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遵義會議：紅軍長征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曾杰

遵義會議

紅軍長征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曾 杰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離根據地，向西突圍，開始長征；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偉大奇跡。長征的勝利，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企圖的徹底失敗，宣告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勝利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 油畫 沈堯伊 作（圖源：人民網-書畫頻道）

作為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并且在這以后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第一，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政治前提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成熟和黨的政治路線的正確。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直接指導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解決黨自身的問題和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因而遵義會議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當時出席遵義會議并在會后不久受命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云在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在分析了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所犯的錯誤后，指出“犯錯誤當然是件壞事。錯誤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我們的力量就在于，我們黨能夠克服并糾正這些錯誤”。這實際上是向共產國際表明：從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自己能夠解決，不再需要共產國際“出面干預”。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新的情況下能夠自己提出新的任務，能夠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黨在政治上已經成熟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遵義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史學習，更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歷次‘左傾’以及右傾的錯誤”。這闡明了遵義會議和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在聯系，也闡明了黨確立正確的政治路線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極端重要性。中國共產黨政治上的成熟和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的確立，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

第二，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需要黨的政治路線的正確，也需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為保障，保證黨中央和黨的各級組織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教條主義者手上。如果領導權掌握在教條主義者手上，毛澤東寫再多的《反對本本主義》，也是不管用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三年的歷史足以證明這個結論。遵義會議的重要歷史貢獻，就是解決了這個問題。組織問題是遵義會議著重解決的問題，這次會議“具有決定意義”的事是糾正了“左”傾路線“組織上的錯誤”，以博古為代表的一批“左”傾教條主義者在會后離開了中央主要領導崗位。陳云在給共產國際的匯報中說：“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這個評價修改為“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再次修改為“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也曾說過：“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形成的。遵義會議后，教條主義者從中央領導核心逐步退出還有兩個重要節點：一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王明退出中央領導核心；二是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后張聞天主動要求離開中央領導核心去做調查研究。而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為主要代表的一批既熟悉中國國情、了解中國實際，又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能夠理論聯系實際的共產黨人進入領導核心，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規律的正確認識開始影響全黨并逐漸成為全黨的共識，從而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第三，遵義會議“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方法論基礎。方法論基礎是指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和范式，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貫穿毛澤東思想整個科學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三個方面之一。獨立自主的方法論意義是強調從實際出發，自主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遵義會議“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這個評價主要指處理和第三國際的關系而總結的中國共產黨處理黨際、國際關系的重要政治原則。中國共產黨以這一原則來處理與第三國際和聯共的關系，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極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有了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自主，才可能真正有思想上、理論上的獨立自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10月14日第3版

作者：曾 杰（遵義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