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砸”的學生，賺了

2020年，在一所二本院校執教的教師黃燈，出版了熱議一時的非虛構作品《我的二本學生》。她以15年的執教經歷，接近二本學生群體的生活與內心，呈現了這些長期因被遮蔽而失聲的“非優等生”的真實狀態。

與黃燈一樣，教授張凱也長期關注這些常常被標簽化的學生。他從2005年起在一所職業高校執教，曾經，他講臺下的專科學生，比黃燈的二本學生更迷茫，更有挫敗感，更不知所措。人們的關注也不夠。“確實需要讓職校進入公共空間的討論中。”張凱說。

張凱在學校開設通識類語文和寫作課，在這所工科專業占絕大比重的學校，這些課并不算核心。他也常常提醒學生，不要花太多精力在課堂上，更重要的是去動手，去實踐，走進行業和社會。正是因為這種超越課程的關懷和思索，張凱受到不少學生的信任，他也借此了解到一屆屆學生的真實心態，從而見證了職校和職校生在20年中的變遷。

20年間，職校生的面貌、社會的觀念、教育的形態都在劇烈變化。那些早早學會與社會接軌的孩子如何闖出一條路？那些困在課堂與手機之間的孩子為何愈發迷茫？張凱向《中國新聞周刊》講述了他對職校生的貼身觀察。

2024年4月，貴州省職業院校技能大賽暨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選拔賽期間，選手參加物聯網應用開發賽項目。圖/視覺中國

學生要和一線生產緊密結合

如果讓我概括職校教育當下仍然存在的核心問題，我會說是社會化不足。

我遇到過很多學生，有一個男孩讓我印象極深。他是文科專業的，因為家族關系，高中時就管理著上千萬資產的工地。來到大學后，他和其他孩子完全不同——他很早就社會化了。他當班長，跟各個學院的老師頻繁走動。大學期間，他和女朋友去香港帶貨，賺到第一桶金，在學校附近開店，畢業時已經開了五家店：手機維修店、花店、煙酒店等等。

開店決策的時候，他經常會找我征求意見，有法律問題就去找法學老師咨詢。畢業后一直做經營，最近為了積累人脈，他還進了一家金融培訓機構上班，同事大多是985碩士。他不是為了工資，而是為了擴充人脈。他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做生意，畢業以后也一直在這條路上。

這個學生表面內向，不善言談，但心里很有主意。要說他智商多高，也并沒有，但他很愿意聽取意見。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有定力。他吃的苦比一般學生多得多，早起晚睡，很操心，因為要養活一二十號員工。大學期間，他沒從家里拿一分錢，甚至垃圾都賣過。

跟老師接觸多了以后，他的世界觀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原本認為讀很多書對他沒必要，后來知道了，真正要賺到錢還是要會學習，持續學習，而他自己不是傳統意義上讀書的料，但他堅決支持女朋友深造。那個女孩從另一所職校外語系考上本科、碩士，現在在讀博士了。不管兩人最終會怎樣，她肯定有了更好的人生。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店里有一些學弟學妹做兼職，他還會鼓勵和資助他們往上走，已經有同學考上了香港的碩士。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為他的世界里就沒這些東西。

我講這個極端例子，是因為它清晰地指向一個問題：職校教育成敗的關鍵，在于是否真正促進了學生的社會化。

如果學生大學一年級結束時還沒切實接觸行業，那是很糟糕的。但現在職校的大學第一年，大部分時間在學基礎的通識課，專業課并不夠。說是為了打好基礎，可專科職校生只有三年時間啊。課時量、上課量要求偏高，學分要求偏高，學生把太多的時間用在課堂上了。

這兩年職校升本，本科和專科都招。本科院校對課時量、學分的要求更高，現在學校里還有創新課、求職課、勞動教育課，這些課程其實并不適合使用傳統課堂教學，尤其對職校學生來說。要培養要進工廠、跑市場的人，社會化是重要的，要盡快了解行業生態。真正的校企合作、產學研合作，這些落到實處，對學生幫助更大。

我問過那個男生，為什么不去參加學校的一個精英項目，那個項目遴選優秀學生，給予訓練，也可以積累人脈。他說，這些項目是挺好，尤其開拓眼界、提升綜合素質，只是并不適合現在的自己。他在忙著真金白銀拿自己的錢投資開店，遇到的事都很具體，他能看到哪些是當下真有用的。只要對他有用，他會充分利用學校的各種創業資助政策。

還有個學畫畫的男生，專業課很好，但文化課沒考好，來了我們學校。起初很狂，覺得這里配不上他，我勸他：“假如你開個工作室，請你們院長出席活動，如果不認識他，得花多少錢才能請動？”他一下明白了，這些老師、專家都是資源。我也是在引導他用社會化的思維想問題。大三時，他和幾個同學跟著老師接活，在學校提供的空間里創業，走出了創業第一步。現在他有自己的工作室，干得不錯。

職校的傳統應該是離行業更近、離職業更近。簡單的參觀、形式化的實訓，都不是實質性社會化，學生必須自己去干。學生要和一線的生產緊密結合，這是職業院校的應有之義。

不舒展了

在職業院校，社會化不是選修課，而是一門生存課。可是目前的教育設計，離這個目標還有距離，需要不斷改善。

我有時比學生著急。我帶過十幾年學校辯論隊，辯論隊的學生腦子都是很好使的，有一個汽車學院的學生特別迷戀辯論，我非常認真地跟他談過，隨時歡迎你來辯論隊玩，但你應該多去汽車社團，那個社團技術很強。我說你可以把本市幾個學校的汽車社團聯合起來，弄個聯盟，甚至能品牌化。我當然也是從社會化的角度引導他的。但他最后還是選擇辯論，畢業后也沒從事汽車行業。他后來跟我深聊的時候說，其實當時還是應該聽我的。

現在在網上爆火的張雪峰，他的立場基本是從社會化的角度來考慮的。但他幾乎把社會化原則膨脹成唯一原則，使其他原則的合理性被抹殺了，這也是不對的。大學生活還有趣味的釋放、人格的成長，把生存壓力搞得很大，學生也不領情。

隨著職教本科化趨勢的到來，職教特色也在轉型，德國的職業教育又強調職普融合了。新的技術條件下，職校的教與學也在轉型。老師和同學都需要調整。老實說，真讓學生去實踐，十八九歲的孩子會覺得更為難。學生的社會化意愿也不算高，的確是個挑戰，做這些需要勇氣、毅力，當然也會收獲很多。但這不能只怪學生，這里面牽涉到教育的結構性問題。

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對比20年前，學生的舒展性在明顯降低。那時候學生基礎差，上課辛苦，但你不會覺得壓抑。現在學生分數不低，專科同學其實大都能上本科，基礎不算差，但沒那個勁兒了。他們好像對很多事都沒多大興趣，野心、意志力都沒那么蓬勃了。這是最讓人擔心的問題。

還有一個明顯的表現，是學生之間的橫向連接不夠。

上大學時，同學間的連接很重要。但現在，學生主動連接、建立友情的意愿在迅速變冷。人不熱情了，活力減少，做事的內在驅動力都在降低。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接在弱化，這在將來就業中是個大問題。因為一旦進入職業就知道，溝通協作能力很重要。我經常提醒學技術的同學，你們將來可能會成為基于技術的產品經理。產品經理是干什么的？需要涉及大量與人溝通。但現狀是，學生的橫向連接情況不理想。

這是個時代病，不是只有職校有，所有大學都一樣。缺乏社會化訓練，后果都由學生自己承擔。有的學生畢業后的一兩年，壓力會非常大，如果學校給他們的支撐不夠，學歷不高，在學校里沒完成行業化，技術也不強，生存壓力和行業壓力會一下子壓過來，一夜之間就要被動地艱難成長。

我經常感慨，我們學校已經是中國的職校中做得比較好的了，但還有這種情況。有些學生自覺，通過在校的兼職、比賽、實習，比較容易找到工作，有些在學校里不活躍的，畢業第一年就得重新補社會化的課。

有人說，大學其實是人生中最松散的、最舒服的一段時間，所以我有時候也很矛盾：想讓學生快點成長，在學校就過不了舒服的日子；但如果不成長，畢業后就得被動承受。作為通識課老師，我也希望學生有段松弛的時光。但從制度上講，一些課程是讓學生在“空轉”，應該壓縮課程，增加社會實踐時間。

做行動者

教了20年書，我最想告訴職校孩子們的是：做一個行動者。

現在就業環境不如以前，很多孩子早早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們不主動，其實也是自我評估之后的理性選擇。但怎樣才能有信心呢？你要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確認自己。你不上手，永遠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機會在哪里，會被社會氛圍和輿論嚇倒。

很多人是在做事中強大起來的，你始終“空轉”，是不會有信心的。高考分數已經證明，這些孩子最擅長的不是拿分，所以更要去做事。有人善于理性思考，有人擅長動手，也有人善于人際溝通、提供情緒價值，都很好，都有用。

那個開店的男生為什么做成了這么多事？因為他從進校第一天就在行動。他評估哪些老師有用，就去建立聯系，看到商機就去嘗試，需要資源就去爭取。他不等著學校安排，不抱怨環境不好，他把大學當成一個獲取資源的地方，主動去爭取自己需要的東西。

行動者有經驗，有機會。我們老師的資源也是有限的，只有學生先行動，和老師建立專業信任，資源才會傾斜。有的專業老師跟我說，如果學生優秀，他可以給一個學生發五個工作。如果學生不行動，沒有真實的行業連接，就會喪失機會。畢業后被“打臉”幾年，才能學會這些。

但現實是，還是有不少學生選擇隨大流。要反思的是，某些體制設計也無奈接納這種狀態，按時上課，按時交作業，考試過關，就能順利畢業。這套體系安全、穩定，不需要太多主動性。老師們呢？也在體系之內。各個部門、各個學科都要在考核中證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不由自主地做加法，而很少有科目會主動選擇做減法，教干貨，又不影響學生、不占用學生過多時間。

從普通教師的角度看，我們的教學、職稱升遷，與學生的社會化關系不大。我經常讓學生做行業訪談，有的學生直接找自己的專業老師，確實很多專業課老師是有行業、企業經驗的，但我建議他們先不要找自己的老師，畢竟老師進入學校體系，就離真實市場遠了。老師關心的是專業體系內的考核辦法，與學生就業完全是兩碼事。老師學歷太高了，不是學生將來就業層次里的人，并不一定熟悉那個層次的生存經驗。當然，通過老師接觸行業人士是好的。

黃燈老師第二本書《去家訪》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角度：一般家庭對孩子的評價比老師高，因為他們是從下往上看，覺得孩子已經往上走了；老師是從上往下看，看到更宏觀的就業形勢和競爭態勢，會傾向于替學生著急，覺得學生應該更努力，發展更好些。兩者都對。

對我而言，20年的教學生涯讓我看到：職校教育的核心是社會化，是行動。那些最早明白這一點，并勇敢行動的孩子，無論起點如何，總能找到自己的路。而不自覺的，往往要等到離開校園被現實“打臉”后，才恍然大悟。

2021年10月，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的一次課堂。圖/新華

不再歧視

社會對職校的看法，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我2005年博士畢業，本來有機會留校，由于家庭原因來到這里時，同學都說：“你怎么去那兒了？”可同情我了。

那時候，學生入學時非常自卑，基本是一樣的心態：“考砸了唄。”在學生和家長的認知里，來職校是一種失敗，是不得已的選擇。這甚至是一種“創傷經驗”。

但通常一個學期后，大部分學生的想法會改變。他們會發現，這里的硬件設施比很多本科院校還好，老師水平也不低，學校一直流傳一句話，說我們這里是“一流的設備，二流的老師，三流的學生”。這是學生們自己說的。而且學校支持學生做事的氛圍很濃，你想辦個活動、創個業，只要合理，學校真給錢、給場地。

現在學生進來的時候，就不太會有自卑感了。因為很多人分數能夠上本科，自己放棄本科來的，是一種理性選擇。因為就業、學校美譽度，也因為這個城市。我們學校的學生在這兒口碑不錯，很多老師也能提供行業資源。

20年前，學生主要是本地的，就業時專業的努力外，還有家庭資源加持。現在只有百分之三十多是本地學生，大部分來自省內，還有不少省外學生。省外學生剛來時可能覺得“虧了”，分數能上本科，卻來了專科，但他們很快會發現“賺了”。學歷的光環正在褪色，能力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有個學生，學計算機的，從小練小提琴，他把這兩個看似不搭界的技能結合起來，還沒畢業就有公司找上門，給出的待遇非常可觀。

這幾年，報考我們學校的學生分數越來越高。家長和學生算的賬很務實：在這讀幾年，接觸的行業資源、實習機會、就業前景，可能比一張本科文憑更有用。所以如果專業價值好，加上地域優勢，學生心里是很有譜的。

這個變化背后，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以前大學生稀缺，一張文憑就能保證好工作，現在，用人單位看的是你能做什么，而不是你從哪里畢業。在這個背景下，整個社會對職校的看法越來越正面化，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這些地方，大家的認識都提升上來了，原來那種對文憑的崇拜，近些年消解得非常快。現在誰還歧視職校，說明見識太低了。

但你知道隱形的歧視在哪里嗎？在學術界，在老師身上。在學術系統里面肯定是這樣，這種學校屬于第二層次嘛，不是類型，是等級。職校的老師在學術期刊發文章太難了，在學術資源方面也很吃虧，但其實職校的老師正在越來越強，一點都不弱。這倒是一種制度化的歧視。這是另一個問題了。

發于2026.1.19總第122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親歷職校二十年：“空轉”不如行動

口述：張凱

記者：倪偉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