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越作戰：中央軍委宣布勝利撤軍，蘇聯大松一口氣，中國退了一步

1979年3月5日，我人民解放軍接到中央命令，從越南撤軍。獲悉我軍即將撤退的消息后，萬里之外的克里姆林宮內，蘇聯一眾軍政大員無疑是松了一口氣，甚至不少蘇聯官員還興高采烈地以為，中國軍隊的大撤退，是多虧了他們在中蘇邊境的搞出的大動作。

那么，蘇聯高層為何會認定，解放軍從越南國土撤退，全是他們的功勞呢？說起此事，便不得不談到蘇聯在蒙古境內那場代號為“東方-79”的大規模軍事演習。

時間倒回1979年2月17日。當我人民解放軍在二十多個作戰地區不斷突破越軍防線時，莫斯科的作戰會議室里，蘇聯總參謀部官員們正對著沙盤推演戰局。

“中國人在諒山方向投入了最精銳的第41軍，但他們在芒街的進攻像陷入泥潭。”一份解密報告記載了蘇聯高層當時的研判，然而，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當時仍舊面臨兩難，若是對盟友越南見死不救，社會主義陣營將離心離德；若是直接介入，則可能引發與中國的全面戰爭。

考慮到越南曾經拖住過美國，甚至把美國拉入戰爭泥潭，蘇聯方面第一時間沒有在軍事上做出大動作，只是一面在外交上譴責，一面對越南進行援助。

由于蘇聯的軍事援助，越南軍隊得到了大量裝備和武器供應。從2月17日沖突爆發到三月底，超過400輛坦克、步兵戰車和裝甲運兵車，400門火炮和迫擊炮，50座“冰雹”多管火箭炮，100多座防空炮架，400
套便攜式防空系統和數千枚導彈，800多具手持式反坦克榴彈發射器，以及20架戰斗機通過海運運抵越南。此外，還交付了裝甲車輛、汽車和武器的專用工程設備和維修設備。所有這些數量龐大的裝備和武器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就全部交付給了越南。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裝備都幾乎是即刻投入戰斗的。它們經過了嚴格的檢驗，并由經驗豐富的蘇聯專家參與了準備工作。因此，這些裝備從運輸船上卸下后即可直接投入戰斗，無需任何額外的準備。在蘇聯觀察團看來，越軍的軍事實力已然得到了顯著提升。

可時間到了1979年3月初，我人民解放軍打開越南北大門諒山，距河內僅130公里處，中越戰爭的勝利天平已經明顯向著我軍傾斜，蘇聯高層漸漸有些坐不住了，克里姆林宮終于做出決定，來一場規模空前的軍事大演習，代號“東方-79”。

根據蘇共中央的決定，從3月12日至26日，蘇聯將在東部邊防軍區、蒙古和太平洋艦隊舉行陸海軍聯合演習。從時間上看，這場演習具有明顯的針對性，目的正在于向我國施加軍事壓力，迫使我人民解放軍從越南撤離。

此次軍演，蘇聯共有20個兵種合成師和空軍師參加了演習。參演兵力超過20萬人，坦克超過2600輛，飛機約900架，艦艇80艘，演習范圍覆蓋外貝加爾軍區、遠東軍區和駐蒙古集群。

演習伊始，部隊和海軍便開始動員和準備，以達到全面戰備狀態。超過52000名預備役人員被征召，超過5000多各種車輛由國民經濟委員會提供。

其中蒙古境內的演習堪稱本場大軍演的重頭戲，共有六個摩托化步兵師和坦克師，其中三個師是特意從西伯利亞和外貝加爾地區調入蒙古的。此外，還有兩個旅、至多三個空軍師以及增援部隊參與了在蒙古高原的演習。在與我國接壤的邊境地區，蘇軍摩托化部隊演練了防御組織、擊退敵軍入侵、反擊和反撲等諸多作戰技能。

蘇聯在距我國首都北京僅數百公里的蒙古，擺出如此龐大的部隊，進行軍事演習，此間威脅意味，再明顯不過了。

在此期間，蘇聯在遠東和哈薩克斯坦東部也舉行了部隊演習，參與演習的部隊包括多個諸兵種合成部隊、空軍部隊以及邊防部隊。為此，演習期間還進行了作戰協調演練。各部隊在惡劣的氣候和自然條件下完成了從西伯利亞到蒙古超過2000公里的長途行軍，而后部隊通過鐵路重新集結，然后空運。

演習中，蘇聯為了震懾我國，還展示了其強大的跨洲際戰略投送能力。來自圖拉的蘇聯空軍近衛第106空降師，在師長波德科爾金少將指揮下，僅用兩天時間，便由軍用運輸機一次性飛行5500公里抵達東西伯利亞的赤塔地區。據悉，106空降師還從起飛，演練了“一個半小時內空投到北京上空”的特別項目。

同時，蘇聯特意從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調兵，安排10個航空兵團同時升空模擬打擊，從遙遠的歐洲轉場而來的蘇軍航空兵師，在兩天內便完成了7000公里的遠程機動，入駐蒙古的南戈壁省機場。仿佛，只要蘇聯愿意，隨時能夠將舉國的火力全都傾泄到我國國土上……

除了陸軍和空軍的行動，蘇聯海軍也有大動作。同美國相比，一向孱弱的蘇聯海軍此番闊氣地派出約50艘太平洋艦隊艦艇（包括6艘潛艇）前往南海和東海，執行作戰任務并進行打擊敵方海軍力量的演習，所謂的“敵方”，不言而喻，乃是指我國海軍部隊。為了形成對我國的海上威懾，蘇聯太平洋艦隊還特意派出了以“明斯克”號航母為首的編隊，從黑海經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印度洋，最終抵達南海。

蘇聯海軍不單在海上將我國海軍當做了假想敵，甚至在濱海邊疆區進行了兩棲登陸作戰，擺出一副隨時都可能重演麥克阿瑟仁川登陸的架勢。

蘇聯還采取了心理戰手段。他們驅逐了部分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工作人員，故意不讓他們乘坐飛機回國，只允許乘坐經過烏拉爾山脈到達蒙古的火車。這樣，我國外交人員就能在途中看到正在演習的蘇聯坦克集群，蘇聯武力恫嚇的效果將通過這些外交人員直接傳達到北京。

只是，如此大規模的軍演，當真達到了預期效果嗎？在軍事科學專家弗拉基米爾·蘇馬羅科夫看來，確有奇效。

一方面，這場大規模軍事演習立即引起了外國媒體的廣泛關注，展示了蘇聯作為超級大國保護其盟友的決心和能力。對于蘇聯來說，其決心“得到了如此有效的展現，以至于不僅像中國這樣舉足輕重的世界強國……而且整個國際社會都驚恐地等待著可能的‘諾曼底登陸日’的到來。”

另一方面，根據解密材料，蘇聯高層認為，“中國密切關注了演習，并立即評估局勢，認為情況十分嚴峻，甚至擔心需要從常駐中蘇邊境的部隊撤軍。”而在蘇聯展示出強大的干預決心和能力不久后，中國便迅速從越南大規模撤軍回國。兩件事一關聯，這怎么不是中國人在忌憚蘇聯呢？

就連來自烏克蘭的第12航空團飛行員伊萬諾夫也認為，蘇聯為全面入侵中國領土而采取的軍事政治演習達到了預期效果。參與過那場軍演的伊萬諾夫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就像懸在中國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從蘇聯的視角看，這場規模空前、決心堅定的大軍演，已經足夠向中國和世界傳遞出“蘇聯不惜一戰”的強烈信號，并最終促使中國撤軍。在蘇聯看來，這就是最大的成功。

可若是事后從宏觀的歷史來看，蘇聯搞得這場軍演，完全是賠本買賣。

為了支撐起這場龐大的軍事演習，蘇軍的消耗十分驚人。蘇軍飛行員累計飛行時間超過5000小時，投擲和發射了1000枚航空炸彈和導彈。

演習期間，蘇聯從預備役部隊動員了5.2萬人，征用了5000輛民用汽車。如此巨大的消耗，讓蘇聯國防部后來花了足足兩年時間才補充完畢儲備。而且這次演習雖然規模龐大，卻同樣暴露了蘇軍的一些問題，如BTR-60裝甲車等設備故障率居高不下，后勤系統捉襟見肘。

最重要的是，我國本就是一場有限時間有限空間的戰爭，固然蘇聯的演習給我們增加了一些外部壓力，但壓根不是我軍撤退的核心原因。而且，我國在1979年3月5日就向全世界宣布，“教訓”越南的目的已經達成，將在10天內撤出越南，而蘇聯的演習是在3月12日開始的，明顯是在中國已經決定撤軍后進行的“馬后炮”式威懾。

簡言之，這場耗資巨大的演習其實并沒有改變中國撤軍的決定，反而讓蘇聯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蘇聯大軍演收獲的所謂“成效”，只是歷史巧合帶來的幻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