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沒做到的，卡尼做到了，訪華第三天，中加發布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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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總理卡尼的北京訪問雖僅持續三日，卻高效達成了一份分量十足的中加聯合聲明。反觀韓國總統李在明，盡管停留四天，最終卻未能促成任何實質性成果發布，黯然離場。

兩人均來自美國核心盟友國家，且皆以推動雙邊合作為使命踏上訪華之旅，但結局迥異，一成一敗之間折射出外交博弈背后深層的戰略取向差異。

細究1月16日發布的《中國和加拿大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實績體現在能源與交通領域——加拿大正式確認將引進4.9萬輛中國制造的新能源汽車。

需要強調的是，此項承諾并非泛泛而談的合作意向，而是明確寫入官方文件的具體采購計劃。若以單車均價15萬元人民幣計算，整體交易額預計將突破73.5億元大關。

更深層次的信號緊隨其后：中加關系定位實現質的躍升，由過去的“全面合作伙伴”正式升級為“新型戰略伙伴”。這一表述在當代外交語境中屬于最高層級的關系定義之一。

支撐該定位的機制化安排同步落地，涵蓋建立元首年度會晤制度、恢復經濟財金高層對話平臺，以及在G20、APEC等國際場合加強政策協調。這一系列舉措共同構成了一份面向未來十年的戰略合作框架。

視線轉向李在明此行，氣氛則顯得冷清許多。連象征性極強的大熊貓租借議題都未取得進展，整個訪問結束時，中韓雙方甚至未能聯合發表一份新聞公報。

此類情況在高層外交實踐中極為罕見。回顧過往，文在寅、樸槿惠與李明博三位前任訪華期間均成功簽署聯合聲明。此次破例歸零，被多位國際關系專家解讀為中方對當前雙邊信任水平的明確表態。

事實上，李在明外交失利的伏筆早已埋下。他剛結束北京行程，次日即現身東京，與日本首相舉行閉門會談，氣氛融洽，互動頻繁。

這種迅速轉向日本的姿態，在地緣政治敏感期極易被視為戰略搖擺。表面上是靈活務實，實則暴露了其在中美日三角關系中的投機傾向。

設想一下：中方剛剛就深化產業鏈協作展開深入交流，對方轉身便赴東京參與討論“印太安全架構”。此舉無異于公開傳遞一種信息——我對華接觸，僅為緩解對美依賴壓力，并非真正意圖重構對外戰略重心。

聯合聲明的本質是對雙邊互信的制度化認證，其簽署前提在于雙方具備穩定且可預期的合作基礎。缺乏這份根本信任，任何形式的高級別文件都難以推進。

面對李在明如此飄忽不定的立場表現，中方自然不愿動用國家級外交文書為其不確定性背書。

相較之下，卡尼在出發前便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姿態。面對特朗普團隊施加的壓力——后者曾直言“總統尚未到訪，你何須急于表現”——他依然堅持原定行程，如期抵達首都機場。

這份頂住外部干預的決心，遠比華麗辭藻更具外交說服力。中國決策層向來重視行動勝于言辭，尤其關注關鍵節點上是否展現出獨立判斷與站隊勇氣。

為何相似起點之下，加拿大贏得滿載而歸，韓國卻陷入無果而終？根本原因在于兩國對全球格局演變的認知存在本質分歧。

韓國長期奉行一套“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文化靠日本”的三面策略，力求在大國間維持微妙平衡。這套邏輯在多邊秩序穩定的年代尚可運轉，但在陣營分化加劇的新周期中已難以為繼。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推行激進關稅政策，連帶波及加拿大，甚至傳出欲將其納入“第51州”討論范疇，這一系列沖擊促使渥太華徹底警醒：在美國眼中，自己從來不是平等伙伴，而是附庸資源池與地緣緩沖帶。

卡尼此次訪華，實質上是加拿大啟動的一次戰略性突圍。聲明中特別提及“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其潛臺詞清晰可辨：我們不再愿意追隨華盛頓單邊行動的腳步，尋求多元自主的外交路徑。

中方提出的四項原則——尊重彼此主權、堅持互利共贏、促進民心相通、強化多邊協作——每一條都直指合作底線，明確要求加方摒棄霸權思維，以平等姿態投入伙伴關系建設。

反觀李在明，或許自認采取了現實主義路線，既想獲取中國市場紅利，又拒絕放棄美國提供的軍事庇護。

但在中美對抗日益結構化的當下，這種“兩頭通吃”的幻想已然失去生存空間。不可能一邊在薩德部署問題上含糊其辭，一邊期待中國開放高端消費市場；也不可能一邊配合美國構建排他性科技聯盟，一邊指望中國繼續為其芯片進口提供便利。

當卡尼離開北京時，隨行攜帶的是八項具體合作協議、4.9萬輛電動車的商業訂單，以及一項全面升級的戰略伙伴關系框架。而李在明返回首爾之際，僅帶回數張禮節性合影和一系列懸而未決的爭議議題。

這場鮮明對比為所有身處夾縫中的美國盟友敲響警鐘：在中美博弈的鋼絲上行走，最大的風險不在于失足墜落，而在于當你跌落之時，兩端皆冷漠旁觀，無人伸手救援。

所謂真正的多邊主義，絕非教人如何周旋于列強之間不得罪任何一方，而是要求你在歷史轉折點敢于做出負責任的選擇。外交舞臺從不存在永恒的騎墻者，只有遲早必須面對抉擇的觀望者。

參考資料來源：新華社：《中國和加拿大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2026-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