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日本梅毒病例持續攀升。2026年1月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日本正處在近數十年來梅毒流行的高位區間。更令人不安的是,當地社交媒體上還衍生出某種“潮流”:年輕人化起“梅毒妝”,攀比癥狀,把感染當作談資甚至身份標簽。拋開這令人迷惑的作秀行為,梅毒作為一種治療并不困難,甚至“一針青霉素”就能治好的疾病,為什么傳播呈愈演愈烈之勢,而且成為醫療發達國家的一種“治不好的頑疾”?答案,并不在于醫學能力。
如果你翻翻梅毒的臨床治療指南,很容易冒出一種錯覺:這么簡單,我也會治。因為它的治療思路確實簡單粗暴 : 不需要昂貴的新藥,不需要復雜的聯合方案,甚至還保留著一種近乎“古典”的脆弱 —— 對青霉素高度敏感。很多時候,一針長效青霉素就足夠把病原體清得干干凈凈。換句話說, 梅 毒在醫院里幾乎是個徹頭徹尾的“軟腳蟹”,從藥理學角度看,它似乎是各種性傳播疾病里最“不該成為問題”的那一個。
可偏偏就是這樣一種病,卻在抗生素高度發達的時代一次又一次死灰復燃,甚至成了不少發達國家公共衛生系統的一大痛點,近些年還呈現上升趨勢。梅毒到底有什么本事?為什么會如此難以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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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電鏡下的梅毒 螺旋體 | 圖源:Wikipedia
很好治的梅毒,卻讓發達的公衛系統屢屢蒙羞
如果把傳染病世界比作一個大型 生存 游戲副本,很多病原體都屬于那種會不斷升級、反復 進化出 新技能的Boss 。 你剛找到一種 新 藥能克制它,它 沒多久 就能進化出新機制來耐藥,仿佛隨時在 挑戰醫學的 能力 上限。
可梅毒的病原體——梅毒螺旋體(Treponema pallidum)——在這個 生存游戲里 更像個 給新手練級的 “經驗怪”:招式少, 防御力低 , 用最樸素的 “ 平A ” 招式 ——普通青霉素, 就能給 它 一招送走 。因為青霉素這類β-內酰胺抗生素的核心機制,是干擾細菌細胞壁的合成。很多細菌為了活命,早就練出了各種 生存本領來見招拆招 ,比如 改變靶點、分泌β-內酰胺酶、啟動外排泵 等等。 但梅毒螺旋體在這方面幾乎 沒有作為 ,在其他細菌對青霉素廣泛耐藥的 時代中 ,它反而像個老古董一樣,仍然保留著對青霉素的高度敏感。
按理說,這樣的對手應該 非常好對付 。病原體進入人體 , 引發癥狀 , 患者 及時就醫 , 醫生開具藥物 , 患者及時痊愈 , 這樣的劇本才是最合情理的。激進一點 , 給所有人都用點簡單的藥物, 興許還能像天花那樣 把梅毒徹底消滅 。
從“藥能不能殺死它”這個角度,梅毒 似乎 從來都不是醫學上的難題。
然而 ,現實中恰恰相反,梅毒在今天仍是臨床和公共衛生領域最棘手的疾病之一。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全球疾病負擔估算顯示,僅在2020年,全球15–49歲人群就新增約710萬例梅毒感染 。如果意識不到這個數字有多龐大, 可以對比著看—— 同一時間段艾滋病新增感染數只有150萬。 此外, 梅毒通過母嬰傳播的危害也不容忽視 。 WHO對2016年的模型估算提示,先天梅毒相關妊娠結局可達約66.1萬例不良事件,其中包含約20萬例死胎/新生兒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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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圍內 一些常見傳染病(15-49歲人群)2020年新發數量 | 圖 源:WHO
如果 感覺 這些數字只會讓醫學不發達的國家頭疼,那可錯了,發達國家的數據同樣不好看。
美國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發布的《2022年性傳播疾病監測情況》(STD Surveillance 2022)顯示:2022年全美梅毒總報告數約20.7萬例,其中一期/二期(最具傳染性的階段)約5.9萬例;更扎眼的是,先天梅毒報告約3761例,而且近幾年仍在持續上升 。 這意味著在一個產檢體系相對成熟的國家里,仍有越來越多的孩子在出生時就被卷進這場本可避免的感染 。
把鏡頭轉向日本,厚生勞動省的 疾病監測數據 同樣令 人感到不安 :2022年日本報告約1.3萬例梅毒病例,為1999年啟用現行調查方法以來首次破萬;2023年超過1.5萬例,創下新高;2024年與2025年均超過1.3萬例,至今仍在高位徘徊 。
如果說公共衛生體系薄弱的地區傳染病容易失控,這些來自醫學發達國家的數字 , 一記 更 難以逃避的 反問 擺在面前 :為什么這樣一種一針青霉素就能治的病,仍會在現代社會周期性抬頭?
明槍好躲,暗箭難防
這些 冰冷的 數字共同指向同一個現實: 就算是在 醫療資源 最 充足、抗生素并不稀缺的地方, 梅毒 也能把公共衛生系統逼到不得不嚴肅應對的程度。
如果說 淋病、結核、耐藥金葡菌這類對手 屬于進化快、升級快的對手,人類不斷更新 “ 裝備 ” 才能勉強與之抗衡,梅毒雖然是個易擊殺的“新手怪”,但它有自己的“看家本領”——“隱身”。它 在暗處 , 戰線拉得又長又隱蔽 , 你在“地圖”中 很難 發現 它 ,我們空有一身“大招”,根本無處釋放 。 在你以為已經 戰斗勝利 、 慶祝成功的時刻, 它就 突然現身冷不丁給你致命一擊。
在梅毒感染早期,很多人要么沒有任何癥狀,要么只出現一個不痛不癢的皮膚破損(硬下疳),不容易引起警惕;就算意識到“可能不對勁”,癥狀也往往已經自己消退了。之后即便出現皮疹、發熱、乏力這些表現,又很容易被當作感冒、過敏、疲勞過度,混過去也就混過去了。再往后進入潛伏期,更是安靜得像從未發生過—— 然而在 很多年內, 病原體 根本就 沒有走,一直在身體中醞釀潛伏,等到某個時刻以更嚴重的器官損害重新登場。
所以門診里才會反復出現那種讓人無力的場景:患者來的時候,往往不是為了 治“梅毒” ,而是為了 一些其他看似不嚴重的問題 ——皮疹、脫發、視力變化、神經癥狀、不明原因的流產史……然后在一串檢查結果里, “梅毒陽性”的提示 突然跳出來 。那個感覺就像 《功夫》電影里 的 一幕, 一個躲在角落 看起來 不起眼的人 , 實際孔武有力 , 舉手問一句:“ 原來是找我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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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劇照 圖源:網絡
不同分期的梅毒,以不同的方式“害人”
一句話 總結梅毒患者的癥狀:癥狀隱匿,忽隱忽現,最會傳染的時候反而最不顯眼,最顯眼的時候往往已到晚期。感染梅毒后, 患者的 臨床 癥狀發展過程 有一條相對固定的時間線 , 通常分為一期、二期、潛伏期和三期。
一期和二期合稱“早期梅毒”,是最有傳染性的階段。感染后數周可能出現一期表現,典型是硬下疳:局部出現破損或潰瘍,往往不痛,容易被忽視,而且可以自行消退 。 但“消退”不等于病原體清除 ,而是暫時被免疫系統抑制, 病原體 仍在身體里繁殖和游走 。隨后進入二期時,病原體已發生全身播散,常見表現是皮疹、黏膜損害、淋巴結腫大,以及發熱、乏力等全身癥狀 ; 雖然 癥狀明顯, 但是 易和 感冒、過敏、皮炎等 常見病 混淆, 難以及時引起 警惕 。 所以梅毒在其 傳染性 最 強 的時期,常常 被忽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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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的分期和常見癥狀 | 圖 源:chandigarhayurvedcentre.com
當早期癥狀消失后,病原體會進入潛伏期, 通常 沒有任何臨床癥狀,但血清學檢查陽性 ,而且 仍可能具有傳染性 。
如果感染長期未被發現、也未接受規范治療,少數患者會進展到三期梅毒。三期梅毒性接觸傳播風險極低(幾乎不通過性接觸傳播),但依然有血液傳播和母嬰傳播的風險 , 內臟器官的損傷更加嚴重 ,甚至 不可逆 , 可累及心血管系統、神經系統、骨與皮膚等。
完整地觀察梅毒這一臨床時間線,就能大致理解梅毒為何“好治卻難消滅”。最大的難點就在于如何 在傳染性高的 早期把 患者 及時識別出來、完成治療并做好隨訪與伴侶管理 ,避免 進一步 傳播 。
公共衛生系統的覆蓋盲區,正是梅毒的聚集地
既然問題出在“識別得不夠早、不夠全”,一個看起來順理成章的方案就浮現出來:把更多人納入篩查。
我們對 疾病的 篩查并不陌生 , 高血壓、糖尿病、宮頸癌、結直腸癌,許多疾病正是因為“早篩、早診、早治”而顯著降低了嚴重后果和公共衛生負擔。
那么,照這個思路,通過更大規模的篩查盡可能多地發現梅毒、及時治療、減少傳染源, 是否可行?
從理論上講,篩查確實是控制傳染病的常見工具 。 盡早發現無癥狀感染者,盡早治療 、 隔離, 減少繼續傳播的機會 , 比如 新冠的防控, 就 采取了類似的思路 。梅毒也具備一些“看起來很適合篩查”的條件:血清學檢測成熟、藥物有效、早期治療可阻斷后續損害。 事實上,各類醫院體檢套餐,包括 部分 單位體檢 、 婚檢等,是常規進行各項感染指標包括梅毒的檢查的。
但真正的 問題在于,有效的篩查和治療不是一次簡單去醫院體檢就醫就能完成,而是一條完整的篩查鏈條: 高危群體 愿不愿意來篩 , 篩查結果 準不準 , 陽性后能不能 立刻治療 , 治療后能不能隨訪 復查 , 能不能把 患者所在的 高危的 傳播網絡一起納入 鏈條進行篩查 ? 如果說我們在新冠防治上有效地執行了這個鏈條,那 梅毒 的篩查 鏈條上,處處 都 容易出現斷點 而導致功虧一簣 。
首先,性傳播疾病幾乎天然和道德高度綁定,誰得了病,誰就被貼上“不檢點、放縱、活該”的標簽。這種歸罪式敘事 有 “勸人自律” 的意味 , 但 它 也 把感染者推向沉默 。 即便檢測手段已經成熟便捷,仍會有人因為隱私顧慮、被標簽化的恐懼、伴侶關系的壓力而回避篩查,甚至在結果異常時選擇隱瞞或失聯。于是就出現一個公共衛生上棘手的悖論:越需要篩查、越可能處在傳播鏈關鍵位置的人群,反而越難被篩查 的鏈條所觸及。
梅毒的傳播更像一張網,而不是一條線。網最先破的地方,往往不是所謂“最壞的人”,而是最難被公共衛生系統看見的人:醫療服務可及性差、缺乏穩定就醫渠道的人;難以開口交代性行為史、擔心被歧視或隱私泄露的人;更依賴匿名社交與短期關系、難以開展伴 侶通知的人;以及那些即便想求助也不知道“該去哪里、該怎么說”的人。當一個社會讓某些人群在“ 好的評價 ”和“ 有效的篩查治療 ”之間只能二選一時,沉默幾乎就是可預期的選擇。沉默的代價,是感染在暗處持續流動——你以為它消失了,其實只是躲起來了。
因此,梅毒的篩查,并不是表面上“誰更不道德”的問題,而是“誰更難被看見”的問題。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一些醫療技術先進的地區,梅毒仍會周期性回潮 , 治療能力 再 強,防控網絡再大 , 也總有邊緣、有盲區;而這些盲區,恰恰是梅毒最賴以生存、最容易反復點燃傳播鏈的地方。
其次,梅毒的篩查結果并非一個“陽性/陰性”的加減號就能得出確切結論。梅毒血清學檢測需要結合確證與分期來解釋, 治愈后, 部分指標也可能長期陽性。對普通人來說,這些差異難以理解;對系統來說,這意味著篩查必須配套確證、解釋與規范分期,否則就會出現誤解、焦慮、甚至斷隨訪。
第三,梅毒與很多慢性病篩查不同,并非查出一個人就治療一個人就那么簡單, 而是 必須 處理好這個人 的 傳播網絡 ,也就是家人、伴侶等等,而 一 涉及隱私、信任和 復雜的人際和家庭關系, 醫學 就會 顯得蒼白無力 , 治療 總是比 傳播 慢一步。
“簡單”的病,反而最難消失
很多人對現代醫學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期待:只要藥夠好,病就該消失。
正如前文所述, 梅毒從來不是一場“醫學與細菌”的戰爭, “ 醫學 治療” 也從不是 “公衛防控” 的 同義詞 。 藥物解決的是病原體,公共衛生解決的是 國家、 社會 、家庭 形成的復雜網絡 。 這個網絡 永遠比病原體更難被管理 , 它有羞恥、有恐懼、有隱瞞、有結構性的資源不均,有人群流動,有沉默 的 邊緣地帶 和盲區 。
梅毒更像一面鏡子,照出每一個公共衛生防控最敏感、也最脆弱的部位:系統能否把那些不愿被看見、也不敢被看見的人,安全地納入照護之中。
如果哪一天梅毒真的顯著下降、甚至被壓到很低水平,那 一定不是因為新藥研發成功了,而是 一個社會終于學會了用更低的成本、更少的羞辱、更強的隱私保護、更可及的服務,讓更多人愿意走進診室,說一句原本難以啟齒的話。
梅毒的抬頭,也是再一次提醒我們,醫學能做的很多,但醫學遠不是全部。
參考文獻:
[1]《梅毒、淋病和生殖道沙眼衣原體感染診療指南(2020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https://www.gkgzj.com/u/cms/www/202103/181450254vgk.pdf
[2] 日本梅毒感染病例激增 ,丁香園,
[3] WHO Global progress report on HIV, viral hepatitis and STIs,202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27077
[4] CDC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urveillance 2022 https://www.cdc.gov/sti-statistics/media/pdfs/2024/11/2022-STI-Surveillance-Report-PDF.pdf
[5] https://www.chandigarhayurvedcentre.com/blog/syphilis/?srsltid=AfmBOopZiJnHLW1l8XGB7dt5VrXi_VM2sUi2A_WRNth0IfCPwLsnwmYe
來源:返樸
編輯:楊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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