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66歲出任上海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丈夫是中將，兩個兒子也是中將

1968年8月，毛主席在北京接見了成都、福州等六個大軍區團級以上干部。當時社會有些動蕩，軍隊是穩定的基石，主席此舉也是希望讓局勢保持到可控的程度。

但在接連流程上，主席并沒有先跟大軍區領導通氣，也不是與軍級干部交流，反倒與一位權力不是很大的女子左英溝通。

左英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確為組織做過貢獻，不過客觀而言，跟大軍區領導們還是有差距的。既然如此，毛主席為何要做出這看似反常之事呢？

要說原因，主要在于左英丈夫當時的遭遇，不過左英本人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革命者。

1919年出生于上海一個書香門第的她，早年接受過很好的教育，父母本打算讓她走留學的路，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她的人生軌跡出現轉變。

看著老師在黑板上寫下“東北危急”，左英決定要為救國做些什么，她一介女流不好扛槍上戰場，就選擇從醫救死扶傷。

后來淞滬會戰爆發時，左英與一眾仁濟高級護士職業學校的同學盡自己所能購買藥品、醫療器械，送往一線。在滬西的臨時救護站里，左英曾連軸救治36個小時，這毅力令人欽佩。

1938年2月，左英秘密入黨，同年秋從護校畢業后，她被安排到仁濟醫院就職。當時上海已是淪陷區，左英經常看到愛國人士被送到醫院治療，那慘狀讓她無比痛心，也更堅定了她積極抗日的意志。

之后她在仁濟醫院秘密發展黨員、建立基層黨組織，1939年聽聞新四軍缺少醫療人員，更是帶著8位同事從上海奔赴皖南直接加入新四軍，實現由護士到戰士的轉變。

她們用專業的知識加速了新四軍軍部醫院建設，彼時沒有專門的場地，她們就將一個破舊的祠堂改建成了新四軍最初的一所醫院。

在這里，沒有好的醫療器材，大家也不計較，總是利用一切可以工具救死扶傷。不僅如此，她們還大力培養醫護人才，通過建立體系，來盡可能挽救愛國軍民的性命。

1943年，左英被調到延安，成為中央醫院的一名肺科醫生。或許是緣分使然，同年新四軍1師2旅政委劉培善也來到了延安，本來劉是準備參加七大的，但沒想到七大延期，他只好先留下來學習。

后來七大真正籌備時，左英和劉培善都被分在了華中組。劉培善是組長，平日里需要帶大家學習討論，久而久之，與左英的溝通就多了起來。

劉培善1927年參加革命，1929年正式加入紅軍，經歷過艱難的三年游擊戰爭，一直是組織的優秀干部。為了革命事業，他33歲都還未婚，旁人為之著急。

原本他對感情也沒有太多追求，只想著順其自然，但與左英接觸之后他意識到這就是自己在等待的“自然”，于是開始托人傳話試探態度。

其實在延安追求左英的人并不少，只是她認為還沒到時間，都予以拒絕，劉培善最初的“攻勢”也不例外。但劉培善沒有灰心，他找到了新四軍軍長陳老總幫忙。

陳老總代為傳話：“劉培善同志我很了解。請你多考慮考慮，千萬不要錯過了好姻緣喲，還有什么想不通的，盡管來找我聊”。

不久后，蔡暢大姐又找到左英談心，左英這才說出自己的心里顧慮：我承認，劉培善是好同志。但我們的性格和生活習慣不同，就是結了婚弄不好也還會離婚的。既要離婚，還不如不結婚。再說，我熱愛我的醫務工作，若叫我犧牲自己的事業，專門去照顧對方，我不愿意。

這種新時代女性思想讓蔡暢非常欣賞，笑著說：我最反對當‘夫人’了。革命隊伍中的夫妻，不只是丈夫和妻子，也是革命征途上的伴侶和戰友。革命的目標一致，是雙方產生愛情的基礎。

隨后蔡暢又跟左英聊了近三個小時，終于讓左英思想出現松動。劉培善得知這個消息后立即展開猛烈攻勢，終用真誠打動了左英，兩人于1945年在延安結婚。

七大結束后，夫妻攜手返回新四軍，此后兩人并肩在華東地區作戰。

劉培善歷任華中野戰軍7縱司令員兼政委、華東野戰軍10縱政委、第三野戰軍10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參與指揮了眾多關鍵戰役；

左英則擔任過華中野戰軍7縱和華東野戰軍10縱衛生部副部長，在幕后做了許多貢獻。

雖然兩人聚少離多，但感情非常好。福建解放后，劉培善出任第10兵團兼福建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左英也完成了接管福建省國民黨衛生機構的工作，前往北京參加全國第一屆衛生會議。

可是車行至贛閩交界的盤山公路時，左英乘坐的汽車突發車禍，她雙腿被壓斷，差點兒失去性命，馬上送到了上海治療。

劉培善因為工作沒辦法陪同，只好打電話叮囑華東局衛生部盡最大的努力救治。

有一天左英從昏迷中醒來，突然發現丈夫就在身邊，她驚訝的同時又心中很痛，知道丈夫是以公事為主的人，眼下離開福建來到上海，必然是自己身體有重大問題。她有些哽咽地問：你來，是因為我？

劉培善點點頭，說：“衛生部崔部長叫我來，說你的病情萬一惡化，只能保命不保腿。高位截肢要家屬同意，我相信醫院的黨組織，請崔部長全權處理，你不反對吧？”

左英嘆了口氣說：如果真到這種地步，你要干的革命工作還很多，我絕不拖累你。

劉培善有些生氣：這是什么話？我們一起生活了這么多年，你還不了解我嗎？你不要胡思亂想，現在首要的任務是把病醫治好。

辦完相應的手續后，劉培善又回到福建。但沒過多久左英收到一封來信，打開赫然看到里面丈夫寫著：“無論你傷殘怎樣了，我對你的愛情始終如一，絕不會改變。”這句話給了左英很大的勇氣，支撐她度過最艱難的時光。

但可惜，兩人都幸福生活在1967年后發生了改變。這年1月，劉培善奉命去江西，當時江西比較亂，他過去后很多工作沒辦法開展，自己也遭受沖擊。

1968年4月，劉培善接到去北京學習的通知，這本來是好事，但左英沒想到，這次再見就成了永別。

同年5月8日晚，劉培善走了極端，但有的人還不放過，亂扣帽子。毛主席得知后非常生氣，批示八個字：不給出路，逼迫自殺。

周總理也要求相關部門必須做好善后工作，并在5月18日代表中央宣布劉培善為革命烈士。

為了保護劉培善的家人，毛主席在8月接見軍區干部時，首先與左英及兩個孩子交談，這是用行動表明自己的態度。此后的時間里，劉培善家人的日子總算好過些。

1972年，在周總理的關懷下，左英回到上海工作，她依然在致力于推動衛生教育事業的改革，不忘初心。

1985年，左英當選為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站在更高的位置，她做的也更多。特籌資成立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會、資助開辦特色學校，對多動癥、問題兒童進行特殊教育，幫助了很多人。

另外，左英對自己孩子的培養也是盡心盡力，長子劉曉榕曾任總后副政委，2008年晉升為中將。次子劉勝曾總裝備部副部長，2011年晉升為中將。一門三中將，也是足夠傳奇，沒有辜負劉培善的期望啊！

2011年，左英病逝，孩子們按照她的遺愿，將她生前的積蓄全部捐獻出來，設立了專項護士基金。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奉獻，一個高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