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病逝7年后，小29歲的遺孀王定國找到胡耀邦，提了一個要求

1978年早春，北風還帶著寒意。王定國推開中組部那扇厚重的大門，對守門干部爽朗地說了一句：“麻煩通報一下，我來找胡部長。”這一幕，是謝覺哉去世后第七個年頭。人們沒猜到，這位105厘米個子也沒到、頭發已現霜白的老紅軍，不是來訴苦，也不是來要待遇，她心里惦記的是“把謝老那些手稿好好整理出來”。

那天的對話很簡單。

“胡部長，我想干點正經事。”

“正好，黨有件急事就等你來。”胡耀邦微微一笑，指了指桌上一沓發黃的筆記，“把這些都收拾出來，讓后人用得上。”

王定國聽完，一個“好”字脫口而出。沒人再多寒暄，她提著厚厚一包資料轉身離開，腳步干脆利落。七年隱忍，如今終于找到新的戰場。

轉回1971年的初夏。那時，謝覺哉病重彌留，臨終前反復交代：“家里一切照舊，不搞特殊。”老人話音剛落，人走茶涼。按組織安排，遺孀可以繼續住在部里分配的公寓，可王定國當天就寫報告：“我在職，按級別住普通單元房即可，請批準。”還車、退司機、搬小屋，一連串動作行云流水。有人悄悄嘀咕：“謝老夫人何必這么拼？”她只笑，“規矩得有人守。”

老一輩革命者的家風，就這樣在北京西城區那條不起眼的胡同里靜靜站住了腳。

往前追溯到1937年10月，蘭州城外一排土坯小屋里，謝覺哉與王定國燃起昏黃油燈，草草擺了兩張木凳，便算成婚。那年，謝覺哉五十三，王定國二十四，相差整整二十九歲。放在今天，“老少配”大概會引來一片議論，但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志同道合遠比年齡重要。謝覺哉端來一碗清茶，笑瞇瞇地問：“縫羊毛衣的手，還靈巧吧？”王定國點點頭，想起兩年前的那次雪山前短暫相逢，心里說不出的踏實。

其實，王定國能走到這一步，歷盡艱辛。1913年，她出生于四川營山安懷鎮一個佃農家庭，生活比黃土還要貧瘠。六七歲扛鋤頭，十幾歲被賣作童養媳，日子黑得透頂。改變命運的是地下黨帶來的那束火把——“婦女不是生來挨打的。”這句話讓她突然明白：路可以自己選。她割斷裹腳布，剪短發，留下一聲“我叫王定國”，從婆家溜進山林，跟著紅軍走了。四十塊銀元贖身，比山大海深，卻在那一刻顯得輕飄飄。

1933年參加紅軍，1934年進巴中蘇校，1935年隨紅四方面軍踏上長征。劇團的女生多，每天行軍百里，困到站著能睡著。深夜里突然命令休息，一屁股坐下即昏迷，醒來時隊伍只剩雪痕和月光，得摸黑追趕好幾個時辰才能追上。她常說：“那一年，腳底起的血泡比草繩還多。”然而，就是在這條雪山草地的餓風里，她第一次遇見謝覺哉。八字胡、溫聲細語，一件羊毛衣拉近了兩條生命線。

王定國無文化，謝覺哉卻是大半輩子寫稿子的人。新婚之后，謝覺哉讓她守著油燈認字、背詩、練筆，“別拿自己當小字輩，能學多少算多少。”短短幾年，她從連姓名都寫不周正的川妹子，成長為能在延安窯洞里幫謝老謄寫文件的秘書。抗戰、解放戰爭、建國，她一直混在秘書們當中，卻從不擺夫人架子，做的都是領袖給秘書們端水、打掃炊事房的活。她的豪爽口頭禪是：“首長忙，我多跑幾趟算啥。”

新中國成立后，謝覺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委員會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家里八張嘴要吃飯——三女五男，最大的已讀大學，最小的嗷嗷待哺。可這家從沒動過公家一根針，孩子們的衣服多是母親親手縫補。王定國要求兒女每周寫讀書筆記，寫完放到客廳桌子上，謝老夜里翻看，紅筆勾圈批注，好像批示干部材料。嚴父慈母的分工，七十年代仍被鄰居津津樂道。

再說回1978年。胡耀邦那句“對黨的重大貢獻”讓王定國豁然開朗。整理遺著，說著容易，做著難。密密麻麻的手稿、散亂的日記、發霉的線裝書，足足裝滿十幾只木箱。她把家里小屋當成資料室，白天分類編號，夜里謄寫標點，常常忙到燈芯燒盡。房東嬸子見她端著煤油燈上下樓，嚇得直嘆：“老太太，你這可是拿命換書。”

六年后，《謝覺哉日記》《謝覺哉書信集》《謝覺哉詩集》先后面世，數百萬字，前前后后只署了一個名字——王定國。她卻擺手：“不是我寫的，是謝老寫的，我只是把他的話擦干凈，擺到臺面上。”

1984年，謝老百年誕辰，王定國帶著孩子，把家中珍藏的兩萬余冊線裝古籍全部捐給中央檔案館。里面既有《四庫全書》影印本，也有民國罕見刊本。旁人問她為何不留幾本作紀念，她大笑：“書放我家是死的，給國家才活。”之后，她又參加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老齡工作委員會，每天忙得像上滿弦的鐘擺。

2004年，她走完了曾經兩度踏上、如今已成景點的長征路。有人半開玩笑：“王老，您都九十一了，還折騰？”她拍拍腰包：“腳底板沒忘記當年的硬繭，現在是坐車看雪山，可心里的路要自己再走一遍。”

2017年除夕，廣播里響起春晚主持人的介紹詞，天下觀眾看到舞臺中央那位鶴發童顏的女紅軍——105歲的王定國。她輕輕揮手，微笑里帶著當年跨過雪山的堅定。有人算了一下時間，她在人生最后的三年里，依舊每天寫字、練畫，偶爾在大學里給青年學生講長征，講謝老的故事，講“做人要對得起良心”。

2020年，王定國在北京謝世，終年一百零八歲。家屬整理遺物時發現，她的枕邊放著一本磨得卷角的《古文觀止》，以及一本批注密密麻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頁空白處，她留下一行小字：“讀書容易，行義最難；行義不輟，人生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