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梁實秋訪延安遭毛主席明確拒絕

時間得往回撥十幾年。

表面上是談盧梭，實際上暗含的是對人性的不同認識。魯迅不客氣，梁實秋也不退讓。1928年3月，梁實秋在《時事新報》上回了一篇《關于盧梭——答郁達夫先生》，算是第一次正面還擊。

真正的交鋒，從1928年開始。

那年，梁實秋從美國留學回來沒幾年，和徐志摩、聞一多在北平辦了《新月》月刊。

魯迅不是會視而不見的人。他的回應直接刺向梁實秋立論的根。

1936年10月，魯迅去世。這場持續了八年的論戰，才算暫時告一段落。

1937年7月，七七事變。北平陷落，梁實秋接到風聲，知道自己被敵偽機構列入了偵緝名單。他匆忙搭上火車南下天津，又輾轉去了南京。那時的南京已經多次遭受轟炸，政府機關忙著遷移，梁實秋在混亂中很難找到明確的位置。

教育部給他發了兩百元生活費和一張船票，讓他先往長沙"候命"。這份安排，既有點照顧名士的意味，也隱含著一種曖昧：他不是核心人物，卻又不至于被完全忽視。

1938年7月，國民政府在漢口召開國民參政會。這個機構雖然沒有直接實權，卻是抗戰時期"各界代表"的象征平臺。經民社黨主席提名，梁實秋當選為參政員。那一屆參政會里，毛澤東、鄧穎超、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同樣在列，國共雙方在這里維持著表面的團結與協商。

參政會之后，《中央日報》遷到重慶復刊，梁實秋出任副刊主編。他的一篇《編者的話》，很快把自己推到了風口浪尖。

1938年冬月，復刊號上，梁實秋寫道：現在抗戰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于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

1940年初，身居重慶北碚的梁實秋接到通知：參加"國民參政會華北慰勞視察團"。當時的國民參政會組織了這支視察團，計劃用兩個月時間前往華北前線，巡視部隊、慰問將士。梁實秋被列為團員之一，一開始并不怎么想去，是在秘書長勸說下，覺得自己抗戰以來一直待在后方，多少有些愧疚，這才答應隨團出發。

慰勞團一路輾轉，最終在1940年初抵達西安。按預定安排，西安視察之后，就要北上延安訪問。

對于延安，梁實秋頗有興趣。在友人講述中，延安是個"沒有官僚氣"的地方，老百姓可以直接和干部說話，這樣的情形在國統區很難看到。他想親眼看看，究竟是不是那回事。

慰勞團通過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向延安方面發去訪問請求，等待回復。幾天后，經重慶轉來毛澤東致國民參政會的電報。

這種點名方式，在當時極少見。毛澤東在統戰政策上向來強調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哪怕是國民黨內部的開明派、地方勢力，只要有合作空間，一般都會盡力拉攏。為何偏偏要在電報里單獨把梁實秋拎出來？

不過，只從個人恩怨角度去理解，就未免簡單。那幾年里，國共關系已經從合作漸漸滑向對立。1939年至1940年間，蔣介石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對中共軍隊實施軍事和政治壓迫。慰勞視察團這種名義上的"統一戰線象征"，在國民政府操作之下，往往被用作塑造輿論、配合其對中共施壓的工具。

據當時一些回憶，梁實秋對這封電報頗覺難堪，情緒上難免郁悶。他后來傾向于把這件事看成共產黨對他"私人成見"的表現。但從政治博弈的角度看，這樣的理解其實偏了。延安方面拒絕的，不只是某個個體，而是慰勞團背后可能帶來的政治后果。

在這種前提下，對慰勞團保持距離，甚至以點名拒絕的方式亮出立場，既是在表明態度，也是在提醒國民黨方面：延安不是可以隨便進出的"展示窗口"。

慰勞團成員最后決定放棄延安之行，轉而前往咸陽參觀"勞動營"。表面上，這是為照顧梁實秋的面子，避免一個團員在行程中被單獨"拒之門外"；深層看，也是緣于雙方政治氣氛的惡化，讓這類象征性訪問難以真正落實。

從結果來看，梁實秋這次"延安未行"的插曲，更大程度上是國共關系緊張下的一面鏡子。

毛澤東在電報中用"小米飯、高粱酒"這樣看似輕描淡寫的說法，態度其實很堅決：接待，可以；政治上不信任的人，不在其列。

1942年5月，延安。

艾青說：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

毛澤東謹慎地問道：我說話有人聽嗎？

5月16日，第二次會議。毛澤東整天都在認真聽取與會者的發言，并不時地做著記錄。

5月23日，最后一次會議。開始是大會發言，然后是朱德講話，在朱德講完后，毛澤東為會議作結論。

1949年，在那個人生與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梁實秋選擇了去臺灣。這一選擇，使他躲過了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不僅在學術上繼續取得成就，而且能夠家庭幸福，福壽雙全。1967年，他完成了《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成為中國翻譯莎翁全集第一人。

1987年11月3日，梁實秋病逝于臺北，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