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想另起爐灶，取代聯合國

文︱陸棄

1月中旬，《金融時報》披露的一份章程文件，將一個原本被視為加沙戰后技術性安排的機構，推到了全球政治舞臺的中央。由特朗普親自擔任主席的“和平委員會”，不再局限于中東一隅，而是被賦予了介入、調解乃至重塑多場國際沖突的雄心。文件中反復出現的“靈活”“高效”“恢復合法治理”等措辭，刻意回避了聯合國的存在，卻在結構和功能上形成了明顯的替代意圖。這一動向之所以引發廣泛警惕，并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能夠取代聯合國，而在于它清晰地折射出當下國際秩序中一種正在加速成形的趨勢：規則不再通過共識生成，而是被權力重新定義。

特朗普對聯合國的不滿由來已久。從經費分攤到人權議題，從多邊談判到國際裁決，他始終認為這一體系對美國構成掣肘。退出或削弱聯合國機構，在他的政治語言中，被包裝為“恢復主權”“提高效率”的必要步驟。“和平委員會”的出現，正是在這一邏輯下的延伸。它試圖繞開冗長的多邊程序，以少數國家領導人直接決策的方式，快速介入沖突地區，塑造政治安排。從表面看，這似乎回應了聯合國在某些危機中行動遲緩、共識難產的現實困境，但其內在機制卻隱藏著更深層的不對稱。

章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并非其目標宣示，而是權力分配方式。委員會主席擁有幾乎單向的成員吸納與剔除權，只有在極高門檻下才能被否決。這種設計并不符合傳統國際組織的集體治理原則，更接近一種以個人權威為核心的政治聯盟。它將“和平”這一高度規范化、程序化的國際公共事務，重新拉回到領導人意志與力量對比的軌道上。換言之，和平不再是規則的產物，而成為權力協調后的結果。

這種構想之所以能夠被認真討論，本身就說明聯合國體系正處在信任與效能的雙重危機之中。冷戰結束后建立的多邊安全架構，面對的是一個更加碎片化的世界。大國之間的戰略互疑、地區沖突的復雜化、非國家行為體的崛起，都在不斷消耗聯合國調解與維和機制的能力。當安理會頻繁陷入否決僵局，當維和行動被質疑缺乏授權與資源，一種“另起爐灶”的沖動自然會出現。

然而，效率并不能成為正當性的替代。聯合國的核心價值，并不只在于它解決了多少沖突，更在于它為沖突處理設定了最低限度的程序約束和合法性標準。正是這些看似低效的協商、表決與監督，構成了國際秩序的制度緩沖帶。“和平委員會”若真按照章程設想運作，其決策將高度集中于少數國家，甚至個人之手。這種模式或許能夠在短期內推動某些協議的達成，卻難以避免被視為強權政治的延伸。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機構的潛在適用范圍。章程文本沒有明確限定其干預對象，卻已被提及可能介入烏克蘭、委內瑞拉等高度敏感的地緣政治議題。這意味著，它不僅是對聯合國的挑戰，也可能成為繞開既有國際法框架的工具。當沖突調解不再依托普遍承認的規則，而是由某一強國主導的平臺來裁決，其結果的可持續性本身就值得懷疑。和平若缺乏被沖突各方普遍接受的合法基礎，很容易淪為暫時停火，而非真正的秩序重建。

從歷史經驗看，國際秩序的每一次重大調整，幾乎都伴隨著制度競爭。國際聯盟的失敗，催生了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動搖，引發了金融治理的多元化嘗試。不同之處在于，過往的制度替代往往發生在大戰之后，建立在相對清晰的力量格局和共識基礎之上。而當下的“和平委員會”，更像是在秩序尚未崩塌之時，提前進行的權力重組試驗。這種試驗缺乏廣泛協商，也缺乏制度沉淀，其不確定性反而可能放大現有沖突。

對于國際社會而言，真正的問題并不是是否需要改革聯合國，而是改革應當以何種方式進行。削弱多邊機制，轉而依賴臨時性、排他性的權力安排，或許能夠滿足部分國家的短期戰略需求，卻會在長期侵蝕國際治理的公共基礎。當和平被個人化、工具化，它本身就失去了作為公共目標的穩定性。

“和平委員會”的章程仍停留在文本層面，其未來走向尚未明朗。但它所反映的趨勢已經足夠清晰：在多邊主義遭遇壓力的當下，國際秩序正面臨一種去制度化的誘惑。是否能夠抵御這種誘惑，決定的不只是某一個機構的存續，而是國際社會能否繼續以規則而非意志，來處理不可避免的沖突。這或許才是這份章程留給世界的真正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