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治療介入：厭學為何往往是家庭系統問題的“替罪羊”？

在壹點靈的臨床實踐中，只要談到青少年厭學，很多家庭的第一反應依然是：“孩子不努力”、“孩子想偷懶”、“是不是手機玩多了”。

但如果你真正長期跟進這些個案，就會發現一個高度重復的模式——當一個家庭內部長期存在張力、沖突、失衡卻無法被直接表達時，厭學往往會被“選中”，成為那個最顯眼、也最容易被指責的出口。

今天我想分享的，是我親手參與并已完成嚴格模糊化、隱匿化處理的一個真實家庭治療案例。這個案例并不特殊，反而極具代表性：孩子被反復診斷為厭學，但真正需要被治療的，從來不只是孩子。

很多家長不理解：為什么明明是孩子不上學，心理咨詢卻要讓父母一起參與？原因只有一個——在系統視角下，厭學極少是孤立發生的，它更像是家庭系統失衡后，被推到前臺的“替罪羊癥狀”。

01

當厭學成為

家庭系統的“報警器”

這個案例中的孩子，14歲，初二，近半年出現明顯厭學表現：早晨起床困難、頻繁請假、對學校話題強烈回避，伴隨情緒低落與易怒。父母最初的目標非常明確：讓孩子“盡快回到正常上學軌道”。

但在第一次家庭評估中，一個細節引起了我的警覺。孩子幾乎全程沉默，而父母卻在不斷爭論“到底是誰把孩子教成這樣”。母親指責父親長期缺席，父親反擊母親過度焦慮、控制欲強。孩子的厭學，被夾在他們的對立之間，成了一種“事實證據”，用來證明對方的錯誤。

從家庭系統理論來看，這正是典型的三角化結構。當夫妻系統無法穩定運作，情緒壓力就會被轉移到孩子身上。孩子的厭學，在這里并不是問題的源頭，而是家庭系統試圖維持表面穩定的一種方式。

換句話說，只要厭學存在，夫妻就有一個共同焦點可以“合作對外”；一旦厭學消失，夫妻沖突反而會赤裸裸地浮現出來。這也是為什么在很多家庭中，孩子的厭學會反復、遷延，甚至在好轉后再次加重。

在系統視角下，厭學更像是家庭發出的報警信號，而不是孩子單方面的“故障”。

02

家庭治療如何打破

“只有孩子有問題”的假象

在這個案例中，如果僅對孩子做個體干預，效果一定非常有限。因此，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確采用家庭治療框架，而不是把厭學簡單等同為孩子的學習問題。

家庭治療的第一步，并不是分析孩子為什么不想上學，而是幫助家庭看見一個事實：當前的互動模式，正在不斷強化厭學。比如，當孩子表現出逃避，母親立刻焦慮、逼問、反復說教；父親則選擇沉默或回避；孩子在高壓與冷處理之間，只能用更徹底的厭學來“退出系統”。

這種循環如果不被打斷，厭學就會成為唯一有效的溝通方式。

在咨詢中，我引導父母暫時停止圍繞學習成績和返校問題的拉扯，轉而觀察彼此的情緒反應。這個過程對很多家長來說是極其不舒服的，因為他們第一次意識到：孩子的厭學，正在替整個家庭承載他們不愿面對的矛盾。

與此同時，我們也單獨與孩子工作，幫助他理解一件事——厭學并不是他的“失敗”，而是一種過度承擔的結果。很多厭學的孩子，在潛意識里承擔著“維穩者”的角色：只要問題集中在我身上，家里就不會徹底崩掉。

當孩子意識到這一點時，他的內疚、自責和無力感開始松動，而這正是厭學能夠被真正松解的前提。

03

結合認知行為療法

讓系統改變落到現實層面

當然，理解并不等于改變。為了讓家庭系統真正發生調整，我們在后期結合了認知行為療法，對每一個成員的具體行為進行了重構。

對孩子而言，厭學往往伴隨著大量自動化負性認知，比如“我一回學校就會失敗”“只要我不去上學，家里至少不會吵得那么厲害”。這些信念在短期內確實能降低焦慮，但長期卻牢牢固化了厭學行為。

通過認知行為技術，我們幫助孩子逐步區分“我不想上學”與“我無法承受家庭壓力”之間的關系，讓厭學不再承擔過多功能。同時，我們設計了極低門檻的返校暴露計劃，而不是一口氣要求“恢復正常”。

對父母而言，CBT更多用在行為層面。母親需要學習延遲反應，減少情緒性追問；父親則被要求提高參與度，而不是繼續情感撤退。當父母不再圍繞厭學相互指責，孩子的癥狀自然失去了原本的“系統支撐”。

在持續數月的家庭治療中，最明顯的變化不是孩子成績的回升，而是家庭氛圍的松動。當家庭成員開始各自承擔本該屬于自己的情緒責任，厭學逐漸從“核心問題”退居為“階段性反應”。

到最后，孩子重新回到學校，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再需要用厭學來替整個家庭“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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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臨床案例中，我們反復看到同一個事實：

厭學之所以頑固，往往不是因為孩子“不配合”，而是因為家庭系統仍在依賴這個癥狀來維持平衡。

一旦只盯著孩子去“糾正”，厭學就會以新的形式不斷出現。

家庭治療的意義，并不是替孩子“洗白”，而是讓每一個成員都回到自己的位置。當家庭不再需要一個人當替罪羊，厭學才會真正失去存在的必要性。這，才是厭學能夠被真正放下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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