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觸礁：美國內訌與國際秩序的無聲較量

作者｜時事熱點觀察者

2026年1月8日，美國國會參議院的一張表決票，撕開了超級大國權力帷幕的一道裂縫。52票贊成對47票反對，一項旨在限制總統對委內瑞拉繼續動武的決議草案在程序性投票中得以推進。更具象征意味的是，投下贊成票的陣營中，赫然包括5名共和黨籍參議員。

幾乎與此同時，遠在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總干事阿祖萊發表聲明，對美國再次宣布退出該組織“深表遺憾”，并直言這一決定“違背多邊主義的基本原則”。這兩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照出美國內部對不受約束的單邊霸權主義的深深不安；另一面則映現出國際社會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系瀕臨失序的普遍憂慮。

當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開始從自己參與建立并長期主導的國際體系中抽身，甚至其國內權力制衡機制也試圖拉住總統“放飛自我”的韁繩時，世界正站在一個秩序重塑的十字路口。

一、權力場上的倒戈：當“戰爭行為”觸動國內紅線

2026年1月3日凌晨的軍事行動，無疑是一劑猛烈的催化劑。美軍入侵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強行控制該國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并將其帶至美國。這種直接對一個主權國家首都采取軍事打擊并擄走其元首的行徑，越過了美國國內政治中許多人的容忍底線。

“轟炸別國首都并帶走其總統，無疑是戰爭行為。” 共和黨籍參議員蘭德·保羅在投票前的這番定性，犀利地點破了問題的實質。這并非簡單的政策分歧，而是對行動性質的根本質疑——它是否符合美國法律對“戰爭”的定義，以及總統是否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擅自發動了戰爭。

此次程序性投票，正是國會試圖收回部分戰爭權力的明確信號。盡管共和黨在參議院擁有53席的多數地位，但仍有5名本黨議員選擇“跑票”，與民主黨人站在一起。這絕非偶然。有分析指出，共和黨內部有一些議員明確反對美國奪取格陵蘭島等其他目標。決議草案的發起人民主黨參議員凱恩直言，其目的正是為了阻止特朗普在格陵蘭島、墨西哥、古巴、哥倫比亞等地采取任何類似的軍事行動。這表明，國會兩黨部分議員的擔憂已超越了委內瑞拉個案，指向總統可能無限復制此種模式的廣泛權力。

特朗普的反應激烈而充滿報復性。他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指責這些共和黨同僚，威脅他們“應該永遠不得再次當選公職”，并聲稱該決議“違憲”，削弱了他作為三軍統帥的權力。白宮方面也已放話，即使決議最終在國會獲得通過，總統也將予以否決。

這場府會之爭，被《華盛頓郵報》解讀為共和黨在特朗普任期內“堅定不移的忠誠已開始出現分裂”的跡象。它揭示了一個深刻矛盾：當“美國優先”的對外邏輯演變為公然踐踏國際法基本準則的軍事冒險時，其國內引以為傲的制衡體系開始產生排異反應。權力制衡的齒輪，第一次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對一位奉行單邊行動的總統發出了刺耳的摩擦聲。

二、“退群”成癮：單邊主義對多邊體系的系統性剝離

如果說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是一次“外科手術式”的單點突破，那么特朗普政府退出國際組織的浪潮，則是一場針對多邊主義體系的“系統性剝離”。

就在參議院投票前一天，2026年1月7日，特朗普總統簽署備忘錄，指示美國退出66個“不再服務于美國利益”的國際組織。這份清單觸目驚心：包括31個聯合國實體和35個非聯合國組織。官方的理由直白而毫不掩飾：這些組織推動“全球主義議程而非美國優先事項”，或其運作方式“低效、無效”。白宮聲稱，此舉是為了“恢復美國主權”，將納稅人的資金從“無效或敵對議程”上節省下來，重新集中于基礎設施、軍事戰備和邊境安全等國內優先事項。

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場持續“退群”運動的高潮。早在重新執政的最初幾天，特朗普政府就已啟動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巴黎氣候協定》的程序。短短幾周內，又簽署行政命令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并切斷了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的資金支持。

2025年7月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則是這一鏈條上的關鍵一環。這是美國第三次退出該組織。美國國務院給出的理由是，教科文組織“推進分裂性的社會和文化事業，過度關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不符合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紐約時報》一語道破本質：這反映了特朗普對多邊主義和國際機構，尤其是聯合國相關機構的“深深不信任和厭惡”。

這種“合則用，不合則棄”的純粹工具理性，正在抽空多邊主義的靈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阿祖萊的遺憾，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失望。而更現實的沖擊是財政上的。美國作為最大預算繳納國之一，其退出和持續欠費行為，給聯合國系統帶來了嚴重的預算危機。截至2025年初，聯合國成員國未償債務總額已達24億美元，其中美國欠款高達15億美元。這迫使聯合國考慮在2026年進行大幅預算削減和裁員。

當提供約8%預算的美國退出教科文組織，當最大攤款國長期拖欠會費，多邊機構賴以運轉的經濟基礎便開始動搖。特朗普政府的邏輯很清晰：多邊體系不再是承載美國領導力的平臺，而是一個需要支付昂貴“會員費”卻時常產出“不符合美國利益”結果的論壇。退出，成為了一種“成本控制”和“主權贖回”。

三、多邊主義的價值根基：為什么世界需要聯合國？

面對單邊主義的凌厲攻勢，一個根本性問題浮現：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體系，其價值究竟何在？它真的如某些觀點所認為的那樣，已成為一個效率低下、空談誤事的官僚機構嗎？

答案藏在其創立之初的瘡痍記憶里。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主席鮑勃·雷發出警示：當前世界形勢正出現類似20世紀初聯合國成立前的危險跡象，那時經濟危機、極端民族主義抬頭、貿易分歧最終導致了地緣政治沖突的失控。聯合國的誕生，正是人類對兩次世界大戰吞噬數千萬生命這一慘痛教訓的集體反思，是對“強權即公理”的叢林法則的艱難超越。

其核心價值首先在于提供對話平臺，避免大國對抗滑向熱戰。無論分歧多深，安理會會議室、聯大會場為危機提供了外交解決的緩沖帶。其次，它確立了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一套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這些準則或許常被違反，但其存在本身即為衡量與譴責侵略行為提供了標尺。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言，當前世界目睹了對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憲章》的漠視甚至違反，且缺乏問責。

更重要的是，在超越地緣政治競爭的全球性挑戰面前，多邊機構的作用無可替代。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可持續發展、維護全球公共產品……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聯合國在協調實施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或應對氣候危機方面的作用，“尚無任何其他機制可取代”。它通過教育、科學、文化交流致力于“加強全人類共同紐帶”，這是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代尤為珍貴的努力。

因此，國際社會對美國單邊行徑的擔憂，遠不止于對某一屆政府政策的不滿。巴西、智利、烏拉圭、哥倫比亞等多個南美國家與西班牙曾在圣地亞哥舉行峰會，共同呼吁堅決捍衛多邊主義。這代表了一種廣泛的共識：多邊主義仍是保障世界大多數國家，尤其是中小國家和平、安全與發展的基礎。失去這個基礎，世界可能倒退回以實力劃分配勢力范圍的險境，最終沒有真正的贏家。

四、十字路口的國際秩序：霸權黃昏與秩序重塑

52:47的票數差距，以及聯合國機構接連收到的“退群”通知，共同勾勒出當今國際秩序所面臨的雙重張力：一是美國霸權行為與其國內法治、民意約束之間的內在張力；二是單邊強權邏輯與現存多邊規則體系之間的外在張力。這兩種張力的交匯，可能正將世界推向一個歷史性的拐點。

從美國內部看，國會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努力，反映了體制內部分精英對無節制單邊主義可能導致災難性后果的警惕。這種內部分歧，削弱了美國對外推行強硬政策的連續性和可信度。同時，美國大幅調整預算優先順序，2026財年提案計劃將國防支出增加13%，而非國防可自由支配支出削減23%，達到自2000年以來最低水平。這種“大炮優先于黃油”、聚焦國內戰備的轉向，與其全球“退群”行為一脈相承，描繪出一個戰略收縮、專注己利、不愿承擔全球公共產品成本的美國形象。

從國際體系看，美國的退出制造了巨大的權力與責任真空。這既帶來風險，也蘊含機遇。風險在于，關鍵領域的全球治理可能陷入癱瘓，例如全球公共衛生協作因WHO被削弱而面臨挑戰。機遇在于，這迫使國際社會認真思考如何改革多邊體系，使其更公平、更有效、更具代表性。改革之聲早已不絕于耳。這不僅是關于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調整，更是關于如何讓多邊機構更好地響應全球多數國家的需求，而非僅僅服務于少數大國的利益。

未來的秩序可能走向一種 “有限多邊主義”或“議題聯盟” 。即在全球性問題上，志同道合的國家圍繞特定議題（如氣候變化、數字經濟規則）組建合作聯盟，而不一定依賴龐大但決策緩慢的傳統全球機構。另一種可能是 “區域主義強化” ，各區域加強內部協作以應對外部不確定性，例如歐盟、東盟、非盟等區域組織扮演更核心角色。

然而，無論形式如何演變，一些基本原則依然不可或缺：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和平解決爭端、遵守國際法。這些原則是避免世界滑向赤裸裸實力政治的防波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多邊主義正面臨幾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克服這一挑戰，需要主要大國展現出克制與智慧，更需要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共同努力，捍衛那些曾讓人類免于自我毀滅的共同規則。

52票對47票，不僅是一次程序性投票的結果，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霸權行為在國內和國際層面遭遇的阻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遺憾聲明，也不僅是對一個成員國離開的惋惜，更是對多邊主義精神遭侵蝕的深切憂慮。

歷史表明，任何帝國或霸權，當其行為過度突破內外設定的紅線時，都會引發制衡。這種制衡可能來自內部的制度與民心，也可能來自外部的聯合與規則。今天，我們或許正目睹這種制衡力量在雙重維度上悄然啟動。

世界秩序不會因一個國家的退出而瞬間崩塌，但它的根基確實在被掏空。同樣，國際規則也不會因幾次軍事冒險而完全失效，但其權威正在被侵蝕。站在這個十字路口，各國面臨的選擇是：是縱容“強權即公理”的舊劇本重演，還是共同努力，為多邊體系注入新的活力與公正性，使其能夠真正服務于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

答案，將決定21世紀究竟是一個沖突不斷的世紀，還是一個能夠攜手應對共同挑戰的世紀。而這一切，始于當下每一次對規則與理性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