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主席選了黨、政、軍的接班人，唯有他走到了最后

把鏡頭倒回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專機離開山海關上空后，北京城的燈光徹夜未熄。毛主席身邊的記錄員回憶，當聽到“256號”已飛往外蒙的消息時，主席沉默許久，只說了一句：“人要準備，事情更要準備。”次日晨，中央會議室里，他點了三個人的名字——要黨有活力，要政能落實，要軍能打仗。名單寫在黃格呢封套上，沒有任何修飾。

華國鋒最先被叫進來。他出身湘潭，自1955年第一次在長沙見到毛主席起，兩人已打了多年交道。修韶山灌區時，他扛著竹桿在干渠里丈量水深；跑毛田調查時，他一連十幾天吃住在老鄉家。毛主席認定，他辦事扎實、不惹是非，關鍵還能把湖南那股子“蠻勁”轉化成執行力。于是，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的任命電報當天就飛往全國各省。

李德生的履歷更像一部行軍圖。1930年在豫南參軍，抗戰時期打到白洋淀，解放戰爭又跟二野南下，一路從排長干到軍區司令。1968年調北京軍區，他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把兵教得又快又狠。九屆二中全會前夕，黃永勝被召去廬山，周總理半夜打電話給李德生：“毛主席讓你頂總參的活，立刻動身。”李德生一句“明白”掛了電話，轉身就上了吉普。

王洪文的上升速度堪比火箭。1972年9月，他還在上海車間里同工人聊天，一個月后就被安排住進北京飯店。“讀書”只是幌子，真正的任務是熟悉中央會議流程。1973年春，毛主席讓他做十大籌委會主任，暗示“黨”的接班順位。有意思的是，王洪文那時剛滿39歲，比另一名前總書記華國鋒還小十歲，可在上海“造反派”心中，他已是“王司令”。

事情發展卻并不按照腳本。1973年底，“四人幫”借批周公“右傾”四處點火，王洪文與江青、張春橋越走越近。毛主席察覺苗頭，決定讓鄧小平復出平衡局面。1974年10月，中南海會議室里爆出爭吵，江青拍桌高喊“風慶輪事件要追責”，王洪文也站到一邊。當天夜里，他奉命趕赴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卻被嚴辭訓斥，只得訕訕而回。自此，王洪文的政治曲線開始向下。

李德生的處境同樣陡轉直下。“八大軍區對調”后，他到了沈陽。因為沒被“四人幫”拉攏，反而成了對方眼中釘。1975年十屆二中全會，他提出辭去副主席。外界盛傳他“因病請退”，其實是躲開漩渦。李德生回到家鄉河南小住，曾對老戰士搖頭苦笑：“當年行軍掉隊還能追上，政治節奏掉隊可就難了。”

留在跑道上的，只剩華國鋒。1976年1月8日，周總理病逝，國務院面臨真空。十三天后，毛主席讓華國鋒“牽頭抓總”，并指示鄧小平管外事。“代總理”三個字像試卷，主席要看他能否交出合格答卷。華國鋒做法很樸實：先穩糧價，再盯春耕。湖南旱情電話，就是他回國務院后批示的第一件大事。

4月初，鄧小平再次被免職。4月7日，政治局補選華國鋒為總理兼第一副主席，同時增補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三人為副主席。文件下達時，毛主席已經極度虛弱，但仍在批示上手書一句：“你辦事，我放心。”短短九個字，被視作正式授權。華國鋒得知后沒有歡喜，只輕聲說了句：“責任更重了。”

9月9日凌晨，毛主席溘然長逝。當天上午，華國鋒主持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宣布對天安門廣場和京城要害部位實施衛戍。李德生雖已不在北京，但電報發到沈陽，他立即調兵配合京防；王洪文則因“四人幫”案件被秘密監控，無緣參與最后的部署。短短二十余天后，“四人幫”被一網打盡，局勢平穩過渡。

至此，1971年那張黃格呢封套上的三個人，只剩華國鋒留在舞臺中央。他低調，少言，做事循規，但恰恰是這種“慢熱”讓他在激烈的政治對撞中站到了最后。風云翻涌，塵埃落定，人們才發現，毛主席當年的三枚“棋子”，一枚被邊緣，一枚被棄用，而那枚看似最不起眼的，卻走完了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