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開國上將之女，曾受啟功大師點撥畫技，86年因泄密獲刑17年

194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城秋高氣爽，天安門城樓上禮炮轟鳴。人們把目光投向升旗的紅色方陣，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人群中那個十歲出頭的小女孩——葉之楓。此刻，她的父親葉飛正身著將星閃耀的軍裝，參加開國大典，而她只能遠遠眺望，心里涌動著驕傲與惶惑交織的情緒。命運從那一刻起，悄悄在她身后布下了一條曲折而漫長的軌跡。

葉之楓出生于1938年，她的名字里帶著南方山林的清風，也凝結了父親對革命勝利的期盼。母親陳少英在動蕩年代里操持家務，父親常年奔走前線，留給女兒的多是戎裝背影和潦草書信。年幼的她便養(yǎng)成獨處的習慣，喜歡循著母親留下的一支舊狼毫，趴在桌上畫花、畫鳥、畫兵馬。那是她與父親遙遠溝通的方式。

1956年，首都北京迎來文藝界春潮。18歲的葉之楓在中央美術學院進修國畫，因用筆勁健大膽引起老師注意。一次觀摩展覽，她偶然被推薦給書畫大家啟功。啟功細看她的《寒梅三枝》，先沉吟片刻，隨即揮筆示范幾筆，“墨要有骨，線要有氣。”這一句點撥，像暗夜燈塔。從此，葉之楓在傳統(tǒng)大寫意花鳥畫里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脈絡。多年以后，她仍向學生提起那句囑托：“線里藏的是人品，也是心氣。”

可在藝術道路漸成雛形的同時，葉家的家風依舊硬朗。葉飛主政福建、后出任華僑事務要職，始終把“清廉”二字掛在嘴邊。家中三條規(guī)矩已經(jīng)耳熟能詳：不靠父母謀私，不借名頭經(jīng)商，不逾越保密紅線。兄弟姐妹們常自嘲“葉家子弟先學的不是走路，而是規(guī)矩”。嚴管并未阻止他們的理想，卻讓他們對“國”與“家”的尺度有了本能警覺。

1965年，葉之楓隨團到內(nèi)蒙古寫生，回京途中恰逢專列擁堵，她坐在硬座過道里，一手夾著速寫簿，一手擰開鉛筆，當場就畫下滿車廂的解放軍戰(zhàn)士。那幅《戈壁行》后來被選送進軍博，被譽為“最懂士兵的女畫家”。不久，她進入國家計劃委員會下屬的技術經(jīng)濟研究所，負責對外合作項目資料，官職不高，卻能接觸到不少涉外文件。也正因此，隱患悄然埋下。

進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新浪潮洶涌而來，沿海港口燈火通明，群商云集。1984年9月，葉之楓以經(jīng)委代表身份出席一個中外合資汽車項目推介會，席間與負責招攬外資的張常勝相識。張為國企業(yè)務主管，談吐周到，頗懂藝術，雙方很快熟絡。應酬間隙，張常勝時常打聽談判底價、采購規(guī)模等細節(jié)。葉之楓帶著對朋友的信賴，偶有泄口，“最多不超過八千萬美元”“關鍵零部件還能降十個百分點”之類的只言片語在觥籌交錯間流出。

1985年歲末，外商忽然在新一輪談判中提出與中方報價相當接近的“最低價”，令談判代表一頭霧水。事后復盤，國家安全部門判定信息外泄。調(diào)查迅速指向張常勝，而通訊紀錄顯示，他與葉之楓多次深夜通話。1986年春，案件案情查明：張常勝以巨額回扣為誘餌，將葉之楓手中的機密參數(shù)換取高額好處費，導致談判價被抬高數(shù)千萬美元，國家經(jīng)濟利益受損。

同年7月，北京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庭審中，葉之楓面容憔悴，眼眶發(fā)紅卻仍堅持實話實說。她悔恨交加：“沒想到一句閑談，會釀成如此大禍。”法庭最終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報罪”判處她有期徒刑十七年。張常勝因“向境外提供情報罪，情節(jié)特別嚴重”，被判死刑并于當年執(zhí)行。

判決書送到福建的那天夜里，葉飛默默坐在書房通宵未眠。清晨，警衛(wèi)戰(zhàn)戰(zhàn)兢兢進屋，只聽這位戎馬半生的老將嘆了一句：“槍林彈雨都過來了，家里卻失了防。”此后，葉飛再未公開談及女兒案件，只在給組織的書面說明里寫道，“愿意承擔領導無方之責”。

監(jiān)獄生涯對葉之楓而言，是一場沉重贖罪。她每天手握舊畫筆，把水囚禁在鋁飯盒里充當墨池。墻皮成了宣紙，鐵窗灑下的日光為她的牡丹、鶴影鍍上一層灰白。1996年春，因表現(xiàn)良好，她獲減刑提前出獄。重返社會時，她已是兩鬢微霜，昔日的仕途與光環(huán)盡散，只帶著一身畫藝和無盡的悔意。

1998年，國畫《寒梅不老》在北京一次義賣中意外引人注目，落槌價超過十萬元。買家是位老教授，他只說一句：“技法熟，但更多是經(jīng)歷畫出來的。”葉之楓先是錯愕，繼而沉默。那晚，她把當年啟功先生隨手寫給她的條幅展開，墨跡仍舊鮮活，“立德為先，溯本求源”八個字像警鐘常鳴。從此，她將賣畫所得大半捐給文物修復和貧困學童項目，在少數(shù)接受采訪時也只言“拿畫筆抵債，一生恐難還清”。

回溯這段家國與個人交織的故事，時間的刻度一一對應：1938年降生，1956年遇師，1984年失足，1986年鋃鐺入獄，1996年刑滿歸來，之后在畫壇低調(diào)耕耘。節(jié)點清晰，命運卻跌宕。有人感慨她的遭遇可嘆，也有人責難她辜負家學。不同聲音背后，浮現(xiàn)的卻是八十年代初對外開放轉型期的躁動與誘惑，以及個人戒懼心態(tài)一旦松弛便可能釀成的苦果。

值得一提的是，葉之楓案在當年激起極大震動。中央有關部門隨即加緊對涉外經(jīng)濟檔案的分級管理，涉密培訓寫入干部初任與任前必修課。某位參會領導后來回顧：“那不僅是一次警示，更像一道警戒線，把人情與原則清清楚楚劃開。”

如今在各大美術館的角落，偶爾還能看到署名“葉之楓”的花鳥卷軸，色彩沉穩(wěn)，線條有一種歷劫后的克制與內(nèi)斂。觀者或許不知其人，卻能從畫中察覺到一股淡淡的決絕——似岸邊殘雪，也似春枝初吐的新芽。畫外的一切，是一位將軍之女在國家洪流與個人造化之間留下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