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亞軍：我讀胡適版《齊白石年譜》，齊白石書畫院院長湯發周發布

導語：

胡適、黎錦熙、鄧廣銘合編的《齊白石年譜》是首部系統梳理白石藝術生涯的傳記性著作。1946年齊白石親托胡適撰寫，三人歷時三年考訂，以自述材料為基礎，結合日記、詩文及師友文獻，破解了畫家虛增兩歲的"瞞天過海"之謎。年譜詳載1874年真實出生年份及藝術轉折，兼具史學嚴謹與人文溫度，堪稱研究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經典范本。

文/孫亞軍

關于胡適版《齊白石年譜》

　　庚子春月，因為疫情的原因，我待在家里讀了兩個多月書，精讀的書目大概有胡適版《齊白石年譜》、《周作人文集》（散文隨筆卷）、《草間即廟堂》等，其中重點還是放在了胡適版《齊白石年譜》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回到齊白石的時代，撥開重重迷霧，還原一個真實的齊白石，從而了解那個時代中國文化人的生存狀態，窺探那個時代中國藝術發展的端倪。我之所以這樣讀書，是受到了劉傳銘先生的啟發，劉先生是著名學者，也是《百年巨匠》的總編，他在談及齊白石的時候說過“對于被視為天才的任何一位藝術家來說，了解他的前提就是讀懂他的生活與時代，不世的孤獨是對曠世知音的渴望與期待”，同時劉先生感慨的說“對于民國那一段的中國美術史，我們仍然缺乏客觀全面的認識，我們需要一本《民國美術史》，來對民國時期中國美術發展做一個全面的回顧與總結”。正是基于這樣的啟發，我決定從齊白石先生入手，回到他的時代，讀懂白石老人所經歷的往事，進而審視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美術。

　　關于齊白石先生的著述以及論著，非常之多，我傾向了胡適版的《齊白石年譜》：第一，胡適和齊白石同屬一個時代的人物，而且據胡適之先生年譜記載：“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秋天，齊白石先生對我表示，要我試寫他的傳記。有一次他親自到我家來，把一包傳記材料交給我。我很感謝他老人家這一番付托的意思，當時就答應了寫傳記的事。”（《白石年譜 · 胡適之序》）由此可見，胡適寫年譜是白石先生認可的人物；第二，胡適之先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他向來主張“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作為美國實驗主義哲學之父杜威的學生，他在做學問的時候，注重“實驗室方法”，科學的篩選，大膽的懷疑，小心的求證。所以，胡適之先生所做的《齊白石年譜》的可信度就非常高；第三，胡適先生寫完年譜的初稿之后，交給他的朋友，也是和齊白石有著五十五年交情的黎錦熙先生進行訂補，據黎錦熙先生記載“胡先生于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已寫定初稿四冊，那時我正因事離開北平，到三十七年四月從湘返平，六月胡先生把全稿交給我，我讀過之后，心想：第一，所據白石《自述》材料本身偶有錯誤，胡先生多用考證的方法發現出來，最好請白石先生本人在原有的材料上自行更正；第二，原有材料實在還是不夠的，更需要他自己用喉舌代紙筆”，正因為如此，黎錦熙先生從民國三十七年七月起，多次與齊白石促膝話舊，經過半年在胡適原稿上進行隨手訂補，而黎錦熙素來愛記日記，幾十年從未間斷過，所以年譜中用日記作為旁證的材料比較多；第四，胡適版的《齊白石年譜》，在胡、黎兩位先生完成之后，胡適又請鄧廣銘先生把關，鄧廣銘先生是史學家，以史學家的眼光進行審視，求得完美。

　　用胡適之先生的話來說，“這本《白石年譜》大概不過三萬字，是黎劭西、鄧恭三和我三個人合作的成果”。

　　由于上述原因，我選擇精讀胡適版《白石年譜》。雖然三萬言，但信息量非常巨大，加之胡適、黎錦熙兩人的學術水準，此書絕對是先行白石年譜中的經典力作。

選擇交游話題的考慮

　　關于齊白石先生的交游，很多人也有所論及，只是大家的側重點不同，所想表達的意思不同，我寫齊白石的交游，出發點有二：第一，通過齊白石與當時那些人物之間的往來，說明民國一代知識分子之間的交往是心心相惜的認可，全然沒有今天文人交往之中的攀附、取悅、甚至說違心話討好之意，他們之間的交往不存在利用和被利用的關系；第二，還原齊白石作為一個藝術家，在那個時代的生存狀況，比如他和陜西臬司樊增祥的往來，和陳師曾的往來，進而說明那個時代，齊白石這樣一個出身工匠的藝術家，在家國動蕩之際何以為生。

　　文人之間的交往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化生態環境，民國一代的 文化精英他們的身上多少還保留著最后的“士人”精神，這一點在白石先生的交游中我們能看出來。同時，雖然出身“工匠”的齊白石，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里，他一方面為了生計，養活家人而賣畫為生，卻不失氣節，這一點也值得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反思。

王闿運

齊白石與湘中大儒王闿運

　　錢鐘書先生在其整理的福州詩評家陳衍的語錄集《石語》中記載，陳衍講述當年湘潭王闿運逝世之后，上海某報刊登惡作劇的挽聯：學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來說明王闿運學問之大，但長相奇丑。王闿運，字湘綺，湖南湘潭人，是晚清民初湘學的領軍人物，辛亥革命之后，擔任清史館館長。他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先后執教成都尊經書院、長沙思賢講舍、衡陽船山書院和南昌江西大學堂，門下弟子數千人，其中有名的弟子有楊度、劉光第、廖平、楊銳、宋育仁、齊白石等，其中楊銳和劉光第都是“戊戌七君子”中的人物，這與王闿運的教導是分不開的，可以說王闿運在當時學界、政界都享有極高的盛譽，成都尊經書院因為王闿運的執教，學風為之一變，出現了像廖平、胡從簡等一大批學術界的大師級人物。

　　齊白石與王闿運是同鄉，但是兩人因為身份和社會地位的不同，直至齊白石三十七歲那年，才拜入王闿運門下成為王門弟子。《年譜》中記載：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白石三十七歲，見王闿運，拜門做弟子。齊白石出身寒微，讀書識字全仰賴于祖母和母親的操勞，才得以識字為文，家境貧寒使他很早就自覺地承擔起養家糊口的擔子，他學畫完全出于生計需要，所以一生保持著一個農民的習慣，勤于事由筆耕不輟，他有詩云“筆如農器忙，硯田農未歇”，自覺的平民意識讓他畢生本分的做著一個“工匠式”的藝術家，也使得他從一開始就與權貴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這一點，我們從他和王闿運的交往中，就能體會得來。林木先生在《星塘白屋不出公卿——齊白石自覺的平民意識》一文中說到：“齊白石的這種平民的傲骨直接體現到他對官僚們的厭惡上，6歲從母親那里接受來的官場無好人的想法，使他一輩子不愿意跟官場接近。就是他的恩師王湘綺，湘潭名士，齊白石也因其屬官紳一類頗不自在‘我拜湘綺老人為師，可是我從來不肯對人說我是他的門人。因為王門達官貴人太多，不愿與之并列于門墻之下’。”這是齊白石先生的本色，更是一個藝術家難能可貴的品質，當下之風物又豈能與白石翁位列？

　　王闿運門下有“三匠”，即：“鐵匠”張仲飏，“銅匠”曾招吉，“木匠”齊白石。黎錦熙在《年譜》按語中說：“銅匠曾招吉，衡陽人，時在南昌以制造空運大氣球為業，可坐二人，任風吹行，但實驗時墜水。白石說他常著官靴，每自表示其能文章。”又黎錦熙云：近代湘潭有五怪：一和尚，即八指頭陀，一鐵匠，一木匠，一篾匠，一牧童。怪在家皆赤貧，絕對無力讀書，而能以自力向學，挺出成名。前三人都與湘綺先后有緣。足見，王湘綺其人也很怪，不論出身，唯材教之。木匠齊白石第一次拜師，乃師王湘綺對其有褒有貶，光緒二十五年，王闿運在《湘綺樓日記》正月二十日中記載：“看齊木匠刻印字畫，又一寄禪張先生也。”十月十八日又記載：“齊璜拜門，以文詩為贄。文尚成章，詩則似薛蟠體。”胡適之先生對此表示不滿，他說：“王闿運說白石的詩似薛蟠體，這句話頗近于刻薄，但白石終身敬禮湘綺老人，到老不衰。白石雖然拜在湘綺門下，但他性情與身世都使他學不會王湘綺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詩文沒有中他的毒。”

　　胡適的話是客觀中正的。古代詩書畫印謂之四絕，缺一不可，也是一個藝術家必備的基本素養。齊白石在年輕的時候，這些都經過一整套嚴格的訓練，尤其在詩詞上的造詣，不至于成為王闿運說的“薛蟠體”。齊白石《自記》云：“年廿有七，慕胡沁園、陳少蕃二先生為一方風雅正人君子，事為師，學詩畫。”黎錦熙在《年譜 · 按語》中說：“陳少蕃時館于胡家，沁園約白石來，對他說‘《三字經》云，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你正當此年齡，就跟著陳老師讀書吧’，陳允不收學俸錢，日點《唐詩三百首》。”這是齊白石正式接受詩詞訓練的開始，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白石晚年有《往事示兒輩》云“村書無角宿緣遲，廿七年華始有師。燈盞無油何害事？自燒松火讀唐詩”。據王訓的《白石詩草跋》記載，當時齊白石在同鄉作詩已經小有名氣，曾擔任“龍山詩社”社長，故而我們可以說單王闿運評述也不足以說明白石詩很差，我在讀年譜時，發現齊白石先生的詩，句句深含感情，沒有應酬之作，即便是作畫題詩，也是經過一番悉心梳理之后，文辭典雅富有情感。他的詩不能用詩人的標準去看，但作為藝術家一生遭際的寄托而言，的確是極盡生命的色彩，語言樸實情真意切。

　　王闿運畢竟是舊學中的鴻儒，白石先生的詩詞訓練來得晚，且是半路出家（至少在湘綺老人看來），詩詞一事終究沒有過王闿運的“關”。王闿運何許人也，他在跌宕起伏的時代是以帝師自詡其命的人，他是十足的“妄人”，世上能入其法眼者也甚少。他有君子的狂，曾做客兩江總督曾國藩府上時，暢談天下大事，他認為曾國藩應該趁著平定太平天國之后，揮師北上，推翻滿清，曾國藩聽后手蘸著茶水在桌面上不斷地寫“妄人”。他的弟子楊度21歲時入王門，王闿運愿將平生所學傳授于楊，問他：“我這里有三種學問：功名之學、詩文之學、帝王之學，你想學哪一種？”楊度選擇學帝王之學，后來楊度真成為晚清憲政變革的先驅人物。木匠出身的齊白石學問功底在王門算不上什么，這一點齊白石自己也承認。光緒三十年秋，齊白石四十二歲，王湘綺到江西游廬山至南昌滕王閣，邀請諸弟子作陪，其間王闿運說“南昌自曾文正公去后，文風寂然。今夕不可無詩”，遂命弟子作詩，白石先生在《借山館記》中記載：“甲辰春，薄游豫章。吾縣湘綺先生七夕設宴南昌邸舍，召弟子聯句，強余與焉。余不得有佳句，然索然者正不獨余也。始知非具宿根劬學，蓋未易言矣。”

　　王湘綺與齊白石這對師徒，終是兩路人，王是鴻儒受人推崇，齊是工匠養家糊口是第一要務。齊白石終還是沒有在詩詞學問上發力，畢生致力于藝術事業，精益求精成為一代大師。但他在詩文上的造詣，迥然與他的時代的很多人不同，他是帶著鄉土的情懷，平民的本色寫詩詞，他在《白石自狀》中追述平生所學時說：“平生著作無多，自書《借山吟館詩》一冊，《白石詩草》八卷，《借山吟館圖》四十二圖，畫冊三集。尚有詩八卷，未抄正。”現在讀白石先生的詩，尤其是關于藝術創作的詩稿，更是震耳發聵，裨益后人無數，比如鄧廣銘先生補錄年譜的白石詩稿就有：“絕后空前釋阿長，一生得力隱清湘。胸中山水奇天下，刪去臨摹手一雙。”“長恨清湘不見余，是仙是怪是神狐。有時亦做皮毛客，無奈同輩不肯呼。”“從今不做簪花笑，夸譽秋來過耳風。一點不教心痛快，九泉羞煞老萍翁。”……以此可窺，白石先生的詩稿正如他的人一樣，很務實，藝術上也決然是一個獨立特行者，這一點與乃師王闿運非常相投。

齊白石

齊白石藝術生涯中的兩個貴人

　　清代何溱有一幅對聯，來說明知己難逢，他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句話曾被魯迅書寫贈送給他的知己瞿秋白，魯迅和瞿秋白從未謀面，卻彼此視為知己，瞿秋白犧牲之后，魯迅隱忍心痛，在他最后的幾年里，他用了很長的時間在整理瞿秋白的遺著《海上述林》，這段歷史被譽為文壇佳話。其實，每個人的一生都有那么一兩人，能夠被稱為“知己”，在齊白石的一生當中就有兩個人，既是白石先生的知己，又是他生命中的貴人，他們是樊增祥、陳師曾。

樊增祥

　　樊增祥（1846-1931）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別字樊山，號云門，晚號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人。光緒進士，歷任渭南知縣、陜西布政使、護理兩江總督。曾師事張之洞、李慈銘，詩作艷俗，有"樊美人"之稱，又擅駢文，死后遺詩三萬余首，著有《樊山全集》傳世。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齊白石四十歲，這一年年終齊白石在西安擔任特聘畫師時，結識了當時陜西臬司樊增祥。《白石自記》中記載：“壬寅，識夏壽田、李瑞清兄弟叔侄、郭寶蓀兄弟。”“是歲之冬，夏壽田由西安聘為畫師，教姚無雙（夏的小妾，白石曾刻印‘無雙從游’）風雪過灞橋，遠遠看華山，到時，年將終，識樊增祥。”從此，樊增祥成為齊白石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樊增祥的官家身份，一方面能夠使齊白石畫作迅速走近當時的上流社會；一方面使得齊白石能夠在官家的支持下，游歷名山大川，擴大視野；再一方面，樊增祥因為十分賞識齊白石，也同情齊白石這樣的民間藝術家的遭際，所以主動地擔任起了齊白石“經紀人”的身份。種種史料顯示，齊白石的畫風也在這一時期從工筆走向大寫意，他的畫作轉化為經濟價值真正的發端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關于白石先生畫風轉變黎錦熙在年譜的補錄中說：“到壬寅，他四十歲，作遠游，漸變作風，才走上大寫意的花卉翎毛一派（吳昌碩開創的風氣）。民初學八大山人，直到民六民八兩次避亂，定居北京以后，才獨創紅花墨葉的兩色花卉，與濃淡幾筆的蟹和蝦。”

　　樊增祥作為晚清名流，自然在官場、文化、藝術界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用慧眼識得藝術上正在噴發的齊白石，在西安時，常常邀請齊白石做客府中，并給他介紹當時的名流商賈，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宣傳了齊白石。捷克學者貝米莎在《霜紅三片葉·奇絕莫如秋——布拉格國立美術館藏<齊白石草蟲冊頁>》一文中說：“1902年，齊白石在游西安期間經友人夏午詒引薦結識樊增祥。被視為文壇名宿的樊增祥賞識齊白石的藝術才華，并在之后資助他研習篆刻和繪畫，同時他還傳授他詩文的寫作技巧并將他引入當時的文學藝術圈中。樊增祥的幫助和提攜不僅令齊白石的刻印與書畫價格大幅提升，也為當時名不見經傳的齊白石在北方文壇中嶄露頭角鋪墊了道路。齊白石曾住在樊增祥家中并受其委托刻印，后來兩人成為知己。樊增祥去世后，為表哀悼，齊白石曾刻印‘老年流涕哭樊山’”。（《齊白石研究》第二輯 北京畫院 廣西美術出版社出版）白石先生有《借山圖卷》傳世，其中有自西安之后，到北京、江西、廣西等地出游時所繪其境，此間多得樊增祥的資助與介紹，才使得齊白石有這樣的機會。他與樊增祥的友誼，有時可以同作一幅畫，畫由白石作，詩由樊增祥題，藏于布拉格國立美術館齊白石《蟲草冊頁》中，有一部分就是二人同作。樊、齊二人是忘年交，彼此賞識尊重，他有意提攜齊白石做慈禧太后的御用畫師。光緒二十九年，齊白石《自記》中記載：“春三月，午詒請盡畫師職，同上京師，樊山（樊增祥）曰：‘吾五月相繼至，太后愛畫，吾當薦君’”。但是齊白石先生終生的品性無法改變，他不愿名列其中與官家太近，他更愿意做一個老農，一生都在耕耘畫畫的老農，所以他還是婉言謝絕了樊先生。他在《自記》中寫到：“五月之初，聞樊山已起行，璜平生以見貴人為苦事，強辭午貽，欲南還。午貽曰：既有歸志，不可強留。壽田欲為公捐一縣丞。……璜笑謝之”，齊白石作為藝術家的獨立品格還是值得我們推崇的，他一生所堅守的“農民本色”是他的“君子之本”，倘若他真答應了做御用畫師或者縣丞的話，那將是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上巨大的損失。

　　作為齊白石生命中的貴人的樊增祥，在他們的交往之中，自覺的擔任起了齊白石的“經紀人”角色，當年在西安時，齊在樊的府上受其委托刻印時，樊已為齊定制了潤格費，并將其公之于世。林木先生在《星塘白屋不出公卿》一文中寫到：“那么名士樊樊山（樊增祥）在西安給齊白石寫的親筆‘潤例’：‘當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廣以漢尺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則是齊白石心安理得謀生的真正保證了。”或許正是樊增祥的幫助，齊白石的畫作才得以短時間內成為收藏者手中的翹楚，他的經濟條件也得以改善，《年譜》中記載“光緒三十二年，齊白石四十四歲，始置田地于茶恩寺茹家中”，想必白石先生在這四年期間是積攢了一些錢，方可以買田地建房子。

　　樊增祥在齊白石早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來因為戰亂的原因，齊白石一度長期呆在湖南老家避難。后來，再上京師時，生活一度也很窘困，曾在北京琉璃廠附近賣畫為生。這期間，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位貴人——陳師曾。

陳師曾

　　陳師曾，江西義寧人（今江西修水），原名陳衡恪，著名美術家、藝術教育家。他出生于書香門第，祖父是湖南巡撫陳寶箴，父親是著名詩人陳三立。1902年東渡日本留學，1909年回國，任江西教育司長。從1911年2月至1913年4月，他受南通張謇之邀，至通州師范學校（今南通師范學校）任教，專授博物課程。1913年又赴長沙第一師范任課，后至北京任編審員之職。先后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美術專門學校教授。《年譜》民國六年記載：“夏五月，避鄉亂，到北京。適逢張勛復辟，段祺瑞于馬廠出師致討，遂又到天津避兵。”戰火連天的民國初年，某得一線生機便是不易，更何況以藝為生，更是不易之不易。齊白石在《白石詩草 · 京師雜感》注釋中說：“余陰歷五月十二日到北京，適有戰事，二十日避兵天津，火車過黃村、萬莊正遇交戰，車不能停，強從彈雨中穿過。”這便是一個昏天暗地的民初之年，一個中國普通人的經歷，實屬不易。這一年，他避亂天津不得，又竄入北京，落魄于琉璃廠附近，認識陳衡恪先生。《白石自述》中詳細地記載了他們相識的過程：“我在琉璃廠南紙鋪，掛了賣畫刻印的潤格，陳師曾見著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來訪我，晤談之下，即成莫逆。師曾能畫大寫意花卉，筆致矯健，氣魄雄偉，在京里很負盛名。我在行匣中，取出《借山圖卷》，請他鑒定。他說我的畫格是高的，但還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題了一首詩給我，說‘囊于刻印知齊君，今復見畫如篆文。束紙從蠶寫行腳，腳底山川生亂云。齊君印工而畫拙，皆有妙處難區分。但恐世人不識畫，能似不能非所聞。正如論書喜媚姿，無怪退之譏右軍。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法源寺之后，他們交往甚從，遂互為知己而視之。

　　陳師曾走進齊白石的生活之中，帶給齊白石的轉變在我看來有這么幾點：第一，他使得齊白石的交際圈擴大至當時的學院派知識精英；第二，他使得齊白石對自己畫作的信心更大，尤其是在日本展覽之后；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齊白石的經濟狀況。當時，陳師曾與黎錦熙同在教育部擔任編審，學院派的知識精英多有往來，陳師曾的介入必使得齊白石的交際圈迅速擴展開來，也逐漸被當時的知識精英所認可。民國九年，齊白石就在陳師曾的介紹下在北京結識了當時文化界的主流人物，朱悟園、徐悲鴻、林琴南、陳三立等。同時，陳師曾是受過非常嚴格的傳統舊文化訓練的人，他對齊白石的影響還體現在藝術批評上，黎錦熙的日記中記載“民六，十月二十五日，師曾來，談及瀕翁近所刊印，縱橫有余，古拙不足，畫格甚高，然能賞之者即能評其未到處”，他在和齊白石交往之中，能夠時刻提醒齊白石，使其在藝術上快速發展。當然，對于當時的齊白石而言，湖南一家老小在等著自己每月寄回去的錢，維持生計，他十分關注自己畫作的經營。

　　陳師曾對齊白石的幫助可以說是巨大的也是無私的，他為齊白石畫作走向國際視野，先后多次介紹給國外的買家。齊白石在《自述》中寫道他對陳師曾的感激之情：“民國十一年，我六十歲。春，陳師曾來談：日本有兩位著名畫家，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來信邀他帶著作品，參加東京府廳工藝館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他叫我預備幾幅畫，交他帶到日本去展覽出售。我在北京賣畫生涯本不甚好，有此機會，當然樂于遵從，就畫了幾幅山水，交他帶去。”又說：“陳師曾從日本回來，帶去的畫，統都賣了出去，而且賣價特別豐厚。我的畫每幅就賣了一百元銀幣，山水畫更貴，二尺長的紙，賣到了二百五十元銀幣。這樣的售價在國內是想不都敢想。還說法國人在東京選了我和師曾的畫，加入巴黎藝術展覽會。……從此以后，我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這都是師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遠忘不了他的。”

　　人生朋友居多，但諍友甚少，一言以蔽之，人皆愛聽好話。但齊白石和陳師曾兩人，陳師曾即是齊白石的諍友，也是齊白石的宣傳者，沒有陳師曾在日本的宣傳，也不會有日本人為齊白石拍攝宣傳片，名動海外。所以，陳師曾的病逝對于齊白石而言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打擊。民國十二年，陳師曾為母親奔喪，死在了南京，年四十八歲。齊白石曾作詩吊唁這位亡友：“哭君歸去太匆忙，朋黨寥寥心益傷。安得故人今日在，尊前拔劍殺齊璜。”

黎錦熙

結 語

　　胡版《齊白石年譜》的隨筆本可以寫出更多的感受，基于篇幅的原因，我姑且就白石翁的師承以及他人生中兩位知交寫出來，其實我想表明的是時代雖不同，但世道人心卻是相同的，人性未變。王湘綺門下的弟子數千人，不乏才華超眾者，湘綺本是性情中人，他提攜困境中的齊白石，也是值得稱道的。齊白石一生當中幾乎都是在學習中前進，在前進中學習，但作為王門弟子，無疑為困境中的齊白石增添了光彩的一環，盡管齊白石不愿意承認。我認為，那個時代比現在還要勢利。任何一個藝術家的成功都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齊白石的成功不僅因為自己的作品好，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有很多愿意幫助他的朋友，這些人的加入，使得齊白石才成為今天的齊白石。另外，齊白石常常被人不齒的“農民意識”以及他的“匠人意識”，恰恰是他獨立特行的人格標志。他很務實，由于出身的卑微，使得他一生當中都在經營自己，也懂得在亂世之中保全自己，與此同時也不失去他的農民本色，這一點難能可貴，也值得我們深思。藝術家的價值是需要認可的，但一味地無原則的攀附，諂媚，甚至降損自己的人格來求得經濟上的茍合，這是齊白石所不齒的事情。

　　最后，我希望所有做藝術的人，有機會真正的讀一下胡適版的《齊白石年譜》，從中既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也能讓自己清醒許多，更能讓自己成為自己。

寫在后面的話：

　　庚子春月，因疫情宅家讀書，常與嶺南簡琴樓主人閆照忠先生書信往來，談及藝術。閆先生博古通今，學識寬泛，對古今藝術史，皆有發人深省之思，吾讀書不精，常限于泛讀，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與先生討論白石翁，先生之思常使我茅塞頓開。閱讀《齊白石年譜》（胡適之版），在一定程度上是閆先生所促使的。在此，深表感謝，陳師曾乃白石翁之諍友，閆先生亦吾之諍友，學問之路如高山仰止，我等當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亦是人生樂事。

孫亞軍 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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