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斬殺線”，到“兜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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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近期，一個源自網絡游戲的詞匯——“斬殺線”，在中文互聯網迅速走紅。在游戲中，它指的是角色一旦血量跌破某個臨界值，就會被瞬間終結。當這一隱喻被移植到現實社會時，它意外地精準描繪了當下美國社會的某種結構性風險：許多普通人的生活看似體面，卻已幾乎沒有承受意外沖擊的緩沖空間，一旦越過某條無形的線，便可能迅速跌入赤貧狀態。

這并非一個新鮮的概念。在政策統計層面，不少國家的“ALICE”（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人群——有工作卻資產有限、收入不足以覆蓋基本生活成本的人——正在迅速擴大，構成一個高風險的“中間地帶”。他們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貧困人口，卻可能因意外事件，被迅速推過那條“斬殺線”。

客觀地看，“斬殺線”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在中文互聯網出現的傳播學現象，并非美國獨有的社會問題。“斬殺線”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其折射了個體在現代化社會中面臨的體系性風險與脆弱性。正如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那樣，人類生活的風險化并非現代化失敗或偏離正軌的體現，而恰恰是現代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作為學術共同體，我們需要反思：為何在美國這樣一個極度發達而富裕的社會中，個體的下滑會如此迅速，幾乎沒有剎車空間？中國的社會治理，是否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我們需要通過怎樣的制度安排與社會結構，來避免這樣的連鎖擴散？

圍繞這些問題，IPP近期組織了“從美國‘斬殺線’到中國‘兜底網’：現代社會如何保障個人風險”研討會，三位研究人員分別從金融化運行邏輯、城市治理模式與社會整合機制等角度展開討論，對比不同社會應對個人風險的制度路徑。

對話人

林輝煌

IPP資深研究員

李明令

IPP副研究員

盧克玲

IPP副研究員

主持人

楊庭軒

IPP助理研究員

楊庭軒：近期，“斬殺線”的討論在中文互聯網上掀起了巨大的輿論關注。但“斬殺線”并非一個嚴謹的官方概念或學術概念，而是對一系列現象的綜合描述。回到我們的學術討論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一條“斬殺線”？如果存在的話，它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機制或者社會現象？請李明令博士為我們講解一下。

李明令：我想先從這張圖講起。這是一張全球財富分布的堆積面積圖（見圖1）。

圖一：2022年全球財富分布的地區構成。圖源：《全球財富數據庫 2023》（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橫軸從左到右，代表從貧困人群到全球最富裕人群；縱軸表示在某一個財富階層中，不同地區人口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到，在左側的低財富—中低財富人群區間，非洲、印度和亞太地區（不含中國）的占比非常高；而在中等財富階層區間，中國的面積迅速擴大。

最右側，也就是全球最富有的那一小部分人，中國大約占10%，而北美直接占了40%左右。這意味著，在全球收入金字塔的頂端，美國占據了較高比重。從財富的中位數來看，北美也是最高的，歐洲次之。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一個事實：美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其大多數人口都處在全球收入較高的區間。

但我們可以發現，圖中存在兩個吊詭之處。

第一，美國存在“世界上最低收入群體”，卻幾乎不存在“世界偏低水平的收入群體”。

第二個吊詭之處在于：美國的低收入人口不僅與本國的中上收入人群差距較大，而且在低收入人口內部還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斷層。這也就是說，一旦你成為美國社會中斷裂出去的那一部分極端貧困人口，就會被“鎖定”在超低端，很難再往上爬，再沒有向上流動的可能了。這也就是所謂的“斬殺線”概念，在統計學上的投射。

回到現實生活中來看，當個體在遭遇風險后，問題往往不再只是“收入少一點”，而是極有可能迅速滑向無家可歸的狀態，并且在此之后快速逼近死亡，其平均生存周期往往只有三到五年左右。也正因為如此，“斬殺線”與我們通常所說的貧富分化并不完全相同，它的核心問題不在于差距本身，而在于階層結構的斷裂。

從廣義層面來理解，“斬殺線人群”即那些只能勉強維持收支平衡、甚至已經入不敷出的美國人群。這部分人規模大約在三四千萬人左右。在此基礎上，還可以給出一個更為狹義的定義，即那些已經陷入嚴重財務危機、并且正在逼近無家可歸狀態的人群。根據美國官方統計，這一群體目前大約有77萬人。

據統計，加州（包含洛杉磯、舊金山等地）的流浪漢人數約為18.7萬人，占全美流浪者總數的25%。圖源：路透社

在美國學術界，對這一群體存在著一個相對中性的概念，被稱為“愛麗絲線”（ALICE Threshold）。這一概念所指向的，實際上是偏廣義的“斬殺線”人群，即資產有限、收入有限，但仍然保持就業的人群。他們處在系統性風險的邊緣地帶，但也是最容易在一次沖擊中被推向“斬殺線”的那部分人。

為什么在美國，個體會如此迅速地墜入赤貧？根據網上信息，其大致過程是這樣的：一個原本處在收支勉強平衡、甚至已經入不敷出狀態的人，一旦遭遇意外，就不得不產生額外支出，而這筆錢往往會直接動用原本用于支付房租的資金，結果便是無法按時繳納房租。

隨后，房東啟動法律驅逐程序；一旦驅逐程序生效，個體便失去了固定住所。失去固定住所后，信用記錄迅速惡化，隨之而來的是車貸違約、車輛被拖走；而在高度依賴汽車作為出行工具的美國社會，沒有車就意味著無法按時上班，進而被解雇。失業之后，收入徹底中斷，個人迅速被系統標記為“失敗者”，最終流落街頭，并在極短時間內陷入赤貧，甚至走向死亡。

超過75%的美國住宅對于普通收入家庭來說已經買不起，典型房屋所需收入遠高于中位收入。圖源：路透社

為什么這一整套墜落過程會如此“絲滑”？為什么這種螺旋式的下降會發生得如此迅速？

這至少引出了兩個必須反思的問題。第一個是，為什么在這個墜落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機制能夠阻斷這種連鎖反應？第二個是，為什么對弱勢群體的個體或家庭而言，他們的經濟韌性會如此之差，抗風險能力如此之低？

回看前面那套“絲滑”的墜落過程，可能我們許多中國人都難以理解。相信許多中國人都會和我一樣，習慣性的在三個環節中提出疑問：

第一，為什么他們沒有儲蓄？這是因為，這部分人本身就處在收支基本平衡、極為脆弱的狀態，幾乎不存在可結余的收入。同時，美國社會長期形成了超前消費與信用卡泛濫的消費環境，進一步削弱了儲蓄意識，使得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可動用的流動資金。

第二，當他們的車被拖走之后，為什么無法依賴公共交通？這就需要理解美國公共服務體系的取向。美國的公共服務并非圍繞弱勢群體來設計，而是以“是否對大多數人有效”為標準來配置資源。修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道路建設對全體社會成員都有用；但專門面向弱勢群體的公共交通服務，往往不會成為優先選項。

第三，生活陷入困境之后，為什么他們的家人或朋友無法“拉一把”？首先，從家庭層面看，美國社會高度原子化，個體在成年之后往往迅速脫離家庭支持體系，自身還背負著房貸、車貸、學貸等多重債務。其次，如前所述，美國廣義的“斬殺線”人群規模高達三四千萬人，這意味著他們的父母一代很可能同樣缺乏資源，難以形成托舉。再次，即便暫時寄住在朋友家，在美國也面臨諸多限制。許多租房合同對居住人數有明確規定，往往不允許超過一個成年人；一旦違規，不僅可能被鄰居舉報，還會面臨直接的法律風險。況且，在美國社會中，一旦個體陷入生活危機，周圍人往往會迅速與其保持距離。

從社會學視角看，真正決定“斬殺線”得以存在并持續發揮作用的，是更宏觀的社會結構。其中第一個、也是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美國社會的高度金融化。這里所說的金融化，并不僅僅指資本市場的金融化，而是整個社會運行方式的金融化。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就已逐步建立起成熟的財富調查體系，對個人資產狀況進行系統性統計與評估，統計學與精算行業也因此高度發達。進入近二三十年，這一體系又與高度成熟的數字化系統相結合，個人的資產、車輛、房產等信息被迅速打通和關聯。也就是說，每一個成年人一旦進入社會，幾乎立刻就被吸收進一張高度金融化的網絡之中。

王滬寧在上世紀八九年代就在其著作《美國反對美國》中反復討論一個判斷：美國社會是通過資本、市場和金錢機制來實現社會控制與秩序維持的，即所謂“錢管社會”。在這套體系中，銀行、信用卡機構與征信公司共同編織出一張高度密集的網絡，幾乎所有人都被納入其中。對大多數人而言，只要進入社會，就不可避免地開始背負債務，而這正是“斬殺線”得以發揮作用的結構性前提。

《美國反對美國》集中揭示了美國社會中個人主義與社會整合之間的張力、資本力量對政治與公共生活的深度侵蝕，以及美國所宣稱的核心價值在現實運行中對自身秩序的反噬效應。

這種高度金融化的社會，也具有幾個非常重要的特征。

第一，個人在各個領域的信息被高度捆綁在一起，收入、住房、信用等系統彼此聯動。在一切運轉正常時，這些領域看似彼此獨立，個體也可以相對安穩地生活；但一旦某一環節出現問題，其他系統便會迅速被牽連，形成惡性循環。

第二，金融系統與法律體系深度交融。美國的法律制度本身就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發展起來的，這意味著一旦個體在經濟層面出現問題，法律機制會迅速介入并強制執行。例如，當一個人失業、無力支付房租時，法院可以很快向房東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驅逐令，而個體幾乎沒有回旋余地。

第三，也是最殘酷的特征在于，在這套金融化體系之下，個體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往往會迅速失效。即便受過良好教育、擁有較高學歷，也很難僅憑這些資源重新“回血”，因為這套金融系統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于傳統社會流動體系運作的。

正因如此，美國這種高度金融化的社會，在整體運作中逐漸演化為一套風險厭惡型體系。一旦個體被識別為“高風險”，就會在收入、住房、信用、法律等多個環節同時被邊緣化。雖然美國也有社會福利制度，有教會和社會救助組織，但難以支撐跌入最底層的那些人

2025年，美國暢銷書《我們無處容身：在美國工作卻無家可歸》揭示不少美國民眾的生活窘境，他們有工作，但無力負擔基本生活成本。這些人不會被計入官方失業率，但他們實際卻“功能性失業”。

楊庭軒：相比于美國這種高度金融化的風險控制體系，中國有沒有類似的體系去防止社會風險和個人風險？如果有的話，是否也存在著相應的兜底機制去防止個人因為一次失業、一次大病意外等突然的財產損失導致的“斬殺”？請盧克玲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盧克玲：前不久，《環球時報》對美國社會在2025年年底的社會認同和政治認同狀況進行了年終總結。文章給出的判斷是：美國在2025年已經形成了一種嚴重的內部社會認同撕裂。

這種撕裂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超級富豪群體規模龐大，與社會其他階層之間的距離不斷拉大；第二，不同代際之間在價值觀、社會認同以及對制度的理解上，出現了顯著分化；第三，由于平臺化、系統化的信息公開以及不同群體之間“對賬”現象的存在，美國普通居民對自身生存處境的認知發生了變化，不再像過去那樣被“美國夢”的敘事所包裹。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又該如何認識美國社會中的“斬殺線”？在我看來，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斬殺線”至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理解。

第一個維度，是從城市社會以及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圍繞美國“斬殺線”的討論，首先會引出一個問題：它是否反映了現代社會中的一種“城市病”？

在以往對西方社會的討論中，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是：為什么無論是在印度還是美國，都會在城市核心區域長期存在大量貧民窟？如果從美國的情況來看，這種“貧民窟”并不僅僅集中于某一塊明確的地理空間，而是呈現出一種彌漫式、廣泛分布的狀態。而且，這里的“貧民窟”并不僅僅是指一種物理空間意義上的聚居區，更是指那些被種族、地域、犯罪記錄等多重標簽所標注，或者被不同政策框定出來的、在統計學意義上高度集聚的群體形態。

查閱相關資料可以發現，這種被“斬殺”的現象在美國的特定城市中更為集中。這些地區大體具有幾個共同特征：

第一個是人口高度集聚、生活成本極高。如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城市。由于人口持續集聚，一方面帶來了急劇膨脹的公共服務需求，另一方面也在住房、交通、醫療等關鍵領域形成了明顯的擠兌效應，使得生活成本被不斷推高。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金融化、市場化運作的社會中，這種城市結構會進一步放大風險。一方面，制度不斷推高個體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又將“防御風險的能力”幾乎完全轉嫁給個人。在這樣的邏輯下，一個人生病、失業，甚至是離婚，都會被納入一種“個人責任敘事”之中。

第二是制造業衰退。近年來，特朗普政府反復提出“制造業回流”，試圖至少緩解內部矛盾。但從底特律、匹茲堡、克里夫蘭等典型制造業衰退城市的現實情況來看，這一轉向并未解決矛盾。這些城市真正的問題在于它們缺乏能夠與大多數工薪階層相連接的普通就業崗位。結果是，大量人口生活在城市之中，卻失去了通過穩定勞動實現自我托舉的現實機會，這也為斬殺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第三則是治理能力不足的城市。在美國的制度結構中，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通過授權體系相互制衡，這使得聯邦政府在應對全國性問題時，往往受到州政府的掣肘，難以形成有力、統一的回應能力。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人在滑落到底層時，所遭遇的不僅是物質意義上的貧困，而往往會迅速疊加上社會性的排斥，甚至走向生理意義上的死亡。相關資料顯示，美國人一旦進入流浪者群體，就極易與犯罪、毒品以及槍支暴力等高風險社會現象發生關聯。

盡管特朗普政府曾承諾通過高關稅和保護主義政策重振制造業，美國工廠就業人數連續八個月減少，2025年12月工廠就業再次下滑，累計自2025年4月以來減少超過70,000人。圖源：美聯社

對美國斬殺線的第二個維度判斷：“斬殺線”會不會是一種資本主義國家的“甩負”行為？

美國長期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在這一理念框架下，其政府本身就是一種有限責任政府。州與聯邦政府之間的權力分散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的決策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資本和大型企業集團所捆綁。在這種被金融資本深度捆綁的政治結構中，州與聯邦政府之間、聯邦政府與立法機構之間，本身就存在著高度的對立與沖突。這種制度性摩擦，也直接導致美國在不久前出現了長達43天的政府停擺。

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去理解斬殺線，就會發現，它并非偶然現象，而是一個以資本利益優先的邏輯——“斬殺線”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通過甩掉“非必要負擔”來維持數據體面與宏觀表現的機制。在這樣的環境中，一旦個體的競爭能力下降，就極易滑入底層，并且幾乎失去重新回到原有階層位置的可能性。美國社會也就在這樣高度精準化的體系支配之下，逐漸演化為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結構。

10月21日，在美國馬里蘭州海厄茨維爾市，聯邦雇員在政府停擺期間領取免費食品。圖源：新華社

第三個維度，即美國在后工業革命時代所面臨的社會整合缺失問題。

在涂爾干的社會分工理論中，工業革命帶來了社會連接方式的轉型，即從傳統的“機械團結”走向現代的“有機團結”。在有機團結社會中，個體通過職業分工形成相互依存的網絡。然而，這種社會網絡雖然在生產層面更為高效，卻在社會團結層面缺乏真正的整合性，難以為大量個體提供必要的兜底保障。

這一現實也需要我們對中國的戶籍制度進行重新審視，尤其是在與美國社會現象進行對比的背景下。今天，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在由剝削型向保護型的轉型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更為穩固的社會保障結構。這一體制為大量留守在本地的人群提供了相對體面的生活條件，即便是未能成功進城的農民，也能夠避免完全滑落到底層，從而在整體上保障了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這是因為，戶籍制度不僅塑造了個體的社會身份，也深刻影響著個人能夠獲得的社會資源與支持網絡。

總體來看，“斬殺線”現象所牽連的社會根源、后工業社會中的社會整合問題，以及城鄉體制轉型這三個維度，共同構成了理解這一現象的關鍵分析框架。具體來看我們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的社會兜底政策與福利供給。概括來看，我國一直在持續完善社會福利與民生保障網絡，這一體系大體可以拆分為幾個相互銜接的模塊。

第一個模塊，是以社會保險為核心的制度性保障體系，也就是通常所說的“5+1”社會保險框架，包括工傷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以及即將于2026年全面推行的長期護理保險，也被稱為“第六險”。

以社會保險中的城鄉居民保險為例，當一個家庭處在經濟困難狀態，或已經接近返貧風險線時，在繳費環節，中央政府原則上不直接補貼個人，但地方政府會針對困難群體提供差異化支持，包括按最低標準代繳或在特定情況下實行全額代繳，從而避免其因繳費壓力被排除在保障體系之外。

在醫療保障方面，針對貧困家庭以及因病、因學致貧的群體，制度設計并不僅限于基礎醫保，還疊加了大病保險、補充醫療保險、醫療救助和醫保扶貧等多重工具。同時，在教育層面，也會對其子女提供針對性支持，以防止風險在代際之間傳導。

國家醫保局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底，長護險制度已覆蓋近3億人，累計惠及超330萬失能群眾，基金支出超千億元。圖源：新華社

第二個模塊，是具有明確兜底功能的社會救助制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國同樣存在對“斬殺線”的識別機制，只是其界定方式有所不同，主要以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作為依據，從而將其納入低保體系。此外，還設有針對突發性風險的臨時救助制度，例如因火災、交通事故或突發重大支出導致家庭陷入困境時，由政府提供階段性救助資金，防止其迅速滑向不可逆的貧困狀態。

第三個模塊，是面向特殊困難群體的定向福利制度。這一部分主要集中于三類人群：一是未成年人，包括孤兒和困境兒童；二是老年群體，尤其是高齡老人和失能老人；三是殘疾人群體。這些制度共同構成了社會保障體系中最具針對性的托底機制。

第四個模塊，則可以放在城鄉二元體制下的鄉村社會結構中來理解。在鄉村社會內部，由熟人社會和半熟人社會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及與之相伴隨的身份性福利和資源配置機制，在現實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緩沖作用。

具體層面，在制度設計與現實運行之間，我國政府究竟做了哪些具體工作，來確保這些兜底機制能夠真正發揮作用？

第一個層面，從兜底所覆蓋的領域來看，相關政策的重點與前面所提到的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醫療、住房、教育等高度共性的風險領域，并在此基礎上采取分層、分類施策，而非一刀切地處理不同人群的困境。

第二個層面，是“誰被兜底”，也就是兜底對象的問題。從近年來我國政府推進的相關工作來看，重點保護對象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類：第一類是低保家庭及低保邊緣家庭；第二類是前面提到的特困人員；第三類則是流浪人員群體。

事實上，十多年前，我國城市中仍能看到大量生活在橋洞下或街頭的流浪者，而在過去這些年中，政府圍繞這一群體持續開展了系統性的治理與救助工作。網絡上曾流傳過一個頗具代表性的案例：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場”一帶長期流浪的一名人員，被前來開展救助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員發現后，直接帶離原有環境，送往勞動就業服務機構，接受基礎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隨后，該人員前往廣州從事臨時工作和擺攤經營，逐步建立起穩定生活，并組建了家庭。或許這個案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在社會兜底工作中采取了較為細致的路徑。

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來看，城市社會本身也并非只有冷漠的一面。即便在高度城市化的環境中，仍然存在著許多溫情化、半制度化的互助機制。例如，在深圳，一些地區圍繞臨期食品建立了分發渠道，低保家庭和有需要的人群可以按需獲取；又如，不少城市的小餐館會主動為快遞員、外賣員等高強度勞動群體提供一定形式的優惠；對于確實面臨吃飯困難的人群，也有餐飲機構提供免費或低價的基本餐食。

近日，一則關于深圳市福田區24小時“食物銀行”的視頻在網絡走紅，其并非金融機構，而是存取食物的智能柜機。三年來，約50萬人次因此收獲幫扶。圖源：新華社

楊庭軒：感謝盧克玲博士剛才很詳細的回顧了美國社會治理的狀況，以及中國政府是如何去進行微觀層面上的兜底的。下面，請林老師從宏觀和鄉村治理的角度來講一講，中國是怎么避免把這些社會風險轉化到個人的？從組織上或者治理結構上，它是如何去保護這些有機會被識別為斬殺線人群的這些人，防止他們被推入斬殺線的？

林輝煌：我簡單作一個概括，并把自己的幾點理解與大家分享。從經驗層面的邏輯來看，“斬殺線”在美國的出現，與幾個因素密切相關：超前消費、缺乏儲蓄習慣、家庭和社會結構的高度原子化，以及政府在底層群體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供給方面的不足。

但更深層的機制是全社會的金融化。更準確地說，它并不僅僅是金融化，還包括債務化和高度法制化，這三者實際上是捆綁在一起運作的。在這樣的體系中，經濟關系在社會結構中的嵌入程度極高，個人在收入、住房、信用、法律等多個層面被同時納入一套高度耦合的系統之中，形成一種類似多米諾骨牌的結構。

但與此同時，美國社會在另一個方向上卻呈現出幾乎相反的特征——社會關系本身相對稀疏而脆弱。家庭的保護功能難以有效發揮，社區層面的支持同樣有限，社會整體缺乏足夠穩固的互助網絡。再進一步，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來看，與中國的國家—社會關系過于緊密相反，美國的國家-社會關系呈現出明顯的疏離狀態。

正是經濟關系的高度緊密，與社會和國家層面支持網絡的相對稀疏疊加在一起，使得個體一旦遭遇意外沖擊，就極易陷入前面所說的“超低端鎖定”結構：一方面，經濟系統的任何一處斷裂都會迅速將人卡死并推落；另一方面，社會和國家的力量又不足以提供有效緩沖。

因此，當我們回過頭來思考如何阻斷“斬殺線”這一機制時，核心問題其實并不復雜：正如鄭永年老師所強調的，關鍵在于“社會保護”。

如果進一步拆解社會保護，其本質無非是三個層面：家庭的保護、社區的保護，以及國家的保護。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因為外部沖擊或個人原因遭遇意外，真正重要的問題在于，當個體處在最脆弱的階段時，是否存在能夠托住他的機制，而社會保護正是由這三重結構共同構成的。因此，這三者需要同時存在，或者至少其中有一個維度足夠強。

從這個角度看，社會保護真正要做的，是建立一套必要的“風險區分／隔離”機制。這是一種非常關鍵的制度邏輯。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回過頭來觀察：中國的鄉村體制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了這樣的保護功能和風險區隔功能。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研究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時可以發現，大約在2000年之后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中國原本偏向“剝削型”的城鄉關系，已經逐步轉向一種“保護型”的城鄉二元結構。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這一結構已經盡善盡美，而是說，在其中，越來越多的資源被有意識地用于防止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發生下滑而無路可退。近年來，這一轉向在政策層面表現得尤為明顯。一方面，國家不允許城市人口逆向進入農村轉為村民、占用農民的相關資源；另一方面，隨著大量公共資源向農村下沉，農村所能提供的制度性保護不斷增強。同時，這一結構并未封閉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通道，而是鼓勵其逐步轉化為市民。更重要的是，即便在轉化為市民之后，農民仍然可以保留原有的土地權益。

從純粹的經濟理性角度看，這些權益或許本應被放棄，但國家出于風險防范的考慮，擔心農民個體在城市化尚未完全成功時陷入無處可退的境地，因此選擇為其保留這一“安全閥”。其核心作用在于，這使得農民家庭能夠在城鄉之間實現代際合作：老年人留在農村，通過農業或其他方式維持基本生活；年輕人進入城市，獲取相對更高的收入，二者共同支撐家庭的發展和一條漸進式的城市化路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這種城鄉二元結構具有明顯的保護性功能。

截至2025年，農村互助養老服務設施已達到一定規模，但因老年人分布分散及利用率不高，仍面臨效率與匹配問題。圖源：新華社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一些國家采取了更為激進的城市化路徑，例如拉美國家和印度。在這些地區，快速城市化并未消解貧困，反而將原本存在于農村的貧困問題直接轉移到城市之中，最終以大規模貧民窟的形式集中體現，家庭的整體脆弱性也因此被顯著放大。

從這里出發，我們實際上可以將“社會保護”這一問題拆分為兩個相互關聯、但又需要分別討論的議題：一是農民群體的社會保護問題，二是城市居民的社會保護問題。

第一點，對中國尤為關鍵，因為從現實結構來看，雖然從常住人口來看，中國的城市化率在統計上很高（超過60%），但大約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真正完成了戶籍意義上的城市化，人口比例并不高。因此，在中國語境下，討論農民群體的社會保護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這一群體的規模仍然十分龐大。相比之下，對于那些農民人口占比已經極低、或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國家而言，社會保護問題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內部。

而城市居民本身又可以進一步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相對穩定的中產及以上群體；另一類則是已經破產、被邊緣化的城市流浪者群體。在這些國家中，從前者滑落到后者的過程持續發生，但社會往往缺乏有效的緩沖機制。在中國的情形中，我們當前之所以將討論重點放在農村，恰恰是因為前面所說的家庭合作機制，以及一種具有保護性的城鄉關系。這種結構使農民在制度上具備“進可攻、退可守”的空間。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或危機時，農民工可以選擇退回農村，這一點與許多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像美國這樣的社會中，個體一旦在城市中失敗，所謂的“退路”往往只能是貧民窟或街頭。正因如此，對農民而言，這種城鄉結構實際上構成了一種通過勞動來維持最低生活尊嚴的關鍵制度保障。

我們在研究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前些年的新冠疫情對農民的影響時，開展了全國范圍的實地調研，對這一點都有非常直觀的體會。結果顯示，農村群體的整體心態相對比較平和。對許多農民工來說，2008年的金融沖擊更多只是“提前回家過年”；而在疫情期間，則是“過年的時間被拉長了”。對他們而言，在農村停留三個月到半年，是一種可以接受的狀態。

也正是這種結構性的緩沖機制，使得在經歷如此重大的經濟與公共衛生沖擊之后，中國的整體社會并未出現大規模動蕩。同時也要看到，人口的總體趨勢仍然是向城市流動。在這一過程中，農村土地資源逐漸集中到中老年人手中。這種集中更多是通過流轉實現的：大量青壯年進入城市工作，不再直接耕種土地，土地由少數人集中經營。

由此，在農村內部逐漸形成了兩個頗為有意思的群體結構。一類是所謂的“中農階層”。這一群體在各地農村普遍存在，他們經營的土地規模相對較大，生活狀況較為寬裕，也擁有較強的職業尊嚴感。

在我的《花村肖像》中，就記錄了大量這樣的案例：這一群體將耕作視為一份體面的職業。另一類則是老年群體，尤其是“低齡老人”。他們不再進入城市，而是選擇留在農村生活，通過耕種實現自我供養，而不是依賴消耗積蓄或完全依賴子女，這同樣是一種有尊嚴的生活狀態。

《花村肖像》是林輝煌博士基于深度調研寫作而成的非虛構文學作品。本書于2024年入選“絲路書香工程”。

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關鍵。此外，社會保障體系與反貧困體系為那些滑入最困難狀態的人群提供了兜底性保護。這種兜底在中國并不僅僅是政策問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上升為一項政治工程。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仍然存在大規模欠發達鄉村的國家而言，維持一種具有保護性的城鄉關系，未來依然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政策選擇。這可以為人口流動中的個體提供一個現實可退的兜底空間，避免將農村貧困簡單轉化為城市貧困。保護性城鄉結構對城市本身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正是因為大量人口沒有在城市中形成規模化的貧民窟，城市社會才得以保持相對安全的狀態。這里也需要特別區分中國的“城中村”與其他國家意義上的貧民窟。城中村并非制度性排斥的結果，而是農民漸進式城市化過程中的“中轉站”和“加油站”。

事實上，城中村不僅容納農民工，也承載了大量初入城市的青年群體，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重要的社會緩沖機制。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現有制度已經足夠完善。在我看來，在農村教育和醫療的均等化，以及在互助養老機制的建設上，我們仍然存在明顯不足。這些不足正在逐步轉化為家庭層面的沉重負擔。隨著整個社會進一步資本化、金融化，如果我們的社會保護體系在這些方面不能同步加強，就有可能在未來產生新的貧困風險。社會保護工作，我們始終不能停下腳步。

據廣州市人民政府1月12日消息，廣州市人民政府批復同意《廣州市城市更新專項規劃（2021—2035年）》《廣州市城中村改造專項規劃（2021—2035年）》。圖源：新華社

楊庭軒：感謝各位的發言，最后，我們將第四個問題作為一個開放性的討論留下：“斬殺線”究竟是在揭示一種真實存在的全球性社會風險現象，還是已經演變為一種被高度情緒化處理的美國社會敘事？基于前面各位老師的分析，我嘗試做一個簡要的總結與延展。

一方面需要承認，“斬殺線”之所以在中國互聯網上引發強烈共鳴，是因為美國社會中確實存在一類高度脆弱的邊緣人群。無論是從社會高度金融化的結構條件出發，還是從城市結構、社會整合與社會保護能力的角度來看，一旦個體同時遭遇物質、社會與精神層面的沖擊，其下滑速度之快、回旋空間之小，確實超出了許多人的直覺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斬殺線”并非純粹的夸大陳詞，而是對某種社會結構性斷裂的通俗化表達。

但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在傳播過程中，“斬殺線”逐漸固化為一種高度模板化、情緒化的美國社會刻板敘事。復雜的制度機制被極端個案所替代，概率性的風險被描述為必然性的命運，美國社會內部真實存在的分層與差異被簡化為“體面或死亡”的二元對立。這種敘事方式，確實契合了部分受眾對生存風險的感知結構，但同時也放大了恐懼，弱化了分析。

因此，“斬殺線”在中國語境中具有明顯的雙重性：它既是對美國社會某些真實風險的放大呈現，也是在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對“他者崩潰”的一種敘事性消費。如果只強調其中一面，都不足以支撐嚴肅討論。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是當這種敘事被過度道德化、個體化之后，反而遮蔽了更關鍵的問題——社會風險究竟是如何被制度吸收、分流與隔離的？哪些機制能夠防止個體在一次沖擊中被迅速“鎖死”和淘汰？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不在于反復爭論 “ 斬殺線 ” 是否存在，而在于沿著個體風險—社會風險的路徑，把敏感人群識別出來，把保護機制建起來：既要從失業、傷病、債務、居住不穩等個體沖擊出發，分析其如何被放大為結構性社會風險；也要把制度供給、公共服務和基層治理能力反向嵌入個體生活過程，形成可可持續的風險緩沖與兜底安排，防止處在風險閾值附近的人群，在多重沖擊疊加下被快速推入不可逆的下滑通道，最終被各種形式的 “ 斬殺 ” 。

研討會上，研究人員圍繞“斬殺線”現象的成因、機制及其制度回應路徑展開了深入討論。

*以上內容由編輯根據現場發言記錄整理，內容有所刪減。發言僅代表研究員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林輝煌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資深研究員

李明令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員

盧克玲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員

楊庭軒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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