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頹勢下,韓影式微已成定局,但大導出手仍能聚焦行業目光。
在2025推出新片《無可奈何》的樸贊郁,登上潮流雜志《HYPEBEAST》2026年1月數字刊封面。這位韓國影壇最具國際視野和知識分子氣質的導演,在對談中細述關于創作的表與里、昔與今。
以下為全文翻譯。
攝影MOK,原文作者Soy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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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導演樸贊郁已成為“現代韓國電影”的代名詞。盡管坐擁商業大片的票房成功、死忠影迷的狂熱追捧以及評論界的盛贊,樸贊郁本人卻依然被那些纏繞著他筆下角色的問題所困擾:自由的幻象、其背后潛藏的代價。
以及那個令人不安的疑問:這一切是否真的值得去追尋?
這種人類困境所帶有的鬧劇性質,如同鼓點一般貫穿了樸贊郁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無論是血腥的驚悚片、新黑色電影風格的通俗劇,還是充滿情欲色彩的懸疑片。
他的許多電影常留給觀眾一種下墜般的頓悟:即便站在變革的懸崖邊,大多數人依然會死死抓住那些禁錮他們的牢籠。
法國劇作家雅克·德瓦爾(Jacques Deval)曾寫道:“上帝愛鳥,創造了樹。人愛鳥,發明了籠子。”
樸贊郁的電影,便是這句箴言的生動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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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的驚悚片《老男孩》將他推向全球文化的前沿以來,樸導構建了一個龐大的作品序列。這些作品同時也成為了他理解“何以為人”的畫卷:這個理解是嚴苛的、自省的、充滿反諷的,有時甚至是悄然懷抱希望的。
他的哲學背景(樸贊郁畢業于西江大學哲學系)以及對納博科夫和卡夫卡等作家的偏愛,在他對人類自作自受困境的刻畫中顯露無遺。暴力、音樂和黑色喜劇是他強化這一主題的感官工具。
在對談中,樸贊郁特別指出了幽默作為一種“破壞性力量”的作用。
在他的電影中,幽默非但沒有緩和沖擊,反而會反咬一口。
“通過幽默,悲傷的時刻顯得更悲傷,可怕的時刻顯得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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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他的名字在國際票房和學術課堂上都舉足輕重,樸贊郁仍保持著謙遜和對電影制作的熱情,將其視為表達內心思想的一種方式。他既是一位大師級工匠,也是一位狂熱的迷影者。當談到他精心設計的“框中框”里隱藏的彩蛋,或每一首配樂選擇背后不為人知的故事時,他會神采奕奕。
他精湛的掌控力在新片《無可奈何》中顯而易見:影片在尖銳的情感沖突與視覺美感之間取得平衡。
在純粹的喜劇時刻之間,它提出了一個問題:當執念壓倒了理性,并形成了一整套世界觀時,會發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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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奈何》海報
《無可奈何》是一部荒誕派黑色喜劇,講述了主人公萬秀(李秉憲 飾,一個勤奮工作的顧家男人)如何墮入道德淪喪的深淵。當他在一家工作了數十年的公司被突然解雇時,萬秀失去的不僅僅是生計,他作為男人、父親和忠誠雇員的身份也隨之消散。
萬秀為了重建自我價值而陷入絕望,不惜采取極端手段。他虛構了一家公司,以此篩選、追蹤并系統地謀殺他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到影片結尾,最初那些瘋狂、業余甚至近乎鬧劇的求生嘗試,已經硬化成一種近乎狂熱的、新生的自信——這種自信完全建立在不可言說的暴力之上。
影片開始時品行端正的萬秀,其墮落過程揭示了在壓迫性體系內人類道德的恐怖適應性。在《無可奈何》中,整體信息是直白的:若不認清牢籠,便無法擺脫體系的束縛。而可悲的是,人類善于用一個新的“倉鼠輪”替換掉舊的。
如果說復仇的徒勞是樸贊郁早期作品的核心主題,那么《無可奈何》或許強調了人類追尋自由的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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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談中,樸贊郁導演指出了韓國電影的獨特之處:情感密度高,拒絕遵守類型規則。“有時,同一部電影中會發生多次類型轉換。韓國電影通過融合不同類型來挑戰常規,以觀眾意想不到的方式發展。”
《無可奈何》體現了對這種傳統規則的反抗,講述了一個既具有鮮明韓國特色又能引起全球共鳴的故事——再次確立了樸贊郁在韓國電影乃至全球電影創作中的引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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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無可奈何》從您初次讀到原著小說《斧頭》到制作完成耗時超過20年。為什么這本書讓您念念不忘?是什么導致了電影的姍姍來遲?
樸贊郁:我開始讀這本小說時,是作為作者唐納德·E·韋斯特萊克的粉絲,而不是出于一定要改編它的目的。第一次讀《斧頭》時,我被其中的幽默感擊中了。這種幽默并非浮于表面,我會說這個故事本身就蘊含著產生幽默的潛力。我認為如果把這個故事拍成電影,會相當有趣——我欣賞其中反諷的荒謬感。
主人公被公司解雇,但他選擇的解決方法是創建一家假公司,發布招聘信息,審查簡歷——這些不都是公司常做的事嗎?而且他們通過這些流程招募頂尖人才。直到那一刻,萬秀的行為都和一家公司無異。但不同的是,公司是雇傭員工,而主人公卻是找到這些人才并殺掉他們。
雖然殺人看似適得其反,但這與被公司解雇頗為相似。所以在某些方面,殺人是平行的行為。我曾多次有過這種想法。這個失去了權威和自信、軟弱而絕望的男人,犯下了數起謀殺案。而他失去的那種自信,很快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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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啟發您為原著故事加入了自己獨特的黑色喜劇色彩?幽默是否有助于傳遞沉重的主題?
樸贊郁:幽默——不僅僅是在這部電影里——是我認為非常重要的元素。它與悲劇、緊張、驚悚、恐怖等情感深深交織。幽默或許能讓觀看這些情感時稍微舒服一些,但在這部電影中,幽默并非如此使用。相反,它用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以相反的方式發揮作用。通過幽默,悲傷的時刻顯得更悲傷,可怕的時刻顯得更可怕。
整體上,您是如何處理改編作品的?我知道《斧頭》啟發了這部電影,但能否進一步解釋您的改編過程?
樸贊郁:情況各有不同。我尊敬的金綺泳(韓國名導,代表作《下女》《火女》《異魚島》)導演曾說過,如果原作保留超過30%,那就是一次失敗的改編。我聽過他這么說,但我并不完全同意這個程度。特別是,在我執導的改編劇集《同情者》(2024年)中,你會注意到故事被大幅改動。當然,原作的細節、具體臺詞和許多部分都得以保留,但也有相當多的情節、具體事件和角色被改變了。
對于《斧頭》,原作的結尾沒有明確的結局,讀者不清楚發生了什么。讀完小說后,我認為在電影中,讓觀眾知道結果會更好。我最喜歡的元素之一是“徒勞”——一個人費盡周折,最終一切卻如泡沫般消散。所以我在這方面對故事做了一些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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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貫穿整部電影,萬秀都告訴自己,他是為了家人才做出這些選擇。但諷刺的是,正是這些行為最終讓他的家人受苦。您的電影幽默感是否有特定的影響來源?
樸贊郁:我覺得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作品非常有趣,讀弗朗茨·卡夫卡的作品時也常常會笑出來。最近,我參加了一場由演員約翰·特托羅主持的《無可奈何》的觀眾問答會,我提到他主演的1991年科恩兄弟電影《巴頓·芬克》對我有影響。第一次看那部電影時,我感覺它完全符合我的品味。
個人而言,這部電影感覺既是您最具喜劇色彩的電影,也是您最反資本主義的電影。在審視人類會走多遠去保護禁錮他們的體系時,有一種諷刺意味。您認為社會將走向何方?您是否真的相信“無可奈何”?
樸贊郁:我認為萬秀從一開始并不真正了解這個體系。他想幫助他的同事,但我懷疑他是否是一個懂得拋開一切、真正與體系抗爭的人(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他做的決定是去找到和他處境相似的人,而不是去對抗他的敵人。
萬秀的困境在于他沒有犯罪經驗,卻決定進行大規模謀殺。為了完成這個任務,他需要持續觀察他的受害者,在這個過程中,他甚至與他們交上了朋友。萬秀真的和他最后一個受害者成了朋友,甚至還在心里盤算著如何殺掉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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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他的決策顯示出一種非常失敗主義的觀點。這部電影最終展現了對真正愿景可能推翻這個體系的失敗主義觀點。它展示了順從的人們如何屈服于資本主義體系以及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
您會如何描述這部電影的風格和美學?電影中您個人最喜歡哪個時刻?
樸贊郁:我想最重要的是將兩種對立、沖突的理念——相互碰撞的對立體——連接起來,仿佛它們是一體的。拍攝完成后回看,例如:工作與家庭;植物與動物;謀殺的行為與家中家庭成員間某種家庭的和諧或溫情。將這些矛盾視覺上串聯成一條線,這感覺很重要。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我來說表達得最好的場景在影片后半部分:由孫藝珍飾演的美莉正在自家的院子里,在一棵蘋果樹下挖掘,因為她想知道那里藏著什么。與此同時,萬秀正在由樸熙順飾演的善出家里挖掘,因為他準備把他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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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動作構成了一系列連續的匹配剪輯,來回交叉切換。緊接著,他們兩人通了一個電話——也是交叉剪輯。通過合成和電腦圖形合成,畫面看起來好像他們在同一個地方,使得謀殺現場和萬秀的家融為一體,仿佛是一個單一空間。我們大量使用了這種剪輯手法。我認為那場戲是我構思最完整實現的場景。
電影的故事是永恒的——從很多方面看,在當今AI快速增長、失業和全球經濟問題的背景下,它甚至更具沖擊力。這些社會主題是否讓電影的發展感覺更加緊迫?
樸贊郁:從我第一次讀到這本小說并想把它改編成電影的那一刻起,這些問題就從未消退過。無論是在美國、韓國,甚至法國與人見面交談,各個年齡段的人都越來越覺得這個故事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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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陣容絕對是星光熠熠,匯聚了韓國影壇的傳奇人物。從由李秉憲和孫藝珍飾演的主角,到金海淑、吳達洙、柳演錫等眾多演員的客串。當您選角和塑造人物時,通常會心里想著某個特定的演員嗎?
樸贊郁:在我開始寫劇本之前,心里就有演員人選的情況并不常見。比如,當我寫《分手的決心》(2022年)的劇本時,我確實想到了演員樸海日和湯唯,這對我來說有點不太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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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的決心》湯唯與樸海日
至于《無可奈何》,我最初構思時是打算拍成美國電影,但后來覺得它更適合做成韓國電影。就在我做出這個決定的瞬間,我立刻想到了演員李秉憲來擔任主角。
寫完劇本后,我和李秉憲討論了誰適合美莉這個角色。孫藝珍演員是他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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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憲推薦孫藝珍出演女主
在我考慮誰能將雅拉這個角色演活時,我在一個頒獎典禮上近距離看到了演員廉惠蘭,覺得她非常出色,能自然而自信地勝任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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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惠蘭出演雅拉
對于李星民或樸熙順這樣的演員,我一直想著有一天能和他們合作。我擔心的是他們是否會對非主角角色感興趣,但很感激能與這些優秀的演員完成這次選角。
您與演員李秉憲首次合作是在1999年的電影《共同警備區》。時隔多年再次合作感覺如何?你們的工作默契是否以某種方式發生了變化?
樸贊郁:拍攝《共同警備區》時,我們都只專注于項目本身,并且很緊張。我們都覺得:“如果這個項目失敗,我們就麻煩大了。”當然,每個項目都這樣,但李秉憲和我當時都覺得,如果《共同警備區》反響不強烈,我們倆可能再也拍不成電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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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警備區》劇照,左一為李秉憲
李秉憲當時已經是電視劇明星,但還沒有一部電影獲得重大成功。正因為那種必須讓項目成功的壓力,我不能說當時氛圍僵硬,但我們見面時只談工作。在那部電影取得成功之后,經過這些年的職業生涯建設,我們這次能夠保持一種更輕松的關系,既有認真的努力工作,也能開開玩笑。
您會如何描述《無可奈何》的風格或時尚美學?您是否希望通過服裝和造型為電影的敘事增添額外的潛臺詞?
樸贊郁:我不確定是否有簡單的方式來定義這部電影的風格。但對于萬秀來說,他是一個工廠的生產線主管,自認為是一名藍領工人。他不像他的一些競爭對手那樣,擁有數年大學教育或多重學院背景。
萬秀高中畢業,即使在周末也工作到很晚,下班后還在大學努力學習精進技能。他有這樣的心態,所以和同事們關系融洽。我希望通過他的風格和衣著選擇來展現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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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風格,聽說您喜歡穿風衣去片場。這背后的靈感或原因是什么?您欣賞的導演們是否也有他們自己的風格感?
樸贊郁:過去我確實經常穿風衣,但現在我隨心所欲。過去的導演,無論是我們國家的還是歐洲或美國的,在黑白電影時代,他們通常會穿西裝打領帶去片場。看到那些照片我覺得很酷,也想模仿,但我做不到。那樣會有點不舒服,也需要很多額外的準備。我想如果我想做也能做到,但我不想看起來過于講究。總之,我盡量避免穿短褲和涼鞋去片場(笑)。
當您與長期合作的藝術指導柳星姬和服裝設計師趙尚京討論這部電影的視覺世界時,您心中有什么想法?情緒板上是哪些圖像?
樸贊郁:首先,房子,萬秀家的房子是最重要的。萬秀在電影中做出所有決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極度不愿失去這個房子。房子附有一個溫室,是萬秀自己建造的。他非常熱愛植物,以至于他的妻子美莉會開玩笑說他是“植物人”。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不僅是美學上,更要達到能讓觀眾與主人公產生共鳴的程度。
找到這個房子花了很長時間。甚至在開拍前,我就讓選景團隊開始尋找,因為我預料到會很難找到合適的房子。我們為找到的房子也添加了一些新元素。美術團隊增加了波浪狀的混凝土塊,花園是全新打造的,溫室也是添加的。所有這些改動都是為了更好地反映和契合萬秀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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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談韓國電影的現狀。當今韓國電影有哪些特質?您認為韓國電影為何能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如此深刻的共鳴?
樸贊郁:韓國電影的情感相當豐富。韓國電影中蘊含著大量不同的情感,因此它們可以相當多變、有力且具有刺激性。我并不認為這一定總是件好事。當然,世界上也有那些更沉靜、表達更含蓄的好電影。但觀眾往往喜歡的韓國電影確實有這種特質。
而且,即使我們說電影屬于某種類型,許多韓國電影并不完全符合單一類型的常規。有時同一部電影中會發生多次類型轉換,韓國電影通過融合不同類型來挑戰常規,以觀眾意想不到的方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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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拍電影哪些方面變得更容易或更困難了?
樸贊郁:我會說與演員的溝通變得更容易了。過去當我見到明星時,我感到害怕和緊張。我擔心他們是否不同意我的意見,或者是否欣賞我正在做的事情。但現在我明白,對方也和我有著同樣的擔憂和恐懼。我不再試圖表現出我很擅長某事,而是可以坦然承認我所不知道的,并詢問對方對于我尚未想明白的問題有何看法。我喜歡公開地傳達這些想法,并通過溝通來共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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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奈何》片場的樸贊郁、李秉憲、李星民。
至于什么變得更難了。年輕時,我較少考慮觀眾可能想要什么,更多地專注于我個人想做的事情。現在,我會更多地思考觀眾以及他們可能有的感受。例如,觀眾是否會在某個場景感到無聊,不理解某個場景,或者對接下來的場景保持好奇?這類擔憂現在會進入我的腦海。
接下來您希望探索哪種類型的主題或故事?
樸贊郁:有幾個我已經準備了一段時間的項目。一個是科幻動作片(應為《虐殺器官》),一個是西部復仇片(應為改編自邁克爾·羅伯森小說《生與死》的《越獄者》)。都是美國電影。
像《無可奈何》一樣,它們都已經開發了很長時間。現在《無可奈何》已經上映,我更有力量重新投入這些項目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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