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年譜》披露：新中國成立前后鄧小平不同尋常的六次北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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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鄧小平年譜》（1904——1974）披露：新中國建立前后，即1949年7月至1952年7月的三年期間，鄧小平等進軍和主政大西南時，他有過不同尋常的六次北京（平）之行。

之行一：1949年6月領導華東地區城市接管工作；7月赴北平向中共中央匯報上海等地區的工作困難，8月返回上海交接華東局工作

鄧小平有生以來第一次赴北平的主要背景和主要原因是：1949年6月渡江戰役勝利以后，鄧小平率領華東局、總前委先后進駐接管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7月10日，鄧小平致電中共中央：我已由上海到南京，決于十二日上午由南京北上到中央。同時，又致電李克農同志為他們準備房子，并派人到火車站接他們。7月12日，鄧小平從南京乘火車北上，于14日夜里10點到達了北平（今北京），住在北京飯店，也叫六國飯店。

從第二天開始，即7月15日至19日，鄧小平在北平先后同朱德、周恩來、陳云談話，同毛澤東談了兩次。17日，他正式向中共中央報告了解決目前華東、上海工作中的問題，同時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四條意見。19日，他寫信給華東局負責同志，通報同中央領導人談話情況。信中說：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對京滬杭特別是上海的困難非常重視，決定從全國范圍內予以幫助，從全國范圍來解決上海的問題。黨中央及毛主席同意我們提出的打破帝國主義封鎖之道。毛主席強調從軍事上迅速占領兩廣云貴川康青寧諸省，盡量求得早日占領沿海各島及臺灣。同時，我們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現于行動則對我愈有利。

7月16日，鄧小平和毛澤東等當面商量關于二野等部進軍西南的戰略部署。決定：以陳賡部三個軍、四野五個軍以深入廣西、云南全殲白崇禧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陳賡之另一個軍在湘南境內可以參加作戰，但不入廣西，準備由郴州直出貴陽，以占領貴州為目標。陳賡之三個軍則于完成廣西作戰后出昆明，以占領并經營云南為目標。劉鄧共五十萬人，其主力決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二月可占重慶一帶。另由賀龍率十萬人左右入成都，由劉鄧賀等組成西南局，經營川、滇、黔、康四省。五十軍須準備去云南，如白崇禧主力退云南，則還須考慮加派一部入滇助戰。

◆1949年，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在上海。

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精神，7月18日，二野前委發出關于進軍西南的指示。指出：軍委已命令我第二野戰軍繼續進軍的目標為西南。應按黨內與黨外、干部與戰士的次序，適時公開地說明繼續進軍的目的、地區，指明解放西南廣大地區和七千萬人民，指明西南在國防的地位，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的重要意義，正確地介紹西南一般地理、交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情況，正確認識解放西南的重要意義而積極地向著西南進軍。除完成上述政治動員思想教育外，還應從軍事、政治、后勤運輸各方面，加強繼續進軍的實際組織工作。

為了進一步明確西南局干部配備及其管轄范圍、兵力部署等問題，8月1日，中共中央電示華南分局并告華中局、華東局：西南局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劉伯承為第二書記，賀龍為第三書記，管轄云、貴、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戰軍全部、第一野戰軍一部共六十萬人，今年冬季可占領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戰軍之陳賡兵團三個軍，第一步協助鄧華兵團解決廣東，第二步入廣西協助四野五個軍解決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在我大軍（共八個軍）入廣西打白崇禧的作戰中，華南分局有以廣東的財力、物力及干部協助解決廣西問題的任務。

據此，8月3日，在北京的鄧小平和劉伯承、宋任窮、張際春、李達聯名電令二野各兵團首長并報中央軍委及華中局，提出關于第三、第五兵團進軍的具體行動部署。電報指令：五兵團由現地經長沙、晃縣出貴陽，其十八軍暫時仍集結永新地區受四野之指揮，參加湘南作戰，而后逐步向武岡、會同移集，歸還兵團建制。三兵團主力經武漢、岳陽、常德、沅陵、思南出遵義，一個軍經宜昌出咸豐、彭水。以湘陰、沅陵、思南為兩兵團之行進分界線，線上屬三兵團。望準照上述原則速作各方面應有之準備，并預定行進部署諸事宜。

◆六國飯店舊貌。

8月4日下午，鄧小平在北平六國飯店（今北京飯店的一部分）向全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代表作關于從渡江到占領上海和接管上海后的工作情況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一、渡江作戰的經過。從渡江到占領上海，總計用了1個月零7天，消滅敵人40余萬。突破長江，迅速完成京滬杭作戰任務，并把預計的時間縮短一半。二、渡江作戰勝利的原因。除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及毛澤東主席領導正確外，第一，軍事準備充分，指戰員英勇。第二，群眾的支援，地下黨和游擊隊之配合。第三，敵人的脆弱。三、各城市接管工作所以順利的原因。一是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確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員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區的經驗，使我們少走了許多彎路。二是各界人民支持，尤其是工人、學生表現了高度的革命的積極性。還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學界都采取了與我們合作的態度。三是大勢所趨。四是我們主觀方面的努力工作。四、目前的工作和困難。管好城市比較復雜，特別是上海需要更多時間和更多的辦法才能管好。因為準備不夠，接管開始有無政府無紀律現象，許多政策教育不夠。帝國主義反動派用各種花樣的手法來對付我們，例如對上海的大封鎖。封鎖、農村工作不夠好、開支大，這是我們的困難。五、克服困難的辦法。即在自力更生基礎上進行三項根本性質的工作：（一）消滅封鎖，使農民得到土地。（二）實行精兵簡政，節省國家開支。（三）初步地恢復和發展工業和農業生產。這個報告的一部分已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題為《從渡江到占領上海》。

此前，鄧小平于8月1日人民軍隊建軍節的當天，還為第二野戰軍司令部編輯出版的《淮海戰役中雙堆集殲滅戰初步總結》一書題詞：“雙堆集勝利僅僅是全國千百次重要勝利的一個。一如堅持大別山的意義一樣，只能把它的寶貴經驗提取出來，作為我們繼續進步的基礎，而不能把它變成障礙自己前進的政治包袱！”

鄧小平在北平期間，就得知了上海同濟大學雖然已經決定遷東北、但是根據賀誠說東北不一定需要同濟的醫學院的消息，所以，剛一回到南京，他就致電中共中央提出：“西南則醫、工兩科均缺，該校遷四川較遷東北作用更大。從將來西南建設著眼，建議將同濟大學改遷四川，是否有當，請重新考慮。”為了招攬軍工方面的人才，他還致信陳修和（當時任人民解放軍沈陽兵工總廠廠長、陳毅的弟弟）：曾經“面托物色兵工技術人材事，諒蒙辦妥，茲派陳志堅（當時任第2野戰軍司令部軍械處副處長）同志來滬辦理此事，請賜接洽。關于安家費用等項，亦請商同處理。費神之處，容候面謝。順此謹致敬禮！”為建設大西南的求賢若渴之意躍然紙上。

之行二：1949年8月領導加緊進軍西南準備工作；9月底赴北平參加開國大典，10月下旬和劉伯承返回前線率部解放大西南

1949年8月10日，回到南京、上海后的鄧小平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在領導加緊進軍和建設西南過程中，主要做了這樣幾件事情：

一是軍事準備工作。為此，他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致電四野林彪、鄧子恢、蕭克、趙爾陸：“二野此次奉命進軍西南路經華中地區，關于糧食、柴草供應方面，請格外予以幫助。”與此同時，還提出二野在向西南開進中與四野相互配合的問題。中央軍委復電批準：同意二野在華中地區通過時的作戰事宜統由四野首長指揮。“總之，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后，先完成包圍，然后再回打之方針。”隨后，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致電中共中央軍委并告華東局，報告發出的向川黔進軍的基本命令：本野戰軍主力（除四兵團）之任務，在于攻略貴陽及川東南，以大迂回之動作，先進擊宜賓、瀘縣、江津地帶之敵，并控制上述地帶以北地區，以使宋希濂、孫震及重慶等地之敵，完全孤立于川東地區，爾后即聚殲這些敵人，或運用政治方法解決之，以便協同川北我軍逐次解決全川問題。并具體規定了各部隊之行動部署。致電中央軍委，提出加緊軍運工作的意見。

二是政治思想動員工作。為此，鄧小平根據在北平時中共中央提出的指示精神，幾次在二野、三野團級以上干部擴大會議上作報告，提出要接管城市，改造城市，建設城市。要迅速地將工作重點轉向鄉村。還幾次在西南服務團團以上干部會議上講話，分析了面臨的嚴重困難，提出解決這些困難的辦法。在二野直屬部隊黨代表會議上講話，提出召開黨的代表會議是發揚黨內民主、克服不良傾向的好辦法。

經過上述各項充分準備，鄧小平和張際春致電毛澤東，報告二野七、八兩月進行休整、基本完成了進軍西南的政治動員工作等情況。電報說：目前部隊的政治情緒是較好的，對進軍西南已經造成躍躍欲試的狀態。9月底，他離開南京到達北平。參加9月21日已經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鄧小平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隨后，他在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留下了這樣的歷史印記：

——10月1日，鄧小平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日題詞：“永遠銘記著，在過去長期艱難的歲月里，人民英雄們用了自己的鮮血，才換得了今天的勝利。”下午，他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一致決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針；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隨后，他又出席了首都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949年鄧小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日的題詞。

——10月5日，鄧小平和劉伯承等在北京發布第二野戰軍命令：“為培養攻占臺灣作向導和偵察及地方干部起見，決定將我野戰軍各部盡量抽調臺籍人員或對臺熟悉之人員，統于十月底以前送本部集中，介紹至南京二野司令部訓練。”10月7日，鄧小平為適應華中戰場的需要，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電令陳錫聯、謝富治并告林彪等，請四野直接指揮二野三兵團。10月8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致電中央軍委并告華東局，報告首先說明車運前一系列周密的準備工作，提出了五點經驗。（一）必須有嚴密組織。（二）建立嚴格乘車制度。（三）運輸過程中必須有主要干部負責。（四）檢查人員態度要好。（五）對鐵路員工多做工作，和他們密切結合。10月9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致電林彪、鄧子恢及二野三兵團、五兵團：此三、五兵團參加華中作戰，請四野統一報道和報告。三、五兵團戰況應即時報告四野，順告我們。

——鄧小平專門約全國政協代表云南代表團的代表侯方岳見面，就云南的情況及現狀進行了詳細的了解，以便在進軍大西南時作參考，并希望已經在北京有了單位任職的他回云南工作。侯方岳向他作了認真、詳細的匯報。在侯方岳將離京返回云南以前，他又來到了中南海。這時田家英趕來，把毛澤東親筆題寫的《云南日報》報頭手跡交給侯方岳，這是鄧小平在離開北京以前請毛澤東寫的。于是，侯方岳帶著毛澤東為《云南日報》題寫的報名手跡等文件和部分軍費，于11月隨劉鄧大軍一部進軍西南。當行至湖南桃源時因車禍，侯方岳身負重傷，住進了沅陵醫院，并于27日寫信給劉伯承、鄧小平報告了此事。

正在前方指揮部隊行進至湘黔邊界湖南瀘溪的鄧小平和劉伯承在得知這一情況后非常關切，遂即由鄧小平親筆寫聯名信進行慰問，表示關懷。信中說：方岳同志：二十七日函悉你此次行車受傷。“此間同志均甚關懷，望好好休養，”如沅陵醫治不便，可商同當地負責同志設法轉去長沙治療并持此承請湖南省委予你以幫助。“你的工作問題，或回云南，或留西南局，或到川省某區，均請于傷愈后到西南局面談決定。”刻湘黔公路線、川湘公路線土匪很多，少數人行走極困難，如你能在一禮拜內痊愈，可隨后勤司令部副政委穰明德同志（刻在常德）同來，如須較久治療，則往返回漢口辦事處而后經宜昌巴東到重慶（或經公路，或船運）。你如有困難，可函常德二野后勤辦事處穰副政委解決，我們已通知他留意。“我們明后日即繼續西進，一切候見面時詳談。祝你早日健康!鄧小平 劉伯承 十一月二十八日于瀘溪”。表現了切切關懷之情。

——10月10日，鄧小平等參加中共中央會議。會議決定：在二野進軍西南同時，賀龍率領第十八兵團由陜南入川北。成立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南軍區。分工是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別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龍為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為政治委員；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經營云、貴、川、康及西藏的總兵力為二野全軍及十八兵團，共約60萬人。會后，毛澤東發電報向西北前線的彭德懷通報了和劉伯承、鄧小平、賀龍商談的上述部署。

——10月19日，鄧小平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議任命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委員、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鄧小平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由于建國初期百廢待興，鄧小平和劉伯承雖然指揮西南戰役軍情緊急，但是，離京赴前線的時間也是幾次更改：10月11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在北京接到張際春、李達從南京發來的電報：你們何日返回南京？請告。二野直屬機關15日以后開始由南京車運。于是，遂和劉伯承復電張際春、李達：我們因要等候參加中央政府工作會議，必須于16日才能動身回來，你們可推遲20日由南京動身去武漢，但直屬隊機關的某些部門亦可于15日開始出發。

14日上午，鄧小平和劉伯承又電告張際春、李達確定，因為中央人民政府組建等問題，我們必須推遲至20日左右才能離京。我們決定不再返南京而直接去漢口。因此，你們可于19日、20日由南京動身，汪榮華、卓琳等同行。我們派人于明15日回南京整理行李，蘇聯朋友處望代我們告辭。

18日，鄧小平和劉伯承接到張際春、李達的電報：我們20日登車。確定進駐黃陂，請你們到黃陂站下車并先告行動。于是，遂起草和劉伯承給張、李的復電：我們決定于20日上午1時由北京動身，預計21日上午可到徐州。如你們尚未通過徐州，我們即在徐州等你們。你們何時由南京動身，望明19日內電告。19日，張、李復電：我們決于20日晚由南京出發，預計于21日12時抵達徐州。我們如早到即在徐州北站等你們，你們如果到的早則請你們等我們，并先到徐州北站二野聯絡站尋找我們。

20日，鄧小平和劉伯承電告張、李：我們改于21日上午10時由京動身，你們不必等了，到湖北黃陂車站見面。“必須于16日”、“必須推遲至20日左右”、“決定于20日上午1時”、“改于21日上午10時”。關于行程的4次改變，特別是20日凌晨1點改為21日上午10點，秘密的變成了公開的行動，這都是為了軍事行動的效果，為了最后的勝利。10月21日，鄧小平和劉伯承、陳毅、粟裕、蘇聯顧問等乘火車離開北京南下，22日到達徐州，同離開南京北上的張際春、李達率領的二野機關會合。在火車站合影后，辭別離京南下同行的陳毅、粟裕等，率領二野機關西進，于23日到達鄭州。

◆1949年10月，劉伯承、鄧小平參加開國大典后，踏上進軍西南的征途。這是鄧小平（左二）、粟裕（左六）、陳毅（左三）、劉伯承（左五）、李達（左一）、張際春（右一）等在徐州車站。

10月23日，鄧小平和劉伯承等在鄭州公開露面，參加群眾慶祝大會，佯示沿隴海路西進。實際上，同一天，鄧小平和劉伯承等就秘密下達了向川黔進軍的補充命令，強調野戰軍主力（缺四兵團），決仍準照八月十九日所下達之基本命令的方向與時間實施，向川黔進軍作戰。

10月25日，鄧小平和劉伯承等到達漢口，見到了四野首長林彪等，并一起研究了作戰部署。27日，鄧小平在長沙為西南服務團云南支隊作報告，闡述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他在報告中說：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明確指出，黨今后的工作重心是由農村轉移到城市。

11月8日，鄧小平起草和劉伯承致中共中央并賀龍的電報：“我們完全同意中央十一月七日關于川西北軍政委員會問題復賀龍同志的各項處置。”后成立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賀龍為主任，王維舟、李井泉為副主任。

◆1950年初，劉伯承、鄧小平同率部解放成都的賀龍、王維舟在重慶相會。

11月11日，鄧小平起草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致五兵團及各軍首長并報中央軍委告四野及四兵團電，強調當前的戰役重心仍在隔斷敵軍向云南退卻的道路。11月23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率二野司令部進駐湖南沅陵以東馬底驛鎮。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正式成立。

12月8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率二野司令部到達重慶。

1950年2月4日，鄧小平又和劉伯承、張際春等率西南黨政軍各機關負責人迎接從成都來重慶的賀龍一行。5日，在西南局舉行的歡迎會上，他和劉伯承等陪同賀龍與西南各級干部見面。

之行三：1950年3月領導西南地區進行城市接管和管理；總結西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西藏問題等工作赴北京向中共中央匯報，4月返回后落實中央指示精神

1950年3月鄧小平的北京之行，除了是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匯報西南大部分地區解放以來的主要情況以外，重要的問題是當面向黨中央報告和平進軍解放西藏準備工作，請示如何進行工作的問題。關于西藏問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兩個月前就決定主要由西南局代替西北局承擔領導進軍西藏的任務，劉鄧賀也及時作了準備。并和西北局也進行了協調。

3月10日，鄧小平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致中共中央并轉西北局電：“聞你們（西北局）和塔爾寺之當才活佛（是現達賴二哥）已有聯系，是否照中央指示，使其秘密回藏說服達賴回到人民方面來，如有去藏情況可告我處。”20日，西北局致電中共中央并轉西南局：據青海省報告，他們經初步調查確有達賴之兄在塔爾寺，但“本人顧慮很大，認為達賴年幼無實權，四大噶倫等上層分子亦無知，自己關系恐難成功。其顧慮尚屬實情。我們最近又去電問最近情況，并要他們繼續物色有條件的人物”。

3月26日，已經離開重慶到了北京的鄧小平和劉伯承致電中共中央并轉西北局：“志清（法師）思想是反帝欲漢藏兩族和睦而愛國佛教者，他已于三月十二日返成都，三月底啟程經甘孜密赴拉薩，他將以僧人地位從旁說服索康父子與陳三全等以西藏歸還祖國。如被藏兵阻止時，則即在德格和格達（當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夏格刀登（當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等進行此項工作。”“此行之主要目的至少可以宣傳解放軍政策，以削弱其抵抗。”電報提出：鑒于西藏人民大眾生活非常貧苦，解放軍在慎重處理政權、宗教問題時，應考慮如何發展人民大眾的生產，照顧其生活。同時，解放軍到康藏時的衣食，特別是糧柴困難，甚至因此可以引起藏民反抗。只要一面就地發展糧食和燃料的生產，以求自給，另方面也須發展后方交通，以資接濟。康藏大地方都愛收聽廣播，擬請北京廣播藏語的新聞和政策。在廣播時要說慢些，重復兩次，這樣可以揭破英美和國特之欺騙宣傳，特別對藏民的宣傳教育收效必大。

這次北京之行也是他第一次乘飛機來到首都，參加3月27日至4月6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主要研究和討論財政經濟、土地改革和軍隊整編問題。28日，鄧小平在會上報告了西南軍事、財經及西藏情況。根據鄧小平的報告，中共中央進一步了解了西南解放3個月以來的工作情況和今后工作方針，特別注意到：鑒于云南情況既較其他地區更為復雜，加上一個黨內問題，故告訴省委，在加速土改中必須由條件具備與否出發，量力而行，不可勉強從事，將來更難收拾。在提出整理組織后，很可能又產生小資產階級的“左”傾盲干情緒，壞分子也可以“左”的方式來破壞群眾運動，這點也是要預為防止的。中共中央對于西南局過去工作的估計及今后工作方針表示完全同意。“望督促全黨全軍努力付之實施。”

◆1950年1月2日：毛澤東關于四月中旬進軍西藏問題的建議給中央和彭德懷、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的電報（節錄）。

與此同時，鄧小平還匯報了西藏問題的處理辦法。原來，自從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從莫斯科致電中共中央、彭德懷并轉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確定由西南局擔負進軍和經營西藏的任務之后，8日，鄧小平起草了和劉伯承致中共中央轉毛澤東并賀龍電，提出西南局對進軍西藏的意見：（一）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領全藏。根據敵情，尤其交通經濟條件說來，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個軍去，惟在開辟時，則準備以另一個師給予加強之。（二）擬定以二野之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以張國華為統一領導的核心。已指令該軍集結整訓，并召張及各師干部速來重慶受領任務，解決進軍西藏中的運輸諸問題。（三）擬請由十八兵團在經營西康之部隊中，指定一個師隨同十八軍先期進入西康之西部。10日，毛澤東復電中共中央并請轉劉伯承、鄧小平、賀龍及西北局，表示完全同意劉鄧關于進軍西藏的計劃，并指出：經營西藏應成立一個黨的領導機關，叫什么名稱及委員人選，請西南局擬定電告中央批準。這個領導機關應迅即確定，責成他們負責籌劃一切，并定出實行計劃，交西南局及中央批準。13日，鄧小平主持召開西南局常委辦公會議，研究決定：（一）初步確定西南軍政委員會人員名單。（二）對私人資本采取積極態度。（三）要加強干部組織性和紀律性，選印此類文件供干部學習。（四）所有外來干部在本單位未實行薪金制前一律實行供給制。

關于進藏部隊的補給供應問題，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致電中央軍委提出：“向西藏進軍部隊之補給問題必須給予完滿的解決。除我們盡量組織車輛、畜力擔任輸送外，擬請提早派機到渝、蓉兩地交通站，進行有關諸設立工作，以免臨時發生困難。”16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致電聶榮臻，告之進軍西藏的物質準備及供應等支援問題，決動員全軍可能的力量，正各方努力籌辦中。并提出“進軍西藏路線如可能時，最好由青海、新疆各派騎兵迂回黑河、阿里相配合”。

關于進軍西藏的部署和成立中共西藏工委問題，鄧小平于18日起草西南局致中央軍委并報毛澤東告賀龍、李井泉電：我們大體上確定十八軍于2月底完成準備，3月出動，3月底主力集結甘孜地區，4月底集結德格地區，5月間占領昌都。6月份即可占領拉薩乃至日喀則中心地區，從軍事上基本解決西藏問題。關于西藏黨組織，擬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以張國華（軍長）、譚冠三（軍政委）、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軍長）、陳明義（軍參謀長）、劉振國（軍政治部主任）、天寶（藏族干部、政協代表）等七人為委員。張國華任書記，譚冠三任副書記。2月4日，中共中央復電同意。20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復電賀龍、王維舟、李井泉、周士第并報中央軍委：“我們完全同意川西、川北、西康三軍區干部配備。必須直接推動西藏之經營，協力鞏固國防，重心宜建在康西，為此，將康西劃為一兩個分區，指定干部與部隊負責經營”。“決定十八軍于二月底即開始向西藏進軍，目前急須加強這一進軍的準備，請考慮提早以工兵先去趕修甘孜及昌都的公路，并以不少四百輛汽車的輜重汽車部隊準備向甘孜運送糧食和部隊。”24日，鄧小平和劉伯承致電中央軍委，報告調查了解到的西藏政治、軍事、自然地理以及從西康、青海、云南、新疆進軍西藏道路等情況。提出：“根據藏兵配置情況，尤其是根據糧食困難，征之軍用會引起藏民反感，故進軍西藏宜由四省路線作向心迂回，尤其照顧補給與經濟困難，亦以多路向心進攻為有利。”

2月1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致電中央軍委，報告進軍西藏的準備工作：進軍西藏各項工作，除車運、空運兩事外，都照我們預定計劃分別進行中。已組織專責的支援司令部。而最感到困難的為車運、空運問題，空運則請軍委速派專人來重慶、成都，先行辦理通訊、氣象、地勤諸設備，我們亦盡量就近收集有關人員、器材，辦理可能辦到的一切事宜，并決派人隨工兵二團先到甘孜修理機場。

2月6日，鄧小平在《解放西藏進軍紀念》冊上題詞：“接受與完成黨所給予的最艱苦的任務，是每個共產黨員每個革命軍人無上的光榮。” 24日，他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關于擬派志清法師赴藏說服達賴集團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現在成都的志清法師（漢籍）曾居康藏二十余年，深知佛法，與西藏政教首要相友善。我黨與他談解放西藏問題，他愿從旁效力。我們擬找他密赴西藏去說服達賴集團索康扎薩父子等脫離英帝，回到祖國，實行民族自治團結互助，以使達賴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協商解決西藏辦法，或在進軍中進行談判，防止達賴為英帝國主義挾持逃往印度。是否可以，望中央指示機宜以便遵行。”25日，中共中央復電表示同意。

◆鄧小平1950年3月留影。

4月2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指出：物價穩定，解決了歷史性問題，是一個大成績。物價穩定對發展生產是有利的。必須在穩定物價的基礎上來想辦法，不能動搖這個原則。犧牲這個原則去拉攏資產階級是不對的。銀根緊，將來是有利的，但在當前是一個難關。照顧私人資本，今后主要方式是國家訂貨。4月5日，鄧小平在會上發言說：軍隊減人應是確定的方針，毛主席提出的保留四百萬是合理的。整編應與將來的國防建設聯系起來。此前，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西南局編制委員會分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并確定西南區各大單位編制委員會的組織機構。西南局編制委員會分會正式成立后，鄧小平任主任，李達、劉岱峰任副主任。

4月11日，鄧小平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作了關于西南工作情況的報告。根據鄧小平的報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們進一步了解了西南解放3個月以來的工作情況和今后工作方針。基本情況是：國民黨匪特和封建階級正展開全面反抗革命的斗爭，其形式是到處土匪蜂起。所以，剿匪已成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務，不剿滅土匪，一切無從著手。各地土匪起來之快，一是由于國民黨在西南作了較其他各地更為周密的部署，同時亦由于我們征糧的直接影響。為此，對征糧政策作了一些調整，主要是力求負擔面達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堅決實行中央所定各階層的負擔比例。只有我們做得入情入理，反動派才會無計可施，我們也才可能在分化地主階級、集中力量打擊反動武裝和反對我們的惡霸分子的策略基礎上，便于剿匪和完成征糧任務。農村的另一重大問題是春耕已屆，我們提出農村中心工作的口號是剿匪生產。反霸的口號，我們考慮以暫時不提為好，因為在策略上目前不宜普遍地去反霸，而應集中力量打擊現在反抗我們的人，這樣實際上也會打到主要的惡霸身上。西南的斗爭，內容最復雜的還是對付封建階級，我們考慮西南宜于爭取明冬后春開始分配土地。

會后，鄧小平乘飛機離開北京返回重慶。

◆1950年，鄧小平與劉伯承、賀龍等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會議上。

4月13日，鄧小平主持召開西南局常委辦公會議，傳達了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4月27日，鄧小平就部隊縮編問題，和劉伯承、賀龍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報告：“我們已遵照中央意圖確定了將所有干部縮減到八十萬的初步實施方案，并決心貫徹執行。估計是不會出大亂子的。現已決定于四月底開全區的軍事會議（各軍區負責者都到）討論上述問題，詳情后報。”2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軍區黨委電，轉發了這個電報給各地參考。 5月2日，鄧小平在西南軍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報告，主要講現階段西南黨組織的三項主要工作：（一）關于平衡收支，穩定物價，調整工商業。（二）關于土改。土改是一個大的戰略問題。（三）關于整訓干部。整訓干部是為了執行政策，因為政策執行得不好，黨的事業就要受到損害。

之行四：1950年10月初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等會議，討論朝鮮戰局和我國出兵援朝問題，并受毛澤東委托接彭德懷談出兵朝鮮問題。10月中旬返回西南落實中央會議的指示精神

1950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紀念日，為了慶祝這個喜慶之日，鄧小平在重慶專門撰寫了紀念文章《開國一年在西南》，并于本日發表在《新華日報》上，劉伯承、賀龍的題詞也同時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鄧小平的文章簡述了西南地區解放以來在軍事、剿匪、接管城市、調整工商業、稅收、減租減息、整風運動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今后的任務是發動與組織群眾、減租、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消滅殘余土匪武裝、鎮壓特務等。“總之，西南九個月來的若干工作成績，只是獲得一個前進的基礎。如果我們發生錯覺，如果我們對于封建勢力仍然強大、匪特活動仍然猖獗、基本群眾尚未充分組織和發動這些基本情況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如果我們因為有了一些小小的成績就驕傲疏忽起來，這將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同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偉大的一年》，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解放出來，不能不鼓舞東方各被壓迫民族獨立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不能不加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民主斗爭的勝利。對于全世界人民革命斗爭來說，也是一個偉大的援助。社論提出：今后西南人民的任務，就是鞏固已經得到的勝利，解放西藏，捍衛祖國的邊疆，建設我們的國家。同一天，鄧小平等在重慶和各界民眾隆重舉行盛大游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全國人民都沉浸在歡慶的喜悅之中。

首都北京的夜晚，國慶焰火尚未熄滅，歡樂的人群還未離開天安門廣場，中南海頤年堂的會議廳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已在緊張嚴肅的氣氛中討論出兵問題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面臨的嚴重局勢，一直到天亮。

原來，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鮮爆發了內戰。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他已命令美國駐遠東部隊對南朝鮮軍隊提供“掩護”和“支持”，公然入侵朝鮮。又命令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開進中國的臺灣海峽，侵占了中國的臺灣。9月30日，周恩來說：“中國人民密切關心著朝鮮被美國侵略后的形勢，中國人民絕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然而，麥克阿瑟認為中國國內戰爭剛剛結束，戰爭創傷尚未恢復，不可能出兵援朝與美軍作戰。10月1日，麥克阿瑟發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鮮人民軍無條件“放下武器停止戰斗”，并于當夜命令南朝鮮軍隊首先越過了“三八線”向北進攻。金日成首相派人向毛澤東緊急提出：急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

10月2日凌晨2時，毛澤東電召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高崗來北京面商朝鮮局勢，并下令邊防軍隨時待命出動。同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一份給斯大林的長電報，回復斯大林一日的來電。電報里分析了中國出兵支援朝鮮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說明了中國出兵作戰的戰略部署和作戰方法以及國內策應部隊的調動情況；同時也向蘇聯提出為保障作戰勝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電報準備在書記處會議作出出兵決定后發給斯大林。

2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朝鮮半島局勢和中國出兵問題。由于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毛澤東只能把這份電報擱置下來，而將多數人的意見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轉告斯大林。在轉告斯大林的意見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表示：“關于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最后決定”，“我們將舉行一次中央會議，中央各部門的主要同志都將出席”。這說明，毛澤東并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為這個問題最終而正確的解決，留下了回旋余地。這時，毛澤東認為出兵朝鮮已是萬分火急。原擬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稱病推辭。毛澤東便決定派彭德懷掛帥出戰。會議決定10月4日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討論志愿軍入朝作戰問題。鄧小平等就是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應召進京的。時間是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之前。

10月4日下午，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鑒于美軍已經開始越過“三八線”，會議主要討論是否出兵援朝的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列席會議的有羅榮桓、林彪、鄧小平等。派志愿軍出國同美軍作戰，對中國來說，是一個牽動全局的大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一個新的重大抉擇：出兵，或者不出兵。會議一開始，毛澤東首先讓大家講講出兵的不利情況。與會者各抒己見。

從大家的發言中，鄧小平才知道對支援朝鮮有不同意見。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或者對出兵存有種種疑慮。理由主要是中國剛剛結束戰爭，經濟十分困難，亟待恢復；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還沒有進行，土匪、特務還沒有肅清；我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后于美軍，更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在一些干部和戰士中間存在著和平厭戰思想；擔心戰爭長期拖下去，我們負擔不起，等等。基于上述情況，參加會議的多數人認為出兵問題應慎重從事。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元帥，后來回憶這次會議中大家發言的傾向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聽到大家的發言后，毛澤東講了這樣一段話：“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于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里也難過。”

由于彭德懷4日到達北京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已經召開，他又沒有思想準備，所以就未發言。毛澤東非常想單獨聽聽他的意見，于是，第二天上午9時左右，毛澤東委托鄧小平專門到北京飯店，接彭德懷同車來中南海。彭德懷表示贊成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并表示服從中央的決定掛帥出征。毛澤東則要他在下午繼續召開的會議上擺擺自己的看法。

10月5日下午，在頤年堂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是否出兵援朝問題再次進行討論，鄧小平參加了會議。發言中仍有兩種意見，彭德懷講了自己的觀點，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可是，如讓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臺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讓美國占領了朝鮮半島，將來的問題更復雜，所以遲打不如早打。聶榮臻元帥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彭德懷10月4日到北京，第二天參加了政治局會議。彭德懷同志歷來勇敢果斷，中央決定他去指揮志愿軍，他表示堅決執行命令。”“彭德懷在會上的堅決態度，給我以深刻印象。”會議最后作出決定，由彭德懷率志愿軍入朝作戰。從10月2日到5日，黨中央關于是否出兵援朝問題開了3天會議，會上充分發揚民主。毛澤東對這件事確實是思之再三，煞費心血的。后來毛澤東對金日成講起這件事，說：“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么一翻，那么一翻，這么一翻，那么一翻，最后還是決定了。”

◆1950年10月8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布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命令。

10月8日，毛澤東發布命令：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向侵略者作戰，并爭取光榮的勝利；任命彭德懷同志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但是，由于斯大林擔心如果出動蘇聯空軍在朝鮮境內同美國交戰，將對蘇美關系造成嚴重后果。所以，10月13日，毛澤東就是否出兵問題，與彭德懷、高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等再次進行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即使蘇聯不出空軍支援，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進的情況下，我們仍應出兵援朝不變。“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而斯大林這樣回答：蘇聯將只派空軍到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后也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作戰。

10月18日，在當天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根據周恩來和彭德懷的匯報情況。毛澤東最終決斷：“我們不論有天大的困難，志愿軍渡江援朝不能再變，時間也不能再推遲，仍按原計劃渡江。” 對毛澤東等出兵援朝的決策，彭德懷曾作過這樣的評價：“這個決心不容易定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復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歷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

鄧小平于10月在北京期間，耳聞目睹并積極參與了這個重大戰略決策作出的歷史過程，在鄧小平看來：美帝國主義不單是侵略朝鮮，還想侵略已經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還想侵略正在謀求解放中的亞洲人民。我們要站立起來不倒下去，就要加強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有了強大的國防建設，有了良好的經濟基礎，任何帝國主義想來侵略我們都是做夢。失敗的一定是帝國主義，不是我們。

10月20日，鄧小平在《人民戰士》報上發表為晉冀魯豫烈士陵園的題詞：“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是無數先烈用自己的鮮血換得的。追念我們的先烈，不但要我們珍貴這個事業，鞏固這個勝利，更重要的是發揚他們的艱苦卓絕、英勇奮斗和自我犧牲的精神。繼承他們的遺志，為達成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最后地、最徹底地解放而奮斗。” 之后，鄧小平乘飛機趕回了西南。

◆1950年，鄧小平在西南軍區英模大會上講話。

10月22日，趕回西南的鄧小平出席西南軍區歡迎參加全國英模代表會議代表歸來的晚會。他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區致詞時，譴責了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罪行。10月23日至30日，鄧小平主持召開西南局第四次全體會議。傳達了10月1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關于即刻出動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鮮參戰的決定。后來，他在致電毛澤東并中共中央關于會議情況的報告中說：關于目前形勢特別是抗美援朝問題，大家一致認為應從戰爭作準備，對于朝鮮問題不能置之不理，積極支援是必要的。關于擴建地方武裝問題，我們確定立即開始擴大二十萬人的地方武裝，才能鞏固后方秩序，并為將來補充前線之需。

關于抽調部隊赴朝作戰一事，鄧小平和賀龍等反復研究后認為：由于西南區所有部隊都還在分散剿匪，調集需要時間。同時，還由于西南交通條件限制，抽出來組織也需要時間。所以，“經考慮，第一批調出之三個軍，擬以一切努力按下列步驟辦理：（一）三個軍都由四川抽組。（二）以上各軍由野戰兵團即分別抽集，為不誤時機，擬先以三個師于十二月初出動，爭取年底到達徐州、濟南。其余六個師則隨即陸續出動，爭取于明年一月底到徐州、濟南。（三）為便于使用計，各軍所屬之師都大部均調原有建制部隊為原則。（四）軍級干部待商定后隨即電呈。” 鄧小平和賀龍于27日致電中央軍委報告了上述準備情況。

11月2日，鄧小平在西南人民革命大學第二期開學典禮上作形勢報告。指出：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和臺灣，是走日本軍國主義老路，妄想奴役朝鮮、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美帝國主義并不可怕，美國占領平壤不表示他們的勝利，只能說越陷越深，朝鮮人民最后還是要勝利的。戰爭一定會以美帝國主義失敗而告終。同學們對國內隱蔽的敵人，眼睛要亮，耳朵要明，鼻子嗅覺要靈。要好好學習，學會同敵人斗爭的本領，回到工作崗位上把工作搞好，用實際行動加強國防力量，建設強大的經濟力量。

之行五：1951年2月中旬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等會議，會議通過的決議要點決定了8個問題。鄧小平作西南區主要工作報告，于2月下旬返回西南落實中央指示精神

這次北京之行前鄧小平的重要活動是：1951年1月25日，出席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并作了關于1951年工作任務的報告。30日，主持召開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并作總結講話。關于會議，他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會議歷時五天，“開得很好，黨外人士對西南半年來的工作，多表示贊揚，對提前土改一致贊成，在發言中多人說到抗美援朝，對我國國際地位之提高，甚感興奮。這次黨外人士在大會上發言的較上次會議多一倍，且較有內容。從這次會議得出經驗，應該對這批人多做工作，特別是吸引他們到農村去參加土改運動，這不但可以教育他們，而且能夠減少運動的阻力”。

帶著這次會議的報告和其他情況，鄧小平來到北京，于2月14日至16日和18日，出席了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有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就以下八個問題作出決定：（一）二十二個月的準備工作。《要點》指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要使省市級以上干部都明白。準備時間，現在起，還有二十二個月，必須從各方面加緊進行工作。”（二）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運動。（三）土改。（四）鎮壓反革命。（五）城市工作。（六）整黨及建黨。（七）統一戰線工作。（八）整風。

鄧小平是有備而來的。他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了西南局1951年應該著重做好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項：（一）深入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運動，使反帝愛國運動深入到每個角落。（二）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務，鞏固西南國防。（三）加強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經實行，將徹底摧毀封建制度，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開展新的大生產確立穩固的基礎，這是革命的一個根本任務，應成為一九五一年全年全力貫徹的中心。（四）繼續穩定物價，發展工商業和農業。尤須繼續貫徹一年來已具成效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發展生產政策。農村改革的具體政策都必須符合發揮農民生產積極性這個基本要求。（五）繼續鎮壓反革命，保守國家機密。必須堅決貫徹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糾正寬大無邊的錯誤做法。（六）加強文教工作，組織學習運動。要結合抗美援朝運動，肅清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影響，繼續開展人民的政治學習運動。（七）進一步鞏固團結，加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他強調：農村土地改革的實現給工業建設奠定了基礎。今年經濟建設必須首先服從國防要求，必須有計劃地穩步前進。其次，今年不論國營及私營企業均須繼續進行改革。城鄉貿易必須進一步開展，要用各種方法解決可能出現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擴大問題。講話號召：今年應更加努力，更多熟悉情況，更有計劃地辦事。

2月20日，鄧小平又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并作了關于過去的1950年西南區主要工作的報告。他說：西南區完成了征糧工作后，在十一月份先后轉入減租退押運動，運動的發展一般尚屬正常，但因為這是一個極其廣泛的群眾運動，我們的干部多為青年學生，骨干很少，故在運動中也出現了不少的亂子。目前主要還是防止束手束腳,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和包辦代替、命令主義，以免“煮夾生飯”和“吃回頭草”。等退押浪潮過去，大部分退了的時候，要及時轉入清理，說服群眾分別對待中小地主。對于確有困難的中小地主多在“緩”、“少”、“不”三字上做文章；對于頑固的則交法庭處理，以求早點結束這一步，轉到分配土地或生產的下一步。這次退押，大地主拿出東西太少，有些地區提議找些題目使大地主拿出更多東西；因中農得利很多，有些地區提議在中農自愿的條件下把富裕中農得到的果實分一部分給貧雇農。西南局發出指示批駁了這兩種意見。

◆1951年4月：鄧小平和各界群眾歡迎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途經重慶前往北京。

鄧小平認為，對守法的大地主（對犯法地主又當別論）不宜節外生枝，因為這樣會使是非不明，政策模糊，容易在政治上引起混亂，而在經濟上所得也不會多。至于把富裕中農應得押金分一部分給貧雇農的辦法，更屬原則錯誤，其結果將是在政治上破壞農民的團結，經濟上大大地破壞農民生產積極性，而貧雇農的困難也并不會因此而獲得多大的解決。關于城市工作，我們已召集了一次專門的城工會議。會議著重批判了黨內較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確了依靠工人階級應成為黨的指導思想，應把它貫徹到各項工作各個部門中去。

對此，毛澤東給予充分肯定，他告訴鄧小平：方針正確，成績很大，甚慰。你們的第一次城市工作會議開得有成績，甚好。假如可能的話，在今年5月1日以前，請你再召開一次城市工作會議，對城市工作，主要是對工會工作，對工商業的領導方向和對城市政權問題，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決定，為四中全會討論工會工作準備材料。四中全會準備在5月開，請按此部署工作。會后，鄧小平離開北京返回重慶。

隨后，鄧小平起草了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關于西南局工作綜合報告，著重報告西南地區的土改情況和經驗。報告說：西南的“淮海戰役”，即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規模較大，斗爭異常劇烈。運動后期，明確了發動貧雇農方針，從退押和懲治不法地主中，適當滿足了貧雇農的經濟要求。在“淮海戰役”的基礎上，我們又完成了第一期分配土地的工作。報告還匯報了抗美援朝運動、擴兵、整風春耕生產等問題。毛澤東對報告作了多處批注。肯定“所有這些都很好，都值得慶賀，一切尚未做到這一步的地方，都應這樣做。”并要求“中南、華東各省嚴密注意這些教訓，堅決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絕對不容許此種壞作風抬頭”。16日，毛澤東在向全國各地批轉這個報告的電報中指出：“小平同志的報告很好，發給你們研究。我的意見附注在報告各段里面，并供你們參考。”

之行六：1951年9月底至10月下旬，在北京參加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擴大會議等會議以及國慶兩周活動等會議，鄧小平匯報了西南區主要工作，于10月下旬和賀龍離開北京經武漢返回西南

1951年9月底至10月中旬，鄧小平在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周年一系列慶祝活動，并向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委匯報工作。

◆1951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宴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

——10月3日晚，鄧小平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陳云關于財政問題的匯報。

——10月5日晚，鄧小平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陳云作財政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精簡節約等問題的報告。毛澤東提出，“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

——10月8日，鄧小平關于入藏部隊駐地問題，和賀龍致電張國華、譚冠三并告張經武、王其梅：“經我們請示軍委，規定你們進去的六千部隊應以三分之一約兩千人開赴日喀則、江孜、亞東地區及日喀則與拉薩的中間地區，部隊進駐不要經過拉薩，直接或繞一點路開赴駐地。另以三分之一約兩千人駐扎拉薩及其附近。其余三分之一則駐于拉薩、太昭之線。這樣分布既照顧了拉薩當局的情緒，又利于我們進行農業生產。請接到電報后擬出分布具體計劃，報告軍委及我們批準實行為要。”

——10月17日，鄧小平起草和賀龍致張際春、李達、王新亭及陳希云（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段君毅、劉岱峰電，就精簡節約問題提出意見。電報說：明年財政非常困難，中央會議決定實行大規模的精簡節約，同時盡可能地增加收入。在此方針下，西南應即著手準備實行下列工作：一、軍隊由現有的七十萬人減至四十萬人。其方法是：（一）大大地縮小機關。大軍區最多保持一萬至三萬人，省級軍區除云南外均可縮小至千人以下，軍分區縮得很小，省專兩級實際上成為政府的軍事部。有些軍分區名義亦應取消。（二）在完成土改及社會秩序安定的縣，只保持武裝百人左右。（三）正規軍只保持十三、十四、十八等三個軍，人數亦求緊湊。請你們立即本此原則，利用現在的訓練會議，討論出一個可行的方案，等我們回去后核定。同時請你們擬出減少十萬縣區武裝的辦法，以便節省幾月開支。二、黨政系統亦要精簡，并開展全面性的增產節約、反浪費的大運動。三、明年農業稅不能增加，工商業稅要增收到四萬億以上，鹽稅在外，即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四、明年工業投資可能還要減少。地方工業則要求大量發展。五、今年節余要全部上繳。某些部門的底財還要借用一些。六、以上各項請你們預先收集材料，等我們回來研究。

10月下旬，鄧小平和賀龍離開北京經武漢回到重慶。

以上就是新中國誕生前后，鄧小平的六次北京之行。

◆1952年，鄧小平到中央工作后在頤和園留影。

1952年7月下旬，鄧小平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調政務院工作。和家人離開重慶到達北京。7月31日晚十時，鄧小平和賀龍應約同毛澤東談話。晚十一時，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

8月10日晚，鄧小平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同一天，周恩來在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中提出，擬擴大原有政務院黨組的范圍，并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干事會，直屬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領導。鄧小平增為新的政府黨組干事會成員，并任第二副書記。十三日，毛澤東批示同意該報告。從此，鄧小平走上了中央的領導崗位。4年后，他進入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成為其中的重要成員。26年后，他又成為第二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