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曾是周總理翻譯，29歲時被張學良處決，少帥晚年稱最對不起他

1935年初夏的奉天郊外，暮色低垂，手槍的回響穿過楊樹林，帶走了一位只有二十九歲的青年。七十多年后，1990年的夏威夷，年近九十的張學良望著海面，輕聲說道：“潘文郁，我欠你一條命。”這句話讓在場的友人錯愕，也把人們的目光重新拉回到那段風云激蕩的歲月。

潘文郁，1906年4月4日生于湖北襄陽東津灣，一條漢江將小鎮分作南北，兩岸的春風里常能聽見私塾朗朗書聲。家中三代務醫、教書，祖父潘敬堂醫道精湛，父親潘繼賢則執教鄉塾，常在燈下給少年講時事：“山河破碎，書里寫得再好，也要有人去救國。”這種話，潘文郁從五歲起就耳熟能詳。

1925年5月，五卅風云席卷大江南北，武漢學生運動連日高漲。彼時十九歲的潘文郁已是湖北省學聯骨干，他用沙啞的嗓音在江漢路口高呼口號，警察棍棒落下，仍不退半步。一次次游行、一次次宣傳，他先后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個人可以跨黨身份活動，于是他干脆也報了國民黨黨證，為的只是行動方便。

翌年冬天，莫斯科中山大學來華招生。憑借出眾的俄語基礎與組織推薦，潘文郁登上北去的列車。蘇聯的雪夜極長，他抱著詞典苦熬，半年后便能流利翻譯俄文報刊。1928年6月，黨的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舉行，周恩來、彭德懷、鄧穎超等先后來到會場。會議需要一名精通中俄雙語的助手，潘文郁毛遂自薦，出色完成口譯。

會后，周恩來對身邊人點評：“此子心明口快，可堪大用。”不久，他被送回上海，進入中央宣傳部參與編輯《斗爭》周刊。按部就班走下去，前程光亮；但時代從不按劇本出牌。

1931年底，上海白色恐怖驟起，潛伏網絡遭到破壞，潘文郁不慎被特務逮捕。棄暗投明者廖化平落井下石，向戴笠細說他的真實身份。多番刑訊后，南京報紙登出“潘某脫離赤匪”的啟事，表面上他與共產黨就此決裂。可暗地里，特科迅速恢復聯系，囑他化暗為明，伺機收集要情。

1934年春，因譯出《資本論》第二、三冊并頗得贊譽，潘文郁被保薦至東北軍任機要秘書，直接對少帥張學良匯報。張學良西裝革履，翻著厚重的英文本，笑問：“馬克思這里講‘剩余價值’，究竟是怎么回事？”潘文郁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surplus value三個單詞，隨后補上一句：“工農若得不到它，國家便難長治久安。”少帥沉吟良久，沒有反駁。

有意思的是，盡管身份懸殊，兩人頗為投緣。張學良常帶他去打高爾夫，揮桿間談東北如何抗日，談華北危局何去何從。潘文郁見縫插針，將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娓娓道來。張學良點頭：“我明白，可眼下蔣先生要先‘安內’。”這句回答，后來在西安事變前夕仍盤桓在張的腦海。

然而形勢急轉直下。南京方面盯上了潘文郁，懷疑他暗通共產黨。1935年3月的一天深夜，電報機里“滴答”傳來軍統密令——“潘文郁涉嫌共諜，即押即訊”。張學良看完眉頭緊鎖，左思右想仍撥通南京：“此人無通敵之實，望從輕發落。”蔣介石只冷冷回了兩個字：“決不可。”

處決前夕，少帥來到看守所。墻角汽燈昏黃，兩人并肩坐在木凳上，沉默良久。張學良低聲說：“我盡力了。”潘文郁卻笑：“將軍放心，信念在心，死不足懼。”隨后，他提出唯一請求——把死訊帶給遠在漢口的妻子黎英。

5月的奉天，草木初綠。槍聲匯入晚風，年僅二十九歲的潘文郁倒下。他的遺體由東北軍暗中安葬，墓碑上只刻“潘君之墓”四字，連生卒年月都未敢留下。

1949年5月，武漢解放。忙碌中的周恩來接到中央軍委情報部報告，立即批示：“查訪潘文郁家眷，妥善安置，按烈士撫恤。”不久，組織找到了已改名換姓多年的黎英與一對子女，把她們接到北京工作、就學。家中那本線裝《資治通鑒》被小心保存——書頁扉上仍留著潘文郁學生時代的批注。

歲月流轉，張學良被長期囚于潭山，后獲準旅居美國。每逢談及往事，他總提到三個人：楊虎城、趙一荻、潘文郁。一次，友人問他此生最大遺憾是什么，他抬眼望向窗外，語氣微顫：“潘的血，沾在我的手背上，到現在還洗不掉。”身側的護士記下了這句話，后來在回憶錄中披露，這便是“張公館深夜獨語”的原貌。

官方檔案解密后，更多細節浮出水面。1935年那份處決令的最后簽字，確實是張學良。軍統逼他“自承”對部下瀆職，否認即以“包庇共諜”論罪。張學良思索再三，只能在電文落款處草草寫下“按令執行”四字。正因如此，他的愧疚延續了半個世紀。

潘文郁的故事并未隨塵封檔案而湮沒。學界公認，他是我黨在東北建立情報線索的關鍵人物之一，他翻譯的《資本論》手稿現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武漢東湖畔，那座不起眼的紀念碑記錄著他的生卒年月：1906—1935。碑側，一句短小的題字透出無盡唏噓——“以青春鑄信仰，以熱血昭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