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治求見毛主席要錢，周總理了解來龍去脈后笑言：你上當了

1947年12月的一天夜里，甘肅平涼郊外寒風刺骨，西北野戰軍的前線救護所卻燈火通明。擔任衛生部部長的李治顧不上喝口熱水，連夜為十幾名重傷員縫合傷口。彭德懷看見他忙得滿頭大汗，忍不住說：“老李，頂住啊，咱們后面還有一仗。”李治抬頭笑了笑，又低下頭去。就在這種狀態下，他硬是把千余名傷員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這樣的工作強度持續了三年，等到全國解放，李治的肺病也被拖了出來。1949年夏，他被送到北京治療，隨后留京休養。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軍內外都缺專業醫生，北京市醫院床位緊張，李治卻始終堅持每天查房，哪怕自己還在輸液。

1950年初春，劉伯承接到中央命令，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并把衛生系統一股腦兒交給李治。開辦院校需要全套醫療設備，可庫房里空空如也。劉伯承自嘲地拍拍口袋：“兩手干凈，一分沒有。”李治無奈，只好去總后勤部打聽，得到的答復同樣是“財政吃緊”。幾番奔走碰壁后，劉伯承索性來了一句：“老李，你底子清楚、交情又深，還是進京找主席吧。”

2月下旬，李治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列車行至津浦線，他掏出筆記本，一條一條列預算，最后算出三千萬舊幣的缺口。他心想：見到主席就說實話，能要到一半也好。

到達中南海門口已是傍晚。值班警衛例行檢查時摸到他腰間的那把隨身佩槍，立刻攔下。“規定不讓帶槍。”李治解釋：“一路行軍留下的習慣，忘了交了。”警衛請示后，毛主席在屋里哈哈一笑：“讓他進，李治同志帶刀帶槍都沒關系。”一句話，氣氛頓時活絡。

客廳里，周總理正陪毛主席研究院校編制。見李治進來，主席起身握手：“老朋友，好久不見。”寒暄過后，總理開口：“聽說你來要錢？”李治把預算遞上去，歷數缺醫少藥的窘境。話還沒說完，周總理便瞇眼笑道：“劉伯承這老劉，算盤精著呢。他自己不好意思來，讓你背黑鍋。你可是被他‘套路’了。”一句調侃，引得屋里幾聲爽朗大笑。

毛主席接過預算本，翻到最后一頁問：“三千萬？”隨即搖頭，把筆一劃：“不夠，加個零，三億。”李治急了：“主席，用不了那么多啊。”主席擺手：“學院要長遠辦，這點錢花得著。”就這樣，軍事學院衛生系統第一筆“大投入”全額到位，而李治不過坐了一刻鐘。

人們常說李治“膽子大”，其實是底氣足。底氣從哪里來？還得從長征那年說起。

1935年4月，中央紅軍轉戰烏蒙山區。一次轟炸后，賀子珍腹部負傷昏迷，隨營女護士慌成一團。李治當機立斷，剖開傷口取出彈片，隨后用最原始的鹽水消毒。毛主席聞訊趕來，見賀子珍已轉危為安，鄭重握住李治的手：“救命之恩，永不忘記。”這句承諾，兩人之后的往來中從未淡化。

同年秋天，部隊深入滇北沼澤地，濕熱瘴氣讓不少將領高燒不退。周總理更是連日昏迷，各路醫生判斷不一，針劑、奎寧輪番上都不見效。李治細查病史，推測是阿米巴肝膿腫，提議穿刺。有人擔心出血風險，他一句話頂回去：“再猶豫就沒命了。”穿刺成功，放出膿液，三日后周總理退燒轉清醒。總理后來開玩笑：“我那條命是老李撿回來的。”

打下這份交情，李治在延安創辦衛生學校，抗戰爆發后改名八路軍衛生學校，十三期學生里有近半數后來成為全軍各大醫院的骨干。有意思的是，他對學生要求極嚴，卻從不擺架子，常把幾張草紙折成小冊，隨時記錄診療要點，轉身發給學員。大伙背地里稱他“紙牌校長”。

1947年西北戰場形勢惡劣，李治被調任野戰軍衛生部部長。一次西府驛小會，他拉著彭德懷在地圖上畫圈：“前線急救站不要離炮火線太遠，耽誤二十分鐘就是兩條命。”彭德懷點頭同意。隨后，李治在黃土高原上建起一條五百公里的傷員接力線，每五十里一個救護點，確保血漿、器械不斷檔。后來戰史研究者評價，這條“生命走廊”把西北戰場死亡率降到歷史新低。

建國后，他原本可以進衛生部享清閑，卻主動請纓到南京軍事學院。有人勸：“老毛病沒好，何苦折騰？”他搖頭：“基層缺人。”那段時間，他一天跑三個工地，晚上熬到子夜寫制度，困了就往醫用紗布上趴十分鐘。院內流傳一句順口溜：“想找老李？圍著工地轉就行。”

資金到位后，他先建供應室，再擴張外科、傳染科、婦產科。短短兩年，軍事學院擁有全軍第一套胸腔負壓手術裝置。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醫教合一”原則，把學員分批拉到南京周邊部隊巡診，理論與實操緊密結合。1955年授銜儀式上，李治拿到少將軍銜，周總理當場調侃：“這回沒讓老劉占你便宜吧？”

進入八十年代，李治年事已高，仍隨身帶著那支老鋼筆。有保健醫生提醒他保養，他笑：“手不動，腦子就生銹。”他在醫院門診坐診，每天限號十個，提前聲明不收紅包。老兵排隊等號，常常擠滿走廊。1989年2月，李治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歲。靈堂內擺放的遺物除了軍裝，最顯眼的就是那本斑駁的預算冊，上面仍然清晰可見毛主席當年添上的那個“0”。

周總理的話言猶在耳：“老李，革命靠的是人情味。”回看李治的一生，這股人情味從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