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抗戰時上海婦女領袖，冒死義賣為新四軍籌棉衣，竟遭特務暗殺

茅麗瑛，1910年8月出生，杭州人，小官吏家庭出生。

她出生時，其家庭正走向貧困潦倒。其父性情暴戾，嗜吸大煙，又處處擺闊，以致入不敷出，債臺高筑。母親朱氏，勤儉、善良，虔信基督教，生有一男二女。

五年以后，在一個債主連連臨門逼債的除夕之夜，父親投西湖自盡。不久，她七歲的哥哥因患肺炎無錢醫治而夭亡。這個家庭走入山窮水盡。

孤女寡母離開了故鄉杭州，到上海投奔姨父陳繼鋒牧師。表兄陳招悅在上海啟秀女校任教務主任，介紹她的母親朱氏在啟秀女校幼稚園擔任了校工。但微薄的收入仍難以撫養兩個幼女成人，只得骨肉分離，把小女兒送給一個廣東人當養女。

這段骨肉分離、顛沛流離、寄人籬下的生活，使茅麗瑛早早就目睹了舊中國的黑暗、人間的坎坷、世道的不平，也磨煉了她自尊自強、追求公正、向往人間正義的性格。

因為陳招悅的關系，茅麗瑛有幸能在八歲那年就讀于啟秀女校。這是上海灘比較有名的女校，茅麗瑛在這里努力學習，功課優異，尤其是英語始終為全班第一。

她未因家境貧寒而自慚形穢，與同學們一樣跳繩、踢毽子、溜冰和騎車，還能彈一手好鋼琴。上初中時，她主動向校方自薦去校幼稚園任音樂教師，從此半工半讀，自己養活自己。

15歲時，她常向同學借閱《學生雜志》、《婦女周報》等進步刊物。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后，面對封閉的校園，她對同學們說：“把我們看到的情況寫下來吧，印成傳單在校內散發，讓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

她和女友們寫稿、裁紙、刻寫、油印，傳單很快在校園散發。她的行動把一貫謹慎的表兄嚇壞了，他立即把茅麗瑛訓斥了一頓：“現在世事變幻莫測，你們這些女學生能管得了？拯救社會靠你們這幾張紙就能奏效？以后不許再做類似的事情！”

時隔不久，四·一二慘案發生了，一切似乎都應了陳招悅的話，社會的復雜完全超出了她這個純潔的女學生的想象。

1930年夏，茅麗瑛高中畢業。她報考了蘇州東吳大學法律系，但第二個學期，就因無法籌措學費而被迫輟學。

淞滬戰役爆發，日機在上海狂轟濫炸。茅麗瑛學習過的啟秀女校，成了一片瓦礫。面對暴行，她下定決心：“我們無論如何要報這個仇！”

上海在日本大規模軍事進攻下淪為孤島。在風起云涌的抗日救亡運動高潮中，上海海關一部分進步青年不惜舍棄“金飯碗”，參加救亡長征團，準備沿粵漢鐵路南下，去華南各地海關宣傳抗日，而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作為上海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重要組織者和對外聯絡負責人之一的茅麗瑛，卻遲遲沒有報名。同事們都知道她家中困難，理解她、寬慰她。而她心中卻無法平靜。

使她痛苦猶豫的是孤苦無依的老母。但強烈的愛國情感使她戰勝了自我，她鼓起勇氣向母親傾吐了心聲。

老人老淚縱橫、泣不成聲。茅麗瑛淚水奪眶而出，哽咽道：“媽媽，我愛你，但我更愛祖國。”

母親深明大義，含淚送別了她。茅麗瑛背著行裝匆匆趕到碼頭，載著救亡長征團成員的船正在徐徐起錨。

在船上，她和同事促膝談心。她說：“我母親老了，她又只有我一個女兒，她愛我，我愛她，我們本來是相依為命的。但這時不同了，我要為祖國盡更大的力，就得離開她，否則就不可能投身祖國的懷抱，我為這矛盾難過，但終于決定挑選了前一條路。我母親的哭聲幾乎動搖了我的決定，但我終于重新堅定了下來。我愛我的母親，但我更愛我的祖國。”

就這樣，茅麗瑛丟掉了金飯碗，走上了抗日救國的前方，在廣東、香港等地宣傳救國。

1938年初春，她回到上海。一路的心情，可謂一言難盡，看到的都是五顏六色的偽旗。上海，成了屈辱的、受氣的孤島。

回滬后，上海江海關同意她回去復職，其他幾個大公司也以高薪爭聘。但此時，她首先考慮的不是薪水的厚薄，而是必須有時間從事革命工作。為此，她回到啟秀女中，擔任了薪水微薄的教師。

1938年5月5日，上海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正式成立，選舉茅麗瑛為主席。不久，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春，上海各界民眾赴前線慰問新四軍慰勞團返回上海，向各救亡協會代表報告了新四軍浴血奮戰，痛殲日軍的情況。茅麗瑛聽后萬分激動，向組織提出上前線去新四軍。

組織上指出，留在上海的同志，可以利用“孤島”這個特殊環境，辦很多事情。茅麗瑛表示堅決服從黨的需要，立足“孤島”，變敵人后方為前線，以實際行動支援新四軍。

不久，上級黨組織指示她以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的名義，為新四軍戰士募集一批棉衣，同時為難民募集救濟款。茅麗瑛決定發動會員向社會廣泛募捐物品，然后進行義賣。她在發動會上激奮地說；“救國如救火，馬上行動支援新四軍，變敵人的后方為前線。”

為了擴大義賣活動的影響，獲得社會上廣泛的支持，茅麗瑛領導會員借用大陸電臺和新新電臺連續舉辦三次宣傳活動和“義賣代價券推銷會”。由于她和會員們的努力，社會上掀起捐物捐款的熱潮，數天內募到款項2000余元。

正當她為義賣日夜奔波時，老母親病情惡化。她把母親送進醫院，拜托一位工友代為照料。可等她騰出身去醫院時，母親已咽下最后一口氣。茅麗瑛禁不住嚎啕大哭。

后來，她在和幾個朋友談心時說：“我曾經有個夢，現在破碎了。我父親在我6歲那年死去，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母親靠親戚幫忙到一個中學做職工。后來我上學讀書，每接受一次媽媽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一點錢作為每學期學費時，我總涌起一個念頭——將來長大了，一定要做個孝順女兒，讓媽媽好安度晚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入侵，粉碎了我這個夢。國亡了，家在哪里？”

她說得很輕很慢，眼眶里噙滿了淚：“我怎能只顧母親而不顧國家的安危呢？”

這一席話，使在座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從此，她將愛母親的心，轉移到民族、祖國和同胞上，更熱烈地投到抗日反奸的工作中。

日偽方面對茅麗瑛恨之入骨，千方百計地破壞募捐活動。特務給她寄去帶子彈的“恐嚇信”。茅麗瑛果斷地說：“我們是為英勇殺敵的新四軍募款，環境越艱險，越動搖不得。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沒有更可留戀的東西。我已下了決心，為義賣而生，為義賣而死！”

茅麗瑛組織了演唱會，又積極籌辦慈善義賣會，但因日偽特務的恐嚇，原先準備外借會場的單位紛紛不敢出借。在只剩下一個晚上時，茅麗瑛毅然決定以婦女會所為義賣場所。

7月14日上午，義賣會如期開幕。在拍賣過程中，兩個漢奸暴徒沖入會場，推翻條案，秩序大亂。茅麗瑛怒不可遏，率領群眾與會所人員把兩暴徒扭送捕房。

由于茅麗瑛先借大陸電臺舉辦評劇大會唱，借以擴大宣傳。大會唱后，果然在上海引起不小的聲勢，群眾爭相參加抗日募捐。

義賣完滿結束，義賣所得之款，一部分給了難民救濟協會，其余的，秘密轉送給新四軍，作為購買前方將士棉衣的經費。

義賣會的成功使敵人對“職業婦女俱樂部”、對茅麗瑛的仇視進一步加深，他們稱茅麗瑛為“第二史良之中共激烈分子”。日偽76號特工總部派女特務混入職業婦女俱樂部，對茅的政治面貌、居住地址、行動規律進行偵查。

黨組織考慮到茅麗瑛的身份已經暴露，要她撤離上海去新四軍，朋友亦為她辦好離滬赴港暫避的一切手續。但她卻堅持要把職業婦女俱樂部的積極分子工作做好，群眾情緒穩定后再離開。

在連續公開恫嚇無效后，1939年12月12日，汪偽特工總部主任丁默邨下達了暗殺茅麗瑛的命令。執行暗殺的是特工總部第一行動大隊大隊長林之江。林在子彈頭劃了一個十字，并浸于蒜汁之中，這樣一來子彈便奇毒無比，不論擊中任何部位，被害者都必死無疑。

這天，夜幕剛剛落下，上海公共租界商業區華燈齊放，馬路上車來人往，十分嘈雜擁擠。

位于南京路與四川路交叉處的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的附近陰暗處，幾個人影閃動。晚7時許，一位年輕女性從福利公司二樓會所走出來，那幾個黑影尾隨其后，乘其不備，舉左輪手槍向那年輕婦女連開幾槍。

槍聲劃破了夜的嘈雜，人們圍攏上來。不少人認識那年輕女性，她就是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主席茅麗瑛。

受傷倒地的她，仍緊抱著裝有會員名冊的手提包，直到交給了趕出來的同志。

茅麗瑛身中三槍，但都未擊中要害，其中兩顆子彈打中腿部和膝蓋，另一顆子彈穿過小腸，本來只要切除一節小腸就可得救。但由于敵人對院方施加壓力，茅麗瑛沒有能被及時施行手術，加上所中槍彈浸過毒，三天之后的15日下午，她就因病情惡化與世長辭，年僅29歲。

生命垂危之時，茅麗瑛帶出遺言：“告訴媽媽（指黨組織），我死了不要為我悲傷，我是時刻準備犧牲的！希望大家努力，加倍努力！”

13日，《申報》、《新聞報》、《大美報》、《中華日報》等多家報紙刊登茅麗瑛突遭槍擊的消息，頓時震驚了上海，仁濟醫院門口，擠得水泄不通。

茅麗瑛犧牲后，上海黨組織為揭露敵人的陰謀，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以茅宅的名義，在上海各大報紙登報喪啟事。上海各界人民團體成立了治喪委員會。

12月16日至17日，在萬國殯儀館舉行隆重公祭，中共江蘇省委職委和八路軍、新四軍駐滬代表以及數千名群眾前往瞻仰儀容、吊唁烈士，聲勢浩大。《申報》為此記載：“其情緒之哀傷，為魯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

著名劇作家于伶，悲憤地寫下挽聯：“繼惺公成仁萬氓痛哭孤島孤女不孤，與鑒湖同仇無限哀愁秋風秋雨千秋”。

1949年12月12日，上海市各界人民舉行茅麗瑛烈士殉難10周年悼念大會。陳毅題詞：“為人民利益而犧牲是最光榮的，人民永遠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