把紅色教育、城市公共空間和烈士紀念等功能綜合考慮，提出建設呂梁英雄廣場及配套紀念設施的方案。方案幾經修改，才有了后來看到的規模和布局。

在建設進入收尾階段、陵墓輪廓剛剛顯現的時候，一些并未到現場實地看過的媒體，開始用夸張的數字描述這里。有的稿件寫成“占地十公頃”，有的說“全部使用漢白玉石材”，還有的直接把投資拔高到“一個億”。這些說法一旦被復制、轉發，很快脫離了事實基礎。

面對鋪天蓋地的質疑，華國鋒的兒子不得不站出來說明情況。他在接受采訪時，把當初提的“四個不”又重復了一遍，強調沒有占用一畝耕地，沒有拆遷百姓住房，使用的是本地普通石料，投資由有關部門嚴格審計。交城縣負責工程的同志，則拿出設計圖紙和預算清單，詳細解釋每一塊區域的功能和費用構成。

有記者問起“漢白玉”的問題，現場的技術人員干脆指著臺階和欄板說：“這是我們交城的紅晶石。”細看之下，石材表面略帶紅色紋理，和人們印象中潔白細膩的漢白玉完全不同。這一幕，多少顯得有些尷尬——一些口口聲聲談“豪華”的報道，連石材都沒認清，就已經下了定論。

隨著時間推移，最有發言權的還是當地百姓。2011年前后，華國鋒骨灰遷回交城的那一天，天上下著細雨，街兩邊站滿自發來送行的人。有老人拄著拐杖，在雨中站了很久，只是默默看著車隊駛過。對他們來說，這既是送別一位長期在高位上工作的領導人，也是送別一個走出交城、又回到交城的老鄉。

到2014年陵園正式向社會開放時，呂梁英雄廣場已經逐漸成為交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吃過晚飯，許多上了年紀的人習慣到這里散步，有的沿著臺階一步步往上爬，順便鍛煉心肺；有的坐在石凳上，看孩子們在空地上追逐。有人笑著說，以前鎮上連個像樣的公園都沒有，如今總算有個寬敞的地方可以轉一轉。

對外地人來說，“華陵”這個稱呼聽起來有些莊嚴；對當地人而言，更像一個順嘴帶過的地名。廣場上，廣場舞的音樂聲、小孩的喊叫聲、青年人的說笑聲交織在一起，陵園并不冷清，卻也不喧鬧。沿著三百多級臺階拾級而上，可以俯瞰整座縣城，遠一點還能看到田地和村莊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