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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
當地時間1月11日晚,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聲稱,“不管用什么辦法,美國都要拿下格陵蘭島,格陵蘭島應該達成交易。”自2025年再次上任以來,特朗普多次揚言要得到格陵蘭島,并聲稱不排除動用武力的可能性。美方相關言論引發丹麥等歐洲國家強烈反對和擔憂。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特朗普覬覦格陵蘭島的原因在于三個方面:地緣戰略、資源控制與政治野心。格陵蘭島扼守北極航道與北大西洋要沖,控制該島可強化對北極的監控,削弱中俄影響力;島上稀土、油氣等資源豐富,掌控它們能保障美國高端產業供應鏈安全;此外,美國試圖通過“購島”塑造個人政治遺產,踐行“門羅主義”,確立其在西半球的絕對主導地位。然而,丹麥、歐洲及國際社會普遍反對,美國此舉面臨巨大阻力。?
特朗普獲取格陵蘭島將帶來哪些影響?今天,走出去智庫 (CGGT) 刊發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孫成昊的文章,供關注地緣政治的讀者參閱。
要點
1、美國在收縮對全球秩序制度性投入的同時,卻在其界定為“核心安全”的區域更傾向于以排他、強制、可見的方式塑造結果。
2、特朗普政府的“收縮”不是退出國際事務,而是壓縮長期、昂貴、制度化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
3、未來一段時間國際社會面臨的難題并非“美國是否退出地區和國際事務”,而是“美國將如何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
正文
文/孫成昊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2025年慕尼黑青年領袖
特朗普政府制造的委內瑞拉事件與格陵蘭島“獲取論”看似分屬兩個方向,一個發生在西半球近鄰,一個指向北極和北大西洋戰略節點,一個是對他國政府的侵犯,一個是對領土與戰略資產的政治性主張,但若把二者置于特朗普第二任期整體戰略語境之下,它們則更像同一套邏輯的兩個案例。
美國在收縮對全球秩序制度性投入的同時,卻在其界定為“核心安全”的區域更傾向于以排他、強制、可見的方式塑造結果。也正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討論的美國到底是在“戰略收縮”還是在建立“新型霸權”并非截然矛盾,而是可以同時成立。美國收縮的,是責任承諾和國際義務,而強化的,是對關鍵空間、通道與資產的控制意志和手段。
特朗普政府委內瑞拉行動的標志性意義,并不在于是否能在短期內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走向,而在于把所謂“跨境執法”“軍事行動”“政治過渡”等手段捆綁在一起,制造既成事實。其信號十分清晰:當美國把某個國家或議題界定為本土安全、跨國犯罪、移民與地區穩定的延伸,它就更愿意訴諸立竿見影的強制手段,而不是通過多邊協商塑造長期治理安排。這種做法大大增加了地區政治的外溢風險,迫使周邊國家重新評估主權邊界的穩定性,也會推動更多國家在安全、金融、供應鏈與外交領域加速對沖,地區秩序由此更容易進入一種面對沖擊做出應激反應、之后再次遭遇沖擊并反應的惡性循環。
格陵蘭島議題則把同一套邏輯推向另一端。特朗普政府瞄準的并非短期目標,而是在中長期爭奪戰略資產。格陵蘭島橫跨北大西洋與北極方向,是美國預警、反導與太空監視體系的重要支點。在各國對關鍵礦產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其資源潛力也被納入美國“供應鏈安全”敘事。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式表態背后體現出美國秩序觀的根本變化,那就是,針對盟友領土與主權邊界,美國不再僅僅通過協商來處理關切,而是傾向于將其納入安全責任、成本分攤、權利獲取的交易框架,甚至以強制性語言抬高要價。
對歐洲而言,它觸及的不是美國實力強弱與否,而是美國的承諾是否仍然可信。當威脅和交易雙雙進入同盟內部議程,歐洲日益擔心規則邊界被重寫,美歐之間的信任基礎因此遭到侵蝕,歐洲追求防務自主的動力再次增強。
把委內瑞拉與格陵蘭島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一個更清晰的輪廓。特朗普政府的“收縮”不是退出國際事務,而是壓縮長期、昂貴、制度化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與此同時,在少數被界定為直接關聯本土安全與戰略縱深的空間,特朗普政府反而愿意動用更強硬、更排他甚至更具脅迫性的手段,以確保控制力。這種“選擇性霸權”,不再以普遍主義規則和穩定承諾為主要合法性來源,而是受國家安全名義下的可控性與成本收益核算驅動。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更愿在自己定義的核心地帶展示權力,而不是在全球范圍承擔秩序維護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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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在格陵蘭島的皮圖菲克太空基地。
因此,若問這是“戰略收縮”還是“新型霸權”,更準確的答案或許是,美國正在進行一次“霸權方式重塑”。過去的美國霸權強調通過同盟網絡、多邊機制和規則塑造來降低不確定性,現在的美國則更強調通過關稅、制裁、執法、有限軍事威懾與議題化交易來提高控制力。美國減少的是制度耐心,增加的是手段硬度,收縮的是對外部的長期承諾,強化的是針對關鍵節點的排他性能力。
這種變化是短期還是長期的?在風格上,這種政策變化顯然帶有特朗普高度個人化的特征,短期內更沖動、更不可預測。但在結構層面,它又不完全取決于個人偏好,而是美國國內政治極化、財政壓力、社會對海外投入耐心下降、多線競爭和產業安全焦共同推動的結果。美國政府換屆可能改變措辭與包裝,卻未必改變更條件化的承諾、更工具化的規則、更強調核心利益的大方向。美國未必會回到那個愿意為全球秩序持續付出的時代,卻可能越來越習慣于在關鍵領域先出手、再談判,以行動制造議程,以強勢換取成本分攤。
對地區與國際秩序而言,這種收縮與強制并存的美國政策調整將帶來三重后果。一是地區秩序安全化將進一步加深。拉美國家會對外部干預與主權風險更敏感,歐洲會更擔心同盟內部規則遭到交易,北極方向會更快從合作議題轉向競爭議題。二是規則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下降將推動各國加速對沖。更多國家會在供應鏈、金融結算、關鍵基礎設施與外交伙伴上做多手準備,全球體系因此更碎片化,也更難形成穩定共識。三是大國競爭烈度加劇。當各國低估強制行動的成本,誤判風險將隨之上升,危機管理空間也將受到擠壓。
這也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國際社會面臨的難題并非“美國是否退出地區和國際事務”,而是“美國將如何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美國仍然強大,但其提供秩序的方式正在變化。關鍵不在于評價美國是收縮還是擴張,而在于識別這種新模式的運行機制:在哪些空間美國會更強勢,哪些議題更可能被安全化,哪些領域規則會被工具化,在競爭與合作并存的環境里如何把風險管控得更系統、更長期。
委內瑞拉與格陵蘭島并非兩個故事,而是一條線索。一個更交易化、更情緒化、更偏向強制手段的美國正在成形,而世界必須學會在美國之變的背景下確定新的穩定之源。
來源:中美聚焦(太平洋國際交流基金會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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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原作者觀點,不代表走出去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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