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伺候婆婆八年,葬禮那天下著雨。
不算大,但也不小,那種能把鞋子打濕的雨。我站在靈堂門口,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突然覺得腿很酸。這八年,我好像就沒站直過。
婆婆是腦溢血,送到醫院搶回一條命,但下半身癱了。那時候我三十一歲,兒子剛上小學。丈夫在外地工作,一年回來兩三次,每次待不過一周。小姑子在省城,有自己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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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就交給你了。"丈夫當時這么說,眼睛看著我,但又好像看著別處,"我在外面多掙點,家里就靠你了。"
我沒說什么。能說什么呢?
最開始的半年,我每天凌晨五點起床,給婆婆翻身、擦洗、換尿墊。她的身體很重,我用盡力氣才能把她挪動幾寸。早飯要喂,一勺一勺,有時候她不想吃,就把頭扭開,湯汁灑在枕頭上。我得重新換被套。
白天兒子要上學,我得接送。中午趕回家給婆婆喂飯,下午再去接孩子。晚上給婆婆擦身,按摩雙腿防止肌肉萎縮。醫生說要堅持,不然會更糟。
我每晚睡前都要確認婆婆的被子蓋好了,房間的窗沒關嚴會灌風。有時候半夜她會叫我,說渴了,或者想上廁所。我爬起來,腳踩在冰涼的地板上,一夜能起來三四次。
丈夫每次回來,會在婆婆床邊坐一會兒,說些"媽你要好好的"之類的話。然后就去跟朋友吃飯喝酒。他給家里寄錢,這點我不能否認,但錢這東西,在那些深夜里并不能幫我把婆婆翻個身。
第三年,婆婆開始有些糊涂了。有時候認不清我,叫我她女兒的名字。我糾正過幾次,后來就隨她了。她想我是誰就是誰吧。
小姑子一年來看兩次,每次帶些補品。她會握著婆婆的手哭,說"媽你受苦了",然后對我說"嫂子辛苦你了"。我笑笑,說應該的。她在家待不到三天就走,說店里忙。我理解,誰不忙呢?
第五年,兒子上初中了,開始有些叛逆。他嫌家里總有一股味道,老年人的尿味和藥味混在一起。我每天開窗通風,買了很多清新劑,但那股味道好像已經滲進了墻壁。
兒子有次問我:"媽,奶奶還要這樣多久?"
我愣了一下,說:"你怎么能這么問?"
他撇撇嘴,回房間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想著這個問題。還要多久呢?我不知道。醫生說這種情況,能拖很多年。
第六年,我的腰開始疼。去醫院看,醫生說是長期勞損,讓我多休息。我笑了,怎么休息?我每天的時間都是精確計算過的,差一分鐘都不行。
那年冬天特別冷,婆婆得了肺炎。在醫院住了一個月,我每天陪護。醫院的折疊床很窄,我睡在上面,翻個身都怕掉下去。
出院后婆婆更虛弱了,話也說不清楚了。我每天給她講些外面的事,天氣啊,鄰居啊,兒子的學習。她就看著我,眼神很空。我不知道她聽懂了沒有,但我還是講,因為我需要說話,哪怕只是對著一個不回應的人。
第八年開春,婆婆走了。很平靜,就是睡著了,然后沒再醒。
我給丈夫打電話,他說馬上回來。給小姑子打電話,她說訂最快的航班。
葬禮辦得很體面,來了很多人。大家都說我是個好兒媳,說婆婆有福氣。我聽著這些話,覺得很遙遠,好像是在說別人。
葬禮結束后,親戚們都散了。我在收拾靈堂的時候,小姑子走過來,遞給我一個紅包。
"嫂子,這些年真的辛苦你了。"她眼眶有些紅,"這是我和我哥的一點心意。"
我接過紅包,沉甸甸的。我說不用,她硬塞給我。
然后她突然嘆了口氣,說:"其實我媽走了,對你來說也是解脫吧。這么多年,你也自由了。"
她說得很自然,好像只是陳述一個事實。
我握著那個紅包,突然覺得很冷。
她說的沒錯,我確實自由了。可是這八年,我從沒覺得自己在照顧一個負擔。我照顧的是我丈夫的母親,是我兒子的奶奶,是一個曾經也當過兒媳的女人。
我想起婆婆有時候會握著我的手,那種無意識的握,很緊,好像怕我走。
"是啊。"我聽見自己這么說,聲音很輕,"解脫了。"
小姑子笑了笑,說她要趕飛機,就先走了。
我站在靈堂里,外面的雨還在下。紅包里有多少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這八年我失去的,不是自由,是一些更難說清楚的東西。而那些東西,一個紅包換不回來,一句"解脫"也概括不了。
我把紅包放進口袋,開始收拾那些花圈和挽聯。兒子在門口等我,他長高了很多,眼神里有了些我看不懂的東西。
"媽,我們回家吧。"他說。
我點點頭。回家。那個沒有婆婆的家,會是什么樣子,我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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