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李達和毛澤東吵架，李達怒言：你腦子發熱，高燒到39度了

李達步入會客室，沒寒暄，開門見山問：“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你真覺得妥當？”一句話把屋子里的氣氛瞬間拉緊。梅白站在一旁，額頭沁汗，他很清楚，兩位老朋友之間的爭議從不是禮節性的過招，每次都直奔實質。

毛澤東讓李達坐下，側身對梅白說：“小梅，把那口號寫出來。”短短八個字落在紙上，墨跡未干。毛澤東拿起紙，略一停頓道：“反映了群眾的干勁，不能簡單否定。”話音剛落，李達擰眉反駁：“肯定就是在給主觀萬能論加柴火。你現在腦子發熱，高燒到三十九度了！”

一句“高燒”如同火星落入干草。毛澤東眉頭也皺了，但依舊按住情緒：“鶴鳴兄，你否認人的主觀能動性，也會挫傷積極性。”李達毫不退讓：“主觀能動性不能脫離客觀條件，上限在那里。過火就會釀成損失。”

對話來回幾輪，誰也不讓步。梅白見局面僵住，匆忙插話：“主席，時間不早，該用餐了。”李達卻站起身擺手：“我不吃飯，餓不著。”說罷轉身欲走。毛澤東呼了口氣：“小梅，送老校長回去。”聲音聽不出怒意，卻透著不快。

東湖夜風吹走了剛才的火氣。沿湖小道上，李達忽然自語：“態度差了點，是我不好。”梅白在旁邊應聲，“李校長，主席也說要再談，心平氣和地談。”李達點頭，卻沒再說話。燈影里，他的背影看上去有些疲憊，但并不彎曲。

毛澤東獨自回到房間，推窗眺望湖面，沉默良久。警衛員李銀橋遞來茶水，他笑著搖頭，“六十多歲了，還這么急躁。”頓了頓，又嘆道：“鶴鳴兄的逆耳話，總是有用，明天再找機會談吧。”

兩人結識，要追溯到1921年7月的上海，黨的一大秘密召開。那時他們年紀相仿，同是湖南人，同住在簡單的石庫門里。毛澤東稱李達“鶴鳴兄”，李達叫毛澤東“潤之”，稱呼一直沒變。彼時，一位擅長組織農運，一位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互相欣賞又常常爭辯。

1927年“馬日事變”，兩人在武漢分別。毛澤東轉戰井岡山，點燃工農武裝割據的星火；李達則回到課堂，把傳播馬克思主義當作另一條戰線。相似的理想，不同的路徑，注定了他們的關系既親密又充滿張力。

1949年5月18日晚，北京城剛點燈，李達受邀前往香山雙清別墅。那是兩人闊別二十余年的首次長談。毛澤東把自己的床讓給李達，自己披衣伏案。李達后來回憶，“潤之還是從前那個熬夜寫作的習慣。”那一夜，湖南局勢、個人去向、未來教育方針，聊到東方微亮才收尾。

香山會面后不久，李達遞交了重新入黨申請。毛澤東當場表態：“往者不可咎，來者尤可追。”劉少奇與李維漢作介紹人，手續很快辦妥。李達說那是“新的政治生命”，此后在湖南大學、武漢大學埋頭辦學，歲數雖大，仍奔忙在講臺與書齋之間。

1956年夏天，毛澤東到武漢視察長江大橋建設。知道李達在武大，特意讓人請來。二人湖邊相談，回憶舊事，也談辦學經費和教材內容。那次氣氛融洽，李達提出的改革建議被采納，得到教育部采編方案的批復。東湖賓館里的談笑風生，給梅白留下深刻印象，他驚訝于毛澤東對老友的信任。

然而友誼并非意味著觀點一致。1958年“大躍進”號角吹響，全國上下放衛星，夸產量的口號此起彼伏。李達主張謹慎，他研究過歷年農業統計，認定“千斤糧、萬斤糧”缺乏科學依據。聽到武漢大學學生在田間調查后喊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他坐不住了，決定直接向毛澤東質疑。

于是有了東湖里的那場“高燒”爭論。站在李達的角度，此舉無非出于對教育與科研負責；而在毛澤東看來，群眾熱情更需要鼓勵。兩種邏輯相撞，火花自然四濺。不得不說，這正是兩人交往的常態：遇事必爭，但從不反目。

次日清晨，毛澤東讓人把李達再請來。茶幾上沒有稿紙，只有一本厚厚的《蘇聯農業經濟問題》。毛澤東指著書脊說：“咱倆先把數據擺平，再談口號。”李達笑了，回敬一句：“先把體溫降下來。”一句玩笑化解前夜僵持。兩人隨即對照國內外糧食產量、勞動生產率，一頁頁核算。當天午后，院子里傳出爽朗笑聲，警衛員這才放下心來。

冷靜討論后，毛澤東仍堅持鼓干勁，但在隨后的中央會議上，他補充了“因地制宜、逐步提高”的表述；李達則在武漢大學內部發布通知，要求學生在田調報告里注明客觀條件、畝產基礎數據。雙方都各退一步，爭論暫告一段落。

值得一提的細節是，兩位老人私下從不把學術分歧帶進私人情誼。毛澤東離開武漢前，特意派人送給李達一件青灰色中山裝，衣領處別著一支鋼筆；李達則回贈一本批注密密麻麻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舊版，兩人都未說客套話，卻又心照不宣。

時間進入1960年代，李達因長期勞累，心臟不佳，仍堅持在課堂上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學生回憶，老校長講到“矛盾普遍性”時，常引用毛澤東文章，隨后加上一句：“再好的論斷，也要一代代研究驗證。”語氣平和，卻透出他固有的治學態度。

毛澤東對李達的身體狀況保持關注，東湖爭論后一年，還親筆寫信勸他減少行政負擔，多休養。信中特意囑咐：“遇有批評，仍望直言。”可惜世事難料，1966年夏，李達病逝武漢。噩耗傳到北京，毛澤東沉默許久，只說了一句：“鶴鳴兄走了，一個耿直人。”

回頭再看1958年的那場爭吵，并非簡單的情緒爆發，而是一段更長久、更復雜友情的一個橫截面。相識三十余載，一路分合，彼此都清楚對方的脾氣與底線。正因為了解，才敢于直言；也正因為珍惜，才從不把分歧上綱上線。

試想一下，沒有那樣的碰撞，很多重要決策或許會少一分冷靜的校準；反過來，沒有那樣的包容，理論與實踐也難以在爭論中磨合。李達和毛澤東，一位理論家，一位革命家，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同志加兄弟”的分量——能夠吵架，更能繼續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