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課堂中的經典案例：蘇格拉底之死、辛普森殺妻案、洞穴奇案……

在法學院的課堂上，總有這樣幾個案子會被分析、研討，歷經一代又一代法學師生的審視，依舊散發著法學研究的價值。接下來便隨著小編的腳步，看看這些經典案例你還記得幾個吧。

NO.1

辛普森殺妻案

疑罪從無

1994年，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O.J. Simpson)殺妻一案成為當時美國最為轟動的事件，這也是史上最為典型的“疑罪從無”案件。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深夜，人們在辛普森的豪宅門前發現兩具血淋淋的尸體——妮克·布朗·辛普森與餐館的侍應生郎·高曼。兩人渾身血痕，而且被利器割斷喉嚨而死。

案件發生在辛普森的家門口，他在案發時距離現場很近且沒有其他不在場證明，在案發現場有他的血跡，他與妻子之間一直有感情矛盾，有證人似乎看到在案發時間附近有類似辛普森身材的黑人出現……種種證據都指向了辛普森，但最終的結果卻是辛普森金蟬脫殼。

這種逆轉結局與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疑罪從無”原則脫不了干系。

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只依賴間接證據就把被告定罪判刑絕非易事。此外，間接證據的搜集以及間接證據和案情事實之間的關系應當合情合理、協調一致，如果出現沖突或漏洞，就表明間接證據不夠可靠，不能作為定罪的確鑿根據。

比如，在辛普森案中，檢方呈庭的間接證據之一是在殺人現場發現了被告人的血跡，可是，由于溫納特警長身攜辛普森的血樣在兇殺案現場停留了3小時，致使這個間接證據的可信度降低。

此案當時的審理一波三折，在辛普森(O.J. Simpson)用刀殺前妻及餐館的侍應生郎·高曼兩項一級謀殺罪的指控中，由于警方的幾個重大失誤導致有力證據的失效，辛普森無罪獲釋，僅被民事判定為對兩人的死亡負有責任。

辛普森的律師團在西方世界構建的陪審團制度的框架之下，運用一系列法的原則 ，從種族歧視到非法證據排除，從品格證據到超越合理懷疑，從疑罪從無到一罪不二判，充分發揮了智慧的力量，將殺妻“懸案”成功化解。

NO.2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

“你有權保持沉默”

1963年3月3日深夜，一位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某影院工作的18歲女性下班回家時，被米蘭達劫持到汽車內，并在車內將其強暴。米蘭達被抓獲后，被受害者指認，米蘭達也供認不諱，并寫了一份供認書，還在上面簽了名字。

以米蘭達的供認書和招供情況為證據，法院判決米蘭達犯劫持罪和強奸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0年和30年。米蘭達不服，在獄中多次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寫信上訴，終獲成功，這便是美國刑訴領域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

米蘭達認為，自己當時的招供是被迫的，警察違反了不得強迫被追訴人對自己作證的憲法修正案第5條規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同意了被告的觀點，認為：雖然被告肉體上沒有受到強迫，甚至也沒有人直接告訴他必須招供，但“心理上”的強迫是存在的，警察采取的一系列行為都給被訊問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而這樣供認的可信度是很低的，不應作為合法證據使用。因此，聯邦最高法院明確規定：

在審訊之前，警察必須明確告訴被訊問者：

（1）有權保持沉默；

（2）如果選擇回答，那么所說的一切都可能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

（3）有權在審訊時要求律師在場；

（4）如果沒有錢請律師，法庭有義務為其指定律師。

這就是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所產生的著名“米蘭達警告”。該案第一次宣告了在偵查訊問時刑事被告人擁有多項救濟性權利。如果警察在審訊時沒有預先作出以上4條警告，那么，被訊問人的供詞一律不得作為證據進入司法程序。

米蘭達判決被視為沃倫法院刑事訴訟革命時代里的代表性案例，它不僅影響到美國聯邦與各州的刑事司法，成為美國司法文化的一部分，亦影響到海外其他文明國家偵查訊問法制的變革。

“一次一案”與“就事論事”的司法審查傳統值得我國借鑒，有利于反思歐陸法學思維，亦有利于通過司法個案推進人權保護。

NO.3

紐倫堡審判

惡法非法之爭

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又稱紐倫堡審判，英語：Nuremberg Trials，德語：Nürnberger Prozesse）指的是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間，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對歐洲軸心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領袖進行數十次軍事審判。

由于審判主要在德國紐倫堡進行，故總稱為紐倫堡審判。在這場審判中，被告共計22名，均為納粹德國的軍政首 領。另外包括德國內閣在內的6個組織也被調查和判決，其中3個判決為犯罪組織，另外3個則無罪。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的時間距離二戰結束只有短短的6個月，納粹德國政權已經崩潰，但納粹的陰魂尚未散去。當時的德國，納粹雖已戰敗，但民眾尚未從數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論荼毒中清醒過來。

納粹的精神遺毒仍隱藏在一些德國民眾的內心深處，或者披上民族主義的外衣；一些普通的德國士兵認為，自己雖然參與了戰爭，但只是作為一名德國公民履行自己保衛祖國的義務而已，不是犯罪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再也沒有什么比審判，比法庭證據展示、法庭辯論和判決更能挖掘歷史的真相了。紐倫堡審判是一次在世界法律史上奠定了正義的“惡法非法”的審判。

在公訴人對他們的戰爭罪行進行指控時，這批戰犯們都無一例外地回答說：自己只是奉“上級命令”而行事。但對他們的種種狡辯，國際法庭的公訴人之一、美國的杰克遜大法官卻為這些軍官的推托之詞給出了自己的回應：

“有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納粹黨徒，在一個相當大的范圍里對人類犯下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罪行！謀殺、拷打、奴役、種族屠殺這些行為，不是早已被全世界的文明人認定了是一種罪行嗎？我們的提議，就是要懲罰這些罪行！”

杰克遜法官接著說：德國法西斯黨的種族屠殺、踐踏公民權利的“法律”與“法令”，是與人類最基本的道德與人性完全相悖的“惡法”。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執行這樣的“惡法”；而這樣的“惡法”，亦不能成為任何人拿來為自己的犯罪行為作辯護的理由。

NO.4

蘇格拉底之死

向死而生

公元前399年，一位追求言論自由的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被眾人以提倡新神，敗壞青年的罪名判處死刑。蘇格拉底被判處有罪以后，他的學生已經為他打通所有關節，可以讓他從獄中逃走。并且勸說他，判他有罪是不正義的。

然而蘇格拉底選擇了慷慨走向刑場，視死如歸。蘇格拉底說，“我是被國家判決有罪的，如果我逃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會失去它應有的效力和權威。當法律失去權威，正義也就不復存在?！?/strong>

他認 為，雖然判處其死刑的國家法律缺乏正義性，但其是被審判團體經過公開、公正的程序而被判有罪并處以死刑，如果他逃走，便是公然違反國家的法律，這樣的違法行為會破壞國家法律的權威性，法律只有被公民所信仰和遵守，才能成就其權威性。

蘇格拉底明知判處其死刑的法律是惡法而選擇守法、遵從國家的法律并從容赴死，為了自己所信仰的國家法律必須被信仰和遵守的這種法治理念而死。蘇格拉底以自己的死捍衛了國家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尊嚴，其向死而生的意義不是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并且延續下去。

NO.5

洞穴奇案

極端倫理困境下的法律思考

著名學者富勒 1949 年在《哈佛法律評論》中發表了《洞穴奇案》這一假想公案，富勒還進一步虛構了最高法院上訴法庭五位大法官對此案的判決書。1998年，法學家薩伯延續了富勒的假想，假設五十年后這個案子有機會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又針對這個案子各自寫出了判決意見。

該案件發生在紀元4299年5月，紐卡斯國的五名洞穴探險人受困山洞，水盡糧絕，無法在短期內獲救。為了維持生命以待救援，大家約定抽簽吃掉其中一人，犧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

威特摩爾是這一方案的最初提議人，但在抽簽前又收回了意見。其他四人仍執意抽簽，并恰好選中了威特摩爾做犧牲者。獲救后，這四人以殺人罪被起訴并被初審法庭判處絞刑。

這個虛構的案件引發了社會大眾的廣泛討論與爭議，陷入爭議的原因在于案件的特殊性與復雜性。該案件不僅涉及法律與人性之爭、同時也陷入法理與道德之爭當中。在富勒虛構的14位法官眼中，雖然四位被告的行為不符合法律規定，但介于環境與道德上的可憫恕性，法官均會站在道德的層面對被告給予寬恕。眾多法官的判決，無論有罪與無罪均會被世人所詬病，誰都無法給予大眾一個非常完美的答案。

富勒虛構的這些判決書，實際上反映了20世紀各個流派的法哲學思想，有如一桌法哲學盛宴，讓讀者得以品味精彩動人的深邃思辨。

雖然這些案例中，有的與我們有著法系之別，有的距我們已有兩千多年之久，但它們始終在歷史長河中散發著公平、正義、思辨的光芒，又或是引起我們對法律的反思，給予今天的法學發展諸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