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武漢的冬天冷得邪乎,62歲的關廣富拎著個舊帆布包,就這么走進了湖北省委大院。
誰能想到,這個頭發都白了大半的老頭,居然是新中國第一個直接從銀行行長位子上,破格當上省委書記的人。
更特別的是,這個最年長的封疆大吏,到最后留給世人的,竟是106張被透明膠反復粘貼的票據。
金融干部的“泥土氣”賬本
關廣富這輩子跟數字打交道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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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在黑龍江穆棱出生,1946年穿上軍裝當測繪兵,四平戰役里膝蓋凍裂落下病根。
后來進了財經學校,1953年揣著畢業證到湖北,從記賬員干到中國人民銀行湖北分行行長,在這片江湖扎了整整30年。
老百姓都叫他“老關頭”,不是因為官大,是因為他真能跟農民一塊挑泥筑堤,在恩施山寨用土話算工分。
有回在沔陽下鄉,他蹲田埂上扒拉米飯,老鄉遞過來的腌蘿卜他接過來就啃,嘴里還念叨著“今年收成能比去年多兩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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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些疑問,關廣富沒多說,直接把話寫在了工作筆記的首頁:“把湖北的窮根挖出來”。
上任第三天就搬進了15平米的宿舍,墻皮都發黃了,窗戶漏風,秘書說換個大點的,他擺擺手:“湖北還有三百萬人住茅草房,我住這已經很好了。”
他桌上總放著一沓沓表格,每個縣的財政、糧食產量都標得清清楚楚。
把全省102個縣市分成ABC三檔,重點幫扶“C檔窮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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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京要錢,他不說漂亮話,就攤開賬本:“您看這幾個縣,今年多給點種子錢,明年就能多打糧食,借的錢保證還。”
把C檔窮縣拉上車的“實干派”
要說最讓人佩服的,還是他啃硬骨頭的勁兒。
1983年湖北財政赤字8億,他揣著報表在財政部走廊堵部長,從上班等到下班,終于把字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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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就拍板:“錢要花在刀刃上,先把荊江大堤加固了。”中央撥款沒到的時候,他讓省財政先墊2000萬。
開會時有人擔心,他拍著桌子說:“這事我認了,算國家的;不認,就算我關廣富欠湖北人民的債。”后來大堤擋住了1984年的洪水,老鄉們說:“要不是老關頭,我們家早被淹了。”
本來想讓二汽把發動機廠放十堰,他連夜帶著技術人員算運費、畫產業鏈圖。
第二天一早找到廠長辦公室:“您看,把廠放沌口,鐵路運費能省三成,武漢鋼鐵直接供料,三年就能回本。”廠長被說動了,現在沌口成了名副其實的“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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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倒過得摳搜,1982年去北京匯報工作,買的硬座票42塊5,票據上還蓋著“代用票”的紅章。
1994年在黨校講課,課后給的200塊講課費,他讓秘書退回去,票據背面寫著“干部講課是本分”。
1993年卸任時,組織上想請他去北京當顧問,關廣富擺擺手回了武昌老樓。
每天提個菜籃子逛早市,攤主喊他“關師傅”,他樂呵呵地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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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架上《資本論》的書皮都磨破了,里面夾著當年算經濟賬的草稿紙。
2020年武漢封城,87歲的他戴著口罩去社區捐款,登記本上只寫了“老黨員”三個字。
工作人員要拍照,他擺擺手:“別拍,我就是個普通黨員。”疫情期間天天抄錄感染數字,病重時還扶著窗戶望漢口:“我幫不上忙,但不能躲清靜。”
最舊的那張票據是1965年的,沔陽招待所住宿費六角錢,用透明膠補了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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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柜里兩條毛褲都打了補丁,藏青色中山裝袖口磨得發亮,內袋里還繡著老伴縫的名字。
省檔案館的人來收遺物,打開抽屜發現除了這些票據,連存折都沒有。
2021年骨灰撒長江那天,漢口濱江大道站滿了人。
有個白發老人對著江面敬軍禮,說1983年發洪水時,是關書記背著他轉移到安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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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舉著“老關頭我們想你”的紙牌,哭著說:“我爸當年就是您招來的二汽工人。”
現在省檔案館里,那106張票據放在恒溫展柜里,講解員說到“公家的錢一分不能占”時總哽咽,這些泛黃的紙片,比任何獎狀都讓人明白:什么是共產黨員的干凈,什么是干部該有的樣子。
長江水還在東流,就像老關頭當年挖窮根的勁頭,滋養著后來人。
現在去湖北各地,老鄉們提起“老關頭”,還會說:“那樣的官,咱老百姓永遠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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