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由陜西省文物局、陜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指導,陜西省考古學會主辦,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承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協辦的“2025年度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揭曉,渭南蔣家遺址成功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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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何菲菲
渭南蔣家遺址
發掘單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協作單位:渭南市博物館、臨渭區博物館
項目負責人:楊利平
蔣家遺址位于渭南市臨渭區向陽街道蔣家村東,地處沋河出秦嶺北麓臺塬向平原過渡的塬前坡地上,西鄰沋河河道,北距渭河約5公里,南距秦嶺約15公里。1958年黃河水庫考古隊調查時首次發現。2024年2月至2025年12月,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館、臨渭區博物館組隊進行系統考古發掘和調查,共清理仰韶時期壕溝、房址、灰坑、窯址、甕棺葬等遺跡1100余處,出土了數量豐富的陶、石、骨、角器等各類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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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蔣家遺址周邊地形地貌
本次考古發掘出土遺存主體內涵以廟底溝文化為主,還有少量仰韶晚期、秦漢、明清時期遺存。經系統發掘與針對性鉆探,確認該遺址仰韶中期雙重結構壕溝。外壕(G2)呈東北——西南弧形走向,口寬12~18、底寬8~8.5、深約8米,發掘區南部還發現該壕溝一處預留的生土門道,門道為中部下凹的臺階狀。內壕(G3)規格略小,與外壕基本呈平行分布,二者間距約45~50米。從出土遺物判斷兩段壕溝時代略有早晚,內壕時代偏早,外壕時代略晚,二者在一定階段存在共時,屬首次發現的廟底溝文化時期雙重結構環壕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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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蔣家遺址-廟底溝文化-大型房址F3
清理廟底溝文化房址5座,其中F3為一座大型淺地穴式房址,由門道、灶坑、居室等部分組成,門道朝南,呈斜坡狀,居室平面呈五邊形,室內面積近220平方米,居住面加工工藝考究,系先經烘烤,后鋪墊黃褐色草扮泥,最后鋪白灰硬面建造而成。在F3以南相距約180米處的梯田斷面上發現另1座大型房址,斷面暴露寬度近11米,門道朝北。兩座大型房址均朝向聚落中央,呈現出向心式的布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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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蔣家遺址-廟底溝文化-帶階梯灰坑
陶窯共發現11座,均為復合結構,由窯室、火道、火膛、操作間等多部分組成。在Y1窯室的東、西兩側發現有對稱分布的雙火膛,此類陶窯在以往的史前考古中極為罕見,是探索陶窯結構演變和制陶技術發展的重要素材。
本次發掘中,出土了數量豐富的各式典型遺物,以陶器為主,共修復700余件。其中以泥質紅陶為主,夾砂紅陶、泥質灰陶次之,兼有少量泥質黃褐陶;紋飾有繩紋、線紋、弦紋、附加堆紋、彩陶等,彩陶以黑彩、褐彩為主,紋樣常見勾連回旋紋、弧線紋、西陰紋、圓點紋;可辨器型包括重唇口尖底瓶、葫蘆口瓶、曲腹彩陶盆、夾砂罐、缽、釜、灶、甕、器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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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蔣家遺址出土彩陶盆
本次發掘中,還出土豐富的圜底缽、簡體魚紋彩陶盆等,是首次在關中東部經大規模發掘的廟底溝文化偏早階段遺存,為探討半坡文化與廟底溝文化關系、以及廟底溝文化起源等學術問題提供了豐富的考古材料。出土的1件陶質鏤孔浮雕人面像器物,造型十分精美,展現出高超的制作技藝和精湛的藝術表現力,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出土的大型陶鼓,殘存高度超過1.1米,規格空前,是史前禮儀制度的實物見證。出土的釜形鼎、寬沿直腹彩陶盆、附杯陶器等一系列器物顯示與豫西、晉南、長江中游等地區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展現出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的多元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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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蔣家遺址出土人面像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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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蔣家遺址出土人面像陶器
考古工作中,注重多學科綜合研究。目前已開展包括碳十四測年、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制陶手工業生產等綜合研究。其中動植物考古方面的初步研究結果表明,蔣家遺址仰韶中期所處氣候適宜,遺址周圍有大面積的森林、水域、灌叢和草原,生業形態屬較典型的旱作農業生產,農作物結構以粟為主,黍次之,兼有少量水稻。動物考古初步統計分析顯示,蔣家先民的肉食來源主要為家豬飼養,輔以捕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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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蔣家遺址出土陶屋形器
為了解遺址性質及其在區域內所處地位,開展了遺址外圍及遺址所處沋河流域針對性區域系統考古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該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分布較為密集,新發現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點;流域內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較為完整,基本涵蓋老官臺文化至客省莊二期文化等不同階段;其中仰韶中期聚落規模存在較為明顯的層級分化,大致可劃分為三個層級,北劉遺址規模最大、等級最高,蔣家遺址仰韶中期聚落現存核心區范圍約12萬平方米、遺址總規模不少于30萬平方米,屬次級聚落,還有若干小型聚落,面積在幾千至幾萬平方米不等,整體呈現出金字塔式的格局。由此可見,蔣家遺址應為該區域僅次于北劉遺址的的次級中心聚落,相關發現為探討區域內聚落層級組成和關中東部區域史前社會的文明化進程發展積累了科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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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蔣家遺址廟底溝文化H36陶器組合
經系統考古發掘、調查與研究工作,確認蔣家遺址規模巨大,出土遺存豐富,是沋河流域一處具有區域中心性質的仰韶時代大型聚落,尤其仰韶中期階段聚落要素齊全,經過統一規劃營建。該遺址的考古工作,為探討廟底溝文化起源、聚落形態發展演變、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等問題提供了新線索、新材料。(來源:文物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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