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毛主席致電秦城監獄的一名囚犯：來北京，參加國慶招待會

1974年9月25日傍晚，秦城監獄傳達室的電話突然響起，值班干警還沒弄清來意，只聽那頭的話語短促而清晰：“中央決定，屈武同志即刻赴京，參加國慶招待會。”一句話震住在場所有人。屈武握著粗糙的聽筒，遲疑地問：“真是主席的指示？”看守只回了一句：“首長親自定的，你收拾東西吧。”這場景后來被不少同事私下提起：七十多歲的老人，那一刻眼中泛著淚光，卻背脊挺得筆直。

屈武入獄已整整六年。1968年春，他因所謂“特嫌”被押解進秦城，罪名說得玄乎，實則不過幾紙誣陷。在獄中，他修枝種菜、抄錄古文，從未抱怨一句。監區干部回憶：老屈常說，“人在，心就得在祖國身上。”誰也沒想到，命運的拐點來得如此突然。

電話沒掛斷，另一端補充了一句：“國慶當天，主席要見你。”聽到這八個字，屈武幾乎站立不住。他用袖口擦去塵土，一夜未眠。次日清晨，他被送上吉普，京郊到中南海不過一小時，卻像走完了半生。

國宴那天，人民大會堂燈火輝煌。屈武一踏進大廳，就看到許多熟面孔——楊成武、葉飛、張愛萍，他們紛紛迎上來，同他緊緊握手。周圍議論聲此起彼伏：“屈老回來啦！”“沒想到吧！”場面熱烈而克制。毛主席遠遠舉杯致意，示意工作人員把老人請到身邊。主席的話不多：“你是忠誠的人。”屈武只答了兩字：“聽黨。”二人相視而笑，寒暄三句，便已勝過千言。

時間撥回五十五年前。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18歲的屈武帶隊闖進北洋總統府，用額頭撞斷門廊石雕，鮮血瞬間涌出。同行同學驚呼：“屈武，你這么拼命干什么！”他一句“為國！”就把話堵了回去。這一撞，撞進了孫中山的視線。孫先生在上海見到他，稱他“新中國的種子”。很快，于右任把女兒許配給他，蔣經國則在莫斯科與他結拜，坊間傳為佳話。

1926年，屈武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同班里坐著鄧小平。課堂外，他常拿俄文版《共產黨宣言》比劃，“革命就是要翻天覆地”。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給王明寫信：“國難當頭，不回則愧。”等到1938年底回到延安，他已經在異國漂泊了十二年。

抗戰期間，周恩來安排他潛回重慶，對接國民黨內部。他用舊人脈跑遍軍統、政訓處，敲開于右任府邸，也摸進蔣經國書房。1945年，他和張治中聯手，從盛世才手中救出一百三十一名黨員；同年，毛主席在重慶專門會見他，“此事要寫進史冊”。新疆和平解放前后，屈武又牽線搭橋，促成伊寧起義部隊歸隊。周總理評價：“屈武的名字，人民不會忘。”

建國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向兩岸關系。1958年，中央考慮與臺北接觸，毛主席點將：“談臺灣，屈武去。”澳門會談終因復雜形勢擱淺，但屈武沒氣餒。寫信、打電報，逢人便勸：“祖國遲早要統一，早比晚好。”1980年，他動手寫給蔣經國的長信，一連改了九稿，最后一句定為：“順潮流者興，逆歷史者亡。”信寄出后，他對秘書說：“我們終會握手。”

六十年代的風浪，把屈武推進高墻。有人勸他寫揭發材料求自保，他笑道：“假話寫多了，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他在牢里做工，抄錄《資治通鑒》，偶爾給管教講昆曲，日子過得極慢，卻沒丟掉骨氣。

1975年秋，周總理病重，仍關心臺灣形勢。屈武到病房匯報，周總理費力寫下“統一”二字，遞給他。屈武讀完，久久不語，只在床邊輕聲保證：“任務在，人在。”誰也沒有料到，那是兩位老人最后一次握手。

八十年代，屈武出任中央港澳臺工作組負責人。一次座談會上，他小聲地對青年干部說：“統一是長跑，不是百米沖刺，越到后段越難，但只要你邁出腳步，終點就近一步。”此后十余年，他接待臺灣各界人士數百批，勸和、勸談、勸心，無一日中斷。

1992年6月23日，屈武在北京病逝，享年94歲。臨終前，他讓家人取來一小瓶紹興黃酒，“留給完成統一那天倒在墓前”。囑托完畢，他合眼而去。六年后，中央為他平反昭雪并評價：“屈武同志是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當年的獄友聽聞此語，感慨：“早就該這么說。”

今天再翻資料，仍能看到那通電話的原件記錄：“主席指示：屈武同志來京。”短短十七字，卻像一束光，照亮了一位老人的后半生，也照亮了一段被塵封的歲月。那光芒不炫目，卻足夠深沉——它告訴世人：風浪再大，忠誠終會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