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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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一款莫名其妙的APP

一款名為“死了嗎”的APP莫名其妙地于1月10日凌晨1點登頂App Store中國區付費應用總榜：它的名字很荒謬、它的內容很荒謬、它登頂的時間點很荒謬，但三個很荒謬的事放在一塊，竟也多了份理所當然。

這款名為“死了嗎”的APP非常簡單，用戶無須注冊賬號，只需隨便填寫個名字，再填寫緊急聯系人的郵箱，就進入了今日簽到頁面——這也是它正常使用中僅有的兩個頁面之一，另外一個則是簽到成功。它的功能也非常簡單，你只需要每天去這個APP上簽到就可以了，簽到意味著“你還活著”，如果你連續兩天沒有簽到，那么這個APP就會觸發它的第二個功能——給你的緊急聯系人發消息，告知他你可能“死了”。

很荒謬的APP，很荒謬的功能。

因為它意味著，在一個個體的現代生活體系中，除了一款售價為“8元”的APP之外，可能沒有任何人關心我的生死——其實這么說并不合理，我們并非是“無人關心”，而是現代社會距離遠到親密的家人和友人無法及時關心，而近在身旁的同事或搭子漠不關心。

我們要續火花，要預制和裝飾自己的朋友圈，要記住給自己的每一個有人點贊，但卻需要在凌晨一點輾轉反側間悲從中來，想到“如果我明天死去，似乎并沒有人可以發現”，而后下單一個標價為8元的APP，用算法協議來置換最基本的情感連接與生存確認。

02.荒謬的原子化社會

貝殼研究院《新獨居時代報告》預測，到2030年獨居人口數量或將達到1.5億-2億人，獨居率或將超過30%，其中20—39歲獨居青年或將從2010年的1800萬增加到2030年的4000萬-7000萬人，增長約1-2倍。

在傳播學中我們學過工業革命之后發生的“社會原子化”。

在工業革命前的前現代社會，個體被牢牢嵌合在血緣、地緣、業緣交織的共同體網絡中：鄉土社會里，宗族禮法、鄰里互助構成生存保障；手工業時代，行會制度規范著生產與人際協作，個體的身份、價值與共同體深度綁定。工業革命帶來的機器大生產，打破了這一穩態。工廠取代手工作坊，城市吞噬鄉村土地，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不得不涌入陌生的城市，尋求生存的可能。于是，傳統社會共同體的瓦解，個體從血緣、地緣的紐帶中脫離，成為孤立、分散、同質化的大眾。

這是原子化社會的由來。

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進程中，人的孤獨感不僅來自于“脫離”，還來自于“無法融入”。因為傳統社會的人際互動基于“情感與倫理”，而工業革命后的城市工業社會，人際聯結被“雇傭關系”和“利益交換”重構。工人與資本家是純粹的勞資關系、鄰里是互不相識的陌生人，社會個體僅僅因身處同一空間或從事同一職業被機械地聚合

——完全沒達到會每日關心對方生死的地步。

這個時候，一種本能性的恐慌便隨之出現：我記得我在某個熬夜工作的深夜，因為心臟不舒服但自己一個人在家，而心驚膽戰地將手機隨時置于手邊；我也記得上周班班給我發消息，說她像一個孤寡老人一樣，自己在家摔了一跤，半天沒有爬起來，如果她摔倒了腦袋或者頭，我們可能要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因為她沒有打卡才發現她。

這是一種“原子化個體”切實的恐懼：比害怕死亡更甚的，是害怕自己在突發情況下，悄無聲息地死去。

于是， 如果我失聯至少有人知道，反而成了一種可確定的心理底線。

“死了嗎”販賣的是一種生存確認——在這個所有人都住在密封罐頭里、下班回家關上門誰也不認識誰、不知道鄰居叫什么、給周遭所有人都打上如“快遞小哥”“外賣騎手”“門口保安”這類工具性標簽的時代中，人們其實想每天努力地告訴自己和別人：

我還活著。

中國新聞周刊在采訪臨床心理治療師趙潞時，這位工作近10年的醫生說：越來越多年輕人被不斷放大的無意義感長期包圍，由此較為頻繁陷入劇烈的情緒波動，乃至崩潰。“在這種狀態下，人沒有精力主動尋求安慰，因而需要一個消耗極低，卻足夠確定的確認動作。”她表示，“點一下，確認‘我還在’，就像一個錨點，未必解決根本問題，但至少讓人暫時不再漂浮。”

說實話，“死了嗎”其實沒解決什么具體的問題，它無法在你快死的時候救你，也無法讓你不再孤獨，但它和它的緊急聯系人按鈕，為原子化的個體構筑了一道“個體于這個世界上的最后防線”：我仍有一個，和我緊密相連、希望TA第一個知道我死訊的“愛人”。

有沒有人覺得，這其實是一場充滿荒謬和悲劇色彩的黑色幽默。

03.荒誕的打卡式社會

當然，我覺得比起“生存確認”這件事的悲情，更讓我覺得荒誕的，是我們確認自己存在的方式，竟然是“打卡”。

現代哲學家總是喜歡賦予社會各種各樣的表達，韓炳哲寫“倦怠社會、透明社會、功績社會”，羅薩寫“加速社會”，鮑德里亞寫“消費社會”，居伊·德波寫“景觀社會”，嚴飛寫“懸浮社會”——我雖然不是哲學家，但我也要寫，我要寫這個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打卡社會”。

因為在現代社會的精密齒輪中，“打卡”已遠不止一個動作——它是一種秩序、一種證明，更是一種將生命切分為標準化格子的現代性隱喻，所以 我要定義這個打卡社會：

“打卡社會”是一種將連續、復雜、有機的人類生活，強制轉化為標準化、重復性、可量化的閉環，讓個體日常淪為“打卡啟動—流程復刻—打卡收尾”的無限循環腳本中。它要求生命如時鐘般精確，其內在邏輯是存在即被記錄，個體的勞動、學習甚至存在本身，都必須通過一次“打卡”來被系統認證。

由此，在“打卡社會”的框架里，上班、上學的日常被抽離了個性化的可能，淪為重復的流水線式操作。于是，在“打卡社會”的必然驅使下，連我們對自身存在感的確認，都變成了一日又一日重復的“打卡簽到”。

從“上班打卡”到“活著打卡”。

“死了嗎”的荒誕之處更在于，它揭示了一個比“怕死”和“怕孤獨地死去”更深刻的命題：在一個高度系統化、卻人情稀薄的社會里，我們正試圖用最系統化的方式，去解決最需要人情溫度的問題；我們的社交網絡看似發達，實則脆弱到需要一個售價為“8元”的付費app來確保最基本的生存確認。

04.“8元錢”到底買來的是什么？

“在連接一切的時代里，我們根本孤立無援。”

最近在讀項飆老師新的訪談錄《你好，陌生人》，他在里面說：“21世紀的中國，變得透明但是不透氣。透明顯然意味著公共，大家在這里一覽無余甚至無處遁形。所有的個體奔向一個權威，個體和個體之間沒有隱私、沒有實質性差異，也沒有實質性聯系，從而完全透明。但貨幣把一切定量化，讓所有人按統一的理性去計算和預測，把幾乎所有的社會關系都變成商品的隸屬，這樣的社會也是不透氣的。”

于是在這透明但不透氣的社會里，我們只好每天打卡、確認活著，用一種半死不死，想死卻不想死的態度互相問候：

“死了嗎？”

“還沒呢。”

“真好，又活了一天！”

“但很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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