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戰略自主與強權約束之困：馬杜羅事件為何成拉美“分水嶺”時刻

自1月3日美國對委內瑞拉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并強行控制總統馬杜羅及其妻子以來，這場政治變局的余波仍在持續擴散。

據央視新聞12日報道，委內瑞拉政府、軍方高層相繼發聲，強調國家主權不可侵犯，并指出在當前局勢下保持國家團結與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參考消息》援引外媒報道稱，對于美國總統特朗普自詡“委內瑞拉代總統”的表態，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回應稱，委內瑞拉的權力由人民支持的合法政府行使。

在地區范圍內，委內瑞拉變局不僅加劇了既有的政治對立，也喚醒了拉美民眾歷史記憶中的干涉主義陰影。在重新上任不滿一年間，特朗普已將墨西哥灣更名為“美洲灣”、以打擊毒品為由轟炸民用船只、對委內瑞拉實施海上石油封鎖，并高調干預洪都拉斯與阿根廷選舉。一系列挑釁行為使拉美各國陷入艱難的戰略抉擇，拉美安全格局正被迫面對急劇變化的地緣政治環境。

當地時間2026年1月8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人們走過一幅描繪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的壁畫。視覺中國 圖

智利天主教大學政治學副教授烏爾蒂內斯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馬杜羅事件凸顯美國對拉美地區的政策正日益趨向被動反應和安全主導，而非積極主動和發展導向。“從拉美地區的視角看，此次干預顯示了美國的強制能力，卻未能展現其作為經濟伙伴的能力或意愿，這正是根本問題所在。”

厄瓜多爾前外長紀堯姆·朗（Guillaume Long）持類似看法。在他看來，馬杜羅事件在厄瓜多爾國內乃至整個拉美地區引發了強烈震動。盡管當前厄瓜多爾右翼政府對特朗普的行動表達支持立場，但其國內依然存在大量表示反對的政治力量與社會聲音。

“在更廣泛的拉美外交與政策圈中，我所接觸到的外交官和國際問題分析人士幾乎一致認為，這是一起具有歷史特殊性的事件。這場行動給整個地區帶來了深刻的創傷。無論是各國外交官、政治家甚至美國的反對者，都受到嚴重沖擊。”

受訪專家簡介

紀堯姆·朗（Guillaume Long）：厄瓜多爾前外長，曾在隸屬左翼的厄瓜多爾前總統科雷亞任內（2007-2017年）擔任文化與遺產部長、知識與人才部長和厄瓜多爾駐日內瓦聯合國常駐代表等職務，現為拉美研究智庫“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員。

弗朗西斯科·烏爾蒂內斯（Francisco Urdinez）：智利天主教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影響”千禧研究中心（The Millennium Nucleus on the Impacts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簡稱ICLAC）負責人。

“馬杜羅事件在地區將催生深刻教訓”

澎湃新聞：在馬杜羅事件發生之后，你所在國家的戰略界和政策圈如何整體評估這一事件？這種評估更多體現為對主權、國際法和地區穩定的原則性共識，還是已經出現了關于應如何或是否應回應美國此類行動的實質性分歧？

烏爾蒂內斯：在智利，政策界和戰略圈對這一事件的評估總體較為謹慎，同時也存在一定分歧，但這種分歧并不完全沿著傳統的左右翼政治光譜展開。政策界普遍對主權問題以及美國所樹立的先例表示擔憂，真正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務實層面的問題：這對智利自身的外交政策自主性意味著什么？在當前環境下，智利應如何平衡與中國和美國的經濟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討論并非主要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一種結構性辯論。智利在經濟上已深度融入中國體系，中國不僅是智利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重要的基礎設施融資來源。與此同時，智利仍與美國保持著關鍵的安全與制度性聯系。馬杜羅事件迫使智利政策制定者直面一個多年來被有意回避的問題：智利是否還能繼續維持“戰略模糊”？以及我們是否正在進入一個經濟選擇會被直接解讀為地緣政治站隊的時期？這正是當前智利政策圈內部最核心的張力所在。

紀堯姆：厄瓜多爾現政府在政治和安全事務上高度趨近特朗普，這種取向在特朗普上臺之前已有跡象。現政府不僅與美國簽署了多項安全合作協議，而且明確表達了對美國攻擊委內瑞拉、侵犯其主權和違反國際法行為的支持。

這嚴重背離了厄瓜多爾過去幾十年的外交傳統。總體而言，左右翼政府多次交替執掌厄瓜多爾，但該國一直強調多邊主義、遵守國際法以及尊重國家主權。一般情況下，如果有拉美國家的主權遭到侵犯，厄瓜多爾政府都會嚴肅對待，并表達地區團結立場，但當前政府顯然已經與這一傳統決裂。

近年來，厄瓜多爾在多個國際議題上改變了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形成的既有立場。在巴勒斯坦等議題上，厄瓜多爾在國際場合的投票和表態都發生了明顯轉向。更重要的是，厄瓜多爾在2024年4月也曾嚴重違反國際法，當時警方強行進入墨西哥駐厄瓜多爾大使館，帶走厄瓜多爾前副總統豪爾赫·格拉斯。

盡管這一事件的規模和影響遠不及此次委內瑞拉事件，但在行為邏輯上具有明顯相似性：通過強力手段無視國際法和主權邊界。換句話說，厄瓜多爾政府對特朗普政府在委內瑞拉行動的支持，與其自身近年的外交行為是一脈相承的。

然而，無論是在厄瓜多爾國內還是在整個拉美地區，委內瑞拉事件引發了強烈震動。在厄瓜多爾國內，仍然存在大量政治力量和社會聲音明確反對當前政府的外交立場。在更廣泛的拉美外交與政策圈中，我接觸到的外交官和國際問題分析人士幾乎一致認為，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事件。這場行動給整個地區帶來了深刻的創傷。無論是外交官、政治家，甚至美國的反對者，都受到嚴重沖擊。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行動主要集中在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區。在過往，美國可能通過秘密行動、情報干預或政治施壓影響南美國家，但從未直接空襲、轟炸和公開軍事打擊南美國家領土。美國強擄馬杜羅打破了南美洲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歷史禁忌。我認為對拉丁美洲和南美洲人民而言，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黑暗時刻，其中必將催生出諸多深刻的教訓。

澎湃新聞：拉美國家對馬杜羅被捕的反應差異顯著。在你看來，這種差異主要源于意識形態立場，還是更應從國家體量、外部依賴程度以及安全脆弱性等結構性因素來理解？這一事件又將如何影響地區對特朗普政府政策取向的認知？

烏爾蒂內斯：這些差異主要是結構性的，而非意識形態性的。意識形態更多只是各國用來包裝和正當化現實立場的語言工具。在我關于“經濟替代”的研究中，在南美12個國家中，中國在10個國家的經濟權重已超越美國，各國的外交政策立場正越來越多地反映其經濟依賴結構，而非執政政府的意識形態屬性。

像巴西、阿根廷、秘魯和智利這種中國經濟力量嵌入程度較深且已具有結構性特征的國家，它們所面臨的戰略計算與那些仍在經濟上高度依賴美國的中美洲或加勒比國家截然不同。前者高度依賴中國提供的信貸、基礎設施投資以及大宗商品市場，而它們無法簡單“回歸美國”，因為過去二十年來，美國并未在規模上提供類似的經濟公共產品。

至于地區對特朗普政府的認知，馬杜羅事件強化了一個已在形成的觀點：美國對拉美地區的政策正日益趨向被動反應和安全主導，而非積極主動和發展導向。此次干預顯示了美國的強制能力，卻未能展現其作為經濟伙伴的能力或意愿——從拉美地區的視角看，這正是根本問題所在。

紀堯姆：意識形態確實是最核心的因素之一。當前拉美存在一股與特朗普高度對齊的強硬右翼政治潮流，在一些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如阿根廷、厄瓜多爾和薩爾瓦多等，這些政府普遍公開支持或默許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

在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內部，這種分裂體現得非常清楚。此前，CELAC曾試圖通過一項聲明，譴責美國對委內瑞拉這一成員國的攻擊行為，但在該組織“一致同意”原則的前提下，譴責聲明最終被少數國家否決。

在委內瑞拉事件的反應方式上，也存在另一類基于國際法和主權原則并明確譴責美國行動的國家，例如智利、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和烏拉圭等國。上述國家雖然不支持馬杜羅政府，甚至與其關系緊張，但它們強調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支持馬杜羅，而在于是否接受以軍事手段侵犯一個主權國家的基本原則。

還有一些國家反應尤為強烈，原因是它們直接感受到了威脅。特朗普本人曾公開點名，暗示哥倫比亞、墨西哥和古巴可能成為“下一個”。因此，這些國家在外交層面表現得更加警惕和強硬。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巴西和墨西哥兩國加起來，占據了拉美超過一半的人口和經濟總量。這意味著盡管當前拉美存在明顯的右翼回流趨勢，但整個地區遠未形成對特朗普路線的整體追隨。如果深入觀察各國外交系統和政策圈內部，會發現反對美國這一行動的聲音，遠比領導人層面的公開表態要廣泛得多。美國的行動觸碰的是拉美地區長期以來共同維護的核心原則：主權、民族自決以及多邊主義秩序。

當地時間2026年1月6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一名女子手持“超級大胡子”和“西麗塔”的披風超級英雄玩具，參加支持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及其妻子西莉亞·弗洛雷斯的集會。視覺中國 圖

拉美地區的“分水嶺時刻”

澎湃新聞：馬杜羅事件是否可能成為地區的一個“分水嶺時刻”？從更根本的層面看，這是否意味著美國正試圖通過更直接的方式，重新界定或重申其在西半球的勢力范圍？

烏爾蒂內斯：這確實可能成為一個分水嶺時刻，但未必符合美國的最初意圖。這一事件揭示了一個事實，美國之所以試圖通過軍事脅迫手段重新確立其勢力范圍，恰恰是因為它已經失去了以經濟方式做到這一點的能力。這實際上是一種力量衰退的表現，而非力量增強。

在我關于經濟替代的著作中，我指出美國的拉美霸權主要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即通過提供商品、服務、信貸以及市場準入。2001年至2020年間，美國將這一角色讓渡給了中國，轉而將注意力投向其他地區。如今，當美國不得不面對這一戰略撤退所帶來的后果時，它所依賴的只剩下自身仍具優勢的領域：軍事力量。

但軍事干預無法建設基礎設施，無法提供發展融資，也無法創造拉美國家真正需要的經濟機會。因此，這確實是一個分水嶺時刻，但它可能標志著地區競爭從以經濟為主，轉向日益軍事化的階段。這一階段對拉美而言更加危險，同時也未必能在長期內真正恢復美國的影響力。

紀堯姆：我認為我們看到的，是在經濟領域感到不安全的美國，對西半球進行軍事化重塑的一種表現。這是對“門羅主義”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重新解釋和操縱，其程度在歷史上幾乎沒有先例。

從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以及此次對委內瑞拉采取的軍事行動中，可以非常明確地看出，美國正在試圖重新確立其對整個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可以說，控制拉美地區是當前美國外交、安全與地緣政治目標中的核心之一。

與此同時，我們也正在看到一個更大的結構性變化：美國過去長期堅持單極秩序，但如今正在轉向一種以“勢力范圍”為基礎的多極世界觀。只不過，這種勢力范圍的重申并非通過經濟方式實現，而是以軍事方式呈現。

但美國并未重新贏回其在西半球經濟的主導地位，而是一種硬實力主導的回歸：通過威懾、恫嚇、軍事施壓和安全力量展示來實現控制，而非通過貿易、投資或企業影響力。這個區別非常關鍵，因為當前許多拉美國家與中國的貿易聯系比美國更密切。這是美國不愿接受、但又顯然無力逆轉的現實。

澎湃新聞：從地區一體化與戰略自主的角度看，馬杜羅事件是否暴露出現有拉美機制在應對重大外部沖擊時的局限性？這一事件更可能被視為一次短期擾動，還是可能在長期內促使地區重新思考在安全政策、外交協調或對外關系基本原則方面是否需要更高程度的一致性？

烏爾蒂內斯：這一事件無疑暴露了地區機制的脆弱性。拉美在大國競爭問題上的反應高度碎片化：各國分別與中國進行談判，對美國干預缺乏統一立場，而諸如南美國家聯盟（UNASUR）等區域組織在過去十年中也顯著弱化。

不過，我對短期內出現更高程度的地區協調持懷疑態度。原因在于，導致碎片化的結構性因素，如各國對中國的經濟嵌入程度、安全脆弱性以及國內政治壓力各異，這些變量在短期內并未發生變化。

可能發生的變化在于，部分國家或許會開始將地區協調視為一種現實必要，而非理想主義目標，目的是保留最低限度的自主決策空間。如果委內瑞拉的事態表明單個國家容易被孤立和施壓，那么對集體行動重要性的認知可能會逐漸增強。然而，建立這種能力不僅需要時間，也需要政治意愿。從當前情勢來看，我認為這種政治意愿仍不充分。

紀堯姆：當前，拉美的地區一體化、集體行動以及對國際重大事件的共同回應，幾乎是缺失的。可以說，拉美地區一體化正處于歷史上最糟糕的階段之一，甚至可能是二戰之前以來的最低點。

這種缺失是雙向的。傳統上，拉美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一體化愿景：一種強調戰略自主，包括在安全和外交上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另一種則更偏向于自由貿易和市場整合，政治色彩較弱，且通常更符合美國的偏好。而現在，這兩種一體化路徑都幾乎不存在。

即便是美國長期偏好的地區機制，比如美洲國家組織（OAS），它的存在感也很低，影響力也在下降，甚至被特朗普政府視為“成本過高和用處不大”的機構，屢次遭到削弱和質疑。換言之，我們既看不到一個反對美國和強調戰略自主的地區集體組織，甚至也沒有親美或者制度化的一體化框架。

在應對特朗普政府方面，拉美國家更多是轉向雙邊主義，試圖單獨與美國打交道，但我認為這是應對霸凌式強權的最糟糕方式。當一個全球性大國公然違反國際法并通過軍事方式和威懾施壓時，唯一有效的應對方式是通過集體行動來提升談判能力和戰略籌碼。

這種情況是否會改變仍有待觀察，也許拉美各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初期被其行動節奏所震驚，但這本不該完全出乎意料，因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已經提供了足夠多的線索。關鍵問題在于特朗普是否能夠繼續以“分而治之”的方式持續施壓，還是說地區國家最終會調整戰略，重新啟動以戰略自主為核心的地區合作。

目前，拉美唯一勉強可見的協調軸線是“巴西—墨西哥軸線”。盡管兩國的外交傳統和戰略位置截然不同：墨西哥深度嵌入北美體系，而巴西更接近金磚國家邏輯，不過兩國在一個關鍵點上高度一致：堅持多邊主義、捍衛國際法和國家主權。然而，拉美地區組織普遍依賴“協商一致”規則，這使得任何單一國家都可以否決集體行動，嚴重削弱了地區反應能力。這也是我在學術研究中一直批評的制度性問題。

目前，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之所以仍能維持存在，主要是因為它是拉美與歐盟、以及拉美與中國進行集體對話的平臺。但CELAC本身并不具備條約基礎，沒有常設秘書處，也缺乏具有約束力的規則和機制。它更多是一個對話平臺，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治理或戰略自主工具。

相比之下，南美國家聯盟（UNASUR）原本具備更完整的制度設計，但在2016年以及2017年后，在一系列右翼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共同作用下被邊緣化，盡管該組織在法律上仍然存在，但實際上已處于停擺狀態（編者注：自2019年起，大多數成員國已退出南美國家聯盟）。

因此，目前拉美所面對的現實是：地區機制薄弱、戰略自主缺位以及集體應對能力嚴重不足。是否會在未來重塑地區主義，以應對新的全球和地區挑戰，仍有待觀察。至少在當下，這種缺位是非常明顯，也非常令人遺憾。

當地時間2026年1月5日，美國紐約，視頻截圖顯示，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被護送登上直升機，前往曼哈頓聯邦法院。視覺中國 圖

戰略自主空間收縮，約束強權關鍵在區域主義

澎湃新聞：多年來，拉美國家一直試圖在大國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維持戰略模糊與政策平衡。在馬杜羅被強擄這種高度象征性的事件之后，“不選邊站隊”的空間是否正在明顯收窄？在關鍵領域（如基礎設施、能源和礦產）中，各國是否開始更加重視政治可控性和抗壓能力，而不再單純以經濟效率為優先？

烏爾蒂內斯：我認同你提問中提出的看法，這是當前最重要的變化之一。過去二十年，拉美國家主要基于經濟邏輯與中國展開合作，并未承受明顯的政治成本。中國在基礎設施、采礦和能源領域的投資，通常被視為技術性和發展導向的決策。但當這些關系被安全化后，整個決策邏輯發生了根本變化。

各國現在必須思考：如果允許中國投資港口、鋰礦或者5G網絡，是否會被視為地緣政治站隊？是否會因此更容易受到美國施壓？這為原本主要基于經濟效率作出的決策疊加了全新的復雜性。

關鍵問題在于，各國的根本需求并未改變，它們仍然需要基礎設施投資、商品出口市場和發展融資，但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行動并不會自動創造出一種可以替代中國的經濟方案。因此，各國陷入了一種困境：它們被要求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卻未獲得可行的經濟替代選項。

這將導致一種高度不穩定的局面：國家可能在政治上承諾減少對華合作，但在經濟上卻無法真正兌現。修辭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對地區穩定而言是極其危險的。

紀堯姆：委內瑞拉一事顯示了美國的無力。由于無法實現政權更迭，美國只能“打了就跑”。即便在最親特朗普的政權，如巴西的博索納羅或阿根廷米萊政府，中國企業也沒有被排擠出去。中國已經成為拉美地區國家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這一現實不會改變，商業精英不會允許他們的政府與中國脫鉤。

多數國家仍然希望對沖風險和保持經濟關系多元化。另外，美國企業本身也不愿意承擔這些風險。最后，特朗普政府的高度不穩定性，包括隨意施加制裁，實際上正在傷害美國自身的商業利益，拉美地區也未必會迎來一次美國企業的大規模回歸浪潮。我認為，中國將越來越多地被許多拉丁美洲國家視為一個“穩定之手”，一個更加穩定、可預測的經濟伙伴。

在個別情況下，也許會有一到兩個拉美國家領導人認為：“我最好把這個采礦特許權給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我們此前在巴拿馬的港口問題等少數案例中看到過這種情況。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拉丁美洲會出現一個真正、歷史性的“遠離中國”的轉變？我不這么認為。

澎湃新聞：“粉色浪潮”重塑了拉美政治版圖，但近年阿根廷、智利等國又出現右翼政府上臺。你認為這是否意味著拉美左翼整體影響力正在衰退，還是應理解為政治周期更加碎片化和務實化？在外部環境更具進攻性、地緣政治壓力上升的背景下，左翼政府的執政空間是否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

烏爾蒂內斯：與其說是左翼的影響力衰退，不如說是政治格局的碎片化與務實化。從研究角度看，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國在經濟領域對美國的替代，發生在不同政治派別的政府執政期間。智利和哥倫比亞的右翼政府與玻利維亞或阿根廷的左翼政府一樣都在加深與中國的經濟關系，這說明發展對華經濟關系的決定因素并非意識形態，而是結構性的經濟需求。

不過，左翼政府的執政空間確實可能在收縮，但原因并非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問題并不在于左翼政府缺乏民眾支持或沒有提出可行的經濟方案，而在于左翼政府歷來更愿意挑戰美國霸權和強調地區自主性。在一個美國愿意通過脅迫手段維護影響力的環境中，維持這種立場的成本顯著上升。

委內瑞拉案例可能起到一種“警示”作用，即如果過度向中國傾斜或過于直接地挑戰美國利益，地區政府是會付出代價的。這可能產生寒蟬效應，迫使地區國家（即便是左翼掌權）在外交政策上趨向謹慎和中間立場。

然而，這并不能解決根本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國家仍然需要經濟伙伴。如果美國無法提供替代方案，無論誰執政，與中國合作的壓力依然存在。我們或許將看到一種日益擴大的裂縫：對外表述在政治上更加克制，避免刺激美國；而實際經濟行為仍高度依賴中國。這種長期的言行不一致是不可持續的，并終將催生新的政治張力。

紀堯姆：我們正在看到的是一個高度極化的拉丁美洲，我現在看不到任何“浪潮”，我看到的是極化。這也再次說明區域主義的缺失是一件壞事，這意味著缺乏區域層面的戰略自主。

拉美國家正在被美國“恐嚇”，一部分政客崇拜特朗普那種張揚、強人式以及帶有男性氣質的政治風格。另一部分人則感到被威脅：如果你不站在特朗普一邊，你就會受到傷害，就像委內瑞拉遭遇的那樣或者像其他國家因制裁而被“掐住喉嚨”那樣。

從長遠來看，我并不認為這種狀況能維持很久。特朗普正在制造更多拉美社會對美國的敵意，這很可能會引發反彈。

這種情況在真正的“粉紅浪潮”時期已經發生過，我指的是發生在2000年前后且持續十年左右的那一輪浪潮，而不是之后那些規模較小的“粉紅浪潮”。當時，12到14個拉美國家政府（取決于你如何統計）中的部分政府與美國保持著良好關系，但它們最終選擇推動戰略自主和集體主權，抵制美國的單極霸權，同時加強與中國的關系，并實施更加多元化的外交政策，捍衛多極世界。自2015年以來，尤其是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之后，這一趨勢被削弱了，但我認為它會重新回歸。

我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種“條件反射式”的反應。美國的過度激進措施暫時削弱了拉美地區的主權，這種高度攻擊性的做法雖然暫時震懾了一些區域國家，卻幾乎肯定會反過來強化拉丁美洲走向更大自主性的長期趨勢。

“勢力范圍”的邏輯行不通，我也不認為拉美地區最終會被美國控制。但在這個邏輯徹底失敗之前，這一過程將是暴力和不穩定的，而且毫無疑問，會充斥來自美國一方的侵略性行為。

澎湃新聞：在當前環境下，尤其是中小國家，是否正在被推入一個更加等級化的安全與外交體系，其運行邏輯更多由大國主導而非共同規則塑造？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國家將如何平衡國家安全、制度穩定與核心利益？戰略自主是否仍然存在現實空間？

烏爾蒂內斯：戰略自主的空間確實在收縮，但尚未完全消失。正在發生的變化是經濟選擇日益被“安全化”，即被解讀為地緣政治立場，而非務實的發展決策，這將顯著抬升各國行使政策能動性的成本。

像智利、秘魯和哥倫比亞這樣的中等國家，處境尤為困難，因為它們的規模足以與中國建立深度經濟關系，但又不足以有效抵御美國的施壓。當競爭從以經濟為主轉向以安全為核心，這種平衡變得更加艱難。

盡管如此，戰略自主仍然存在空間，但前提是更為精細的外交操作，以及比以往更高水平的地區協調。各國需要在維持對華經濟關系的同時，妥善管理與美國的安全關系，并避免被視為明確站隊。但委內瑞拉案例表明，這一空間正在迅速縮小，容錯余地也越來越小。

紀堯姆：在一個“強權即正義”的國際環境中，小國和中等國家顯然更加脆弱。這正是為什么國際制度和國際法極其重要。它們的根本功能之一就是保護弱小國家、邊緣國家和易受傷害的國家，防止強國濫用權力。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強國的權力需要約束，而建立規則和維護制度是限制強權濫用的關鍵。

正因如此，以戰略自主為基礎的區域主義對中小國家尤其重要。通過集體行動與區域機制，小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保護，因為它們不再是孤立地面對霸權，而是被納入一個共同體之中。

特朗普已清楚地表明：即便存在制度，強國仍然可以選擇無視它們。因此，我們需要一種理論上的多元視角。權力并非只有軍事一種形式，它還包括制度性權力、經濟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和觀念權力。真正重要的不是糾結于某一種理論標簽，而是要明確目標：建立規則、維護規范，并設法讓這些規則能夠被執行，包括對強國的約束。在我看來，手段可以是現實主義的，但目標可以是理想主義的，即減少沖突、推動和平共處，讓規則對所有行為體都具有約束力。

我認為我們當年在政府中采取的做法，無論是在厄瓜多爾還是在整個地區，都是對此類問題的回應。事實上，這些回應并非始于特朗普，而是源于對小布什政府的不信任。特朗普并不是一個“異類”，美國長期以來一直以“例外主義”自居，并持續違反國際法。

我們當時的應對方式，是推動“集體主權”的理念。你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實現完全團結，但你必須識別共同利益，并優先在這些領域建立合作。一旦在某些領域建立了信任，就更容易處理其他領域的分歧。這一點在實踐中已經被反復證明。應對像美國這樣“失控行為體”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集體行動、集體防御和集體主權。當一個國家遭受攻擊時，其他國家必須站出來支持它。

全球北方或西方國家在集體行動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北約就是典型例子。在外交實踐中，我與全球南方國家往往是一對一交流，而歐洲國家則總是以歐盟的整體身份出現，這一邏輯同樣適用于經濟領域，在安全領域尤其如此。

沒有其他大國愿意為拉美地區提供安全保障。中國不愿意卷入軍事沖突，俄羅斯和歐盟也不會這么做。因此，安全只能通過區域內部來實現。在經濟上，你可以多元化、分散風險，但在安全問題上，則沒有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