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 以技術盡物力、成德行

面對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工程等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我們應當以文明傳承的眼光加以審視和引導。儒家技術哲學以“禮技”為核心，提供了一種與技術工具論不同的理解技術的思路，其獨特之處在于將技術看作事關品格養成的構成性要素。這種視角對于構建中國語境下的技術倫理框架極具裨益。

原文 ：《以技術盡物力、成德行》

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王小偉

圖片 |網絡

當前，“科技倫理”已成為公共話題，各學科紛紛介入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等新興技術的倫理討論。然而，科技倫理不只是制定規則或被動約束，更牽涉對技術本質的哲學反思。一味停留在技術的工具層面，容易使技術倫理治理研究流于淺表。當下，技術已經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再是可以隨意調用的工具。這就勢必需要進行深入的技術哲學研究，為科技倫理治理提供基礎性分析資源。

技術哲學的興起不過百余年。盡管歷史不長，技術哲學關注技術的本體論、技術存在論、技術現象學、技術政治論和價值論等研究，對于理解當代技術時代至關重要。當下學界一個最突出的共識是，技術并非簡單的中性的工具，它也在深度塑造人的能動性。伴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崛起，技術哲學日益呈現“多元文化的轉向”。正如荷蘭技術哲學家維貝克（Peter-paul Verbeek）觀察到的，非西方文化資源正逐漸進入技術哲學的視野。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提供了一種有別于西方范式的技術哲學視角。例如，西方現代傳統基于主客二分，一度把技術視為征服自然的工具；相較之下，中國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念則重視技術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手段；現代性思路重視技術的“工具性”一面，儒家則重視技術“禮”的向度。

“器具”構成了禮樂化的制作傳統

在現代性語境中，常見“道”與“器”二分的思維模式，導致技術日漸淪為純功利的存在。雅斯貝爾斯曾指出，現代技術危機的根源在于它造成了“超越性意識”枯萎——技術被簡化為控制自然的手段，不僅不再指向更高的意義領域，還消解了人的超越性渴望。當技術喪失了與價值、信仰的關聯，只剩下效率和效用時，人便可能陷入整體性的意義危機，造成一種虛無主義的處境。

與這種現代性的工具技術觀不同，中國哲學認為“器”總是和“道”緊密相關的。《周易·系辭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有分別，但在傳統視野中，道與器并非絕緣對立，而是“體用不二”“道器合一”的關系。形上的“道”統攝規約著形下的“器”，形下的器則被視為通往大道的載體。正因如此，中國古代對技術的思考從不脫離對“道”的關照——不離形上之道以思考形下之器，從而賦予技術活動以一定的超越性。這一思想傳統使得器物的創造帶有強烈的存在論意涵，繼而再沉降為倫理關切。器物的用途不止于功利，更關涉天地人整體秩序的實現。

儒家經典中多有道器合一的表述。據《系辭傳》記載，伏羲“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由天地之道推演人倫法則，“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表明八卦等符號乃至各種器物制度，都源自對天地自然的觀察和模仿，其目的在于體現天道人倫之“象”。這里的模仿并非簡單摹擬自然界的外在形貌，而是觀風察俗、體察天理，進而將其轉化為器物與制度上的創造。在儒家看來，“器”不僅指具體的工具器械，還包括一切彰顯道義的制度與禮儀之器。“制器尚象”被奉為創造發明的根本原則，意指創造活動應依據天地之象，以成就合乎人道的器物。

伏羲制八卦、神農制耒耜、黃帝制衣裳等，這些“圣王制器”的事跡被視為文明肇啟之舉。在器具神圣起源的存在論基礎上，儒家才發展了一套有關器用的倫理思想，強調“藏禮于器”，意圖將禮儀之精神蘊藏于器物之中。在儒家敘事中，伏羲以前人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混同禽獸，沒有文化。伏羲通過畫卦“定人道”，為人類立下禮樂秩序，人才能區別于禽獸而進入文明。伏羲等先圣制作器物并非為生存需要而征服自然，器物恰恰是對自然（自然在此并未成為一個物理對象）的摹畫，所以可以實現對人的教化與規范。“器具”構成了禮樂化的制作傳統。每一項具體發明都蘊含教化萬民的意圖，其價值在于讓人群得以有序地組成共同體，達到和諧共處。

使技術成為道德實踐的工具和場域

基于上述儒家思想傳統，我們提出“禮技”（ritual technicity）這一核心概念，指向一種將“禮”與“技”有機融合的技術觀。器具之所以為器具，不僅因為能幫助我們完成某種實際功用，還因為其凝結、體現了形上的道義之“禮”。器物的工具效用當然重要，弓箭要能射中目標，但也是禮儀構成的一部分，它象征君子發而皆中節，更根本的是，禮的維度深深滲透于君子日常的器物生活中。

因此，人與人工物的關系不僅在“取用”，還包含“體物”。“體物”意味著人要親身體驗和體認器物所承載的意義，使之在公共生活中發揮道德實踐的作用。在宗廟祭祀時，參與者通過對禮器的捧持和操作，完成了禮儀的“表演”；在日常坐臥中，與家具例如太師椅互動，以達到“居處恭”的人格養成。君子一方面要“不器”，不能像死板的器具那樣僅有實際功能，同時應成為“瑚璉”這樣的“禮器”。理想人格的培養，需要借助“禮技”的操演，在對禮儀之技的反復實踐中，人完成自我德性的超越。

“禮技”這一概念包含兩層意涵：一是形上依據。儒家以卦象為依據，以“天道”為藍本來創制人間器物，使得器物功能具有了超越性的正當來源。其二是功用指向。儒家歷來主張技藝發明應以利萬民、參贊化育為旨歸，人工之技應當順應天道、生養萬物，而非肆意戕害自然或玩物喪志。禮儀要求器物的功能不只是方便實用，更應服務于教化育人、仁民愛物的倫理目標。禮器大備，盛德所寓，在古代禮制中，制作一件器物往往首先考慮其禮儀功能，例如《禮記》規定“凡家造，祭器為先”，將祭祀禮器置于日常器用之前。

由此可見，“禮技”不同于單純的技術應用，它強調在器物中賦藏禮儀，通過技術活動盡物力、成德行。當今科技倫理治理面臨的難題之一，正在于如何將價值觀融入冰冷的技術系統。儒家的“禮技”思想啟發我們，科技倫理治理的規范性考量不是將價值“外加”在技術上，而是在技術的設計、發明之初即注入人文關懷，使技術本身成為道德實踐的工具和場域。在“禮技”框架下，人和技術不再被看作對立的兩極，人不是被動適應或抗拒技術，技術是道德人格的構成性部分。

以人工智能、算法系統、自動化工具等為例，若從禮技角度重新解讀，可將它們視為育人、扶民、通變的載體，而非僅僅是效率工具。人工智能可以被賦予“仁”的目標，被設計為幫助人們更有效地學習、醫療和工作，同時培養人的創造力與同理心。儒家講“教以類勸”，AI若內含道德維度，便可通過個性化引導來啟發美善之心，成為新型的“啟蒙導師”。算法系統，如大數據推薦、決策算法，遵循“禮”的規范，就能在機制中融入公正與善意，避免異化為冷冰冰的利益機器。例如，以“仁者愛人”為原則改進算法的價值函數，可以使其結果更多服務社會弱勢群體、促進群體和諧，而非一味迎合商業利益。在“禮技”框架下，自動化工具也不再意味著對人的異化和取代，它們是“通變之器”。技術的自動化應用可以承擔繁重危險的工作，人得以從機械勞作中解放出來，從而有更多精力投入道德和創造性的活動，依靠技術之“變”，通達天人合一之境。

豐富世界對技術的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禮技”最具啟發性的部分，不在說明人可以用技術來實現倫理目的——在此技術仍然只是一個中立工具，其核心在于說明技術從來不是“中立”工具，它本身就有超越性指向，和君子品格的養成息息相關。這要求我們設計和使用技術時，不僅考慮其具體的實用性功能，還要考察技術對人的品格本身會帶來什么影響，以及如何通過恰當的“設計”來利用技術的物質性和功能帶來一種象征能力，引導人做超越性沉思，規訓身體和姿態，最終形成穩固的君子品格。深入闡發這一視角，提供一種可能的機制解釋，亟需借鑒現象學技術哲學、認知科學哲學和認知考古學等方面的資源。

從更廣闊的哲學對話看，“禮技”的提出或能與西方技術哲學形成呼應與互補，它可以幫助回應雅斯貝爾斯對現代技術缺乏超越性向度的批判，海德格爾關于現代技術帶來存在論風險的擔憂。當代技術所帶來的問題，從淺表層看是科技應用不當問題，但在根基層面事關對技術的不同理解。理解技術的不同方式帶來不同的應用策略和使用習慣。“禮技”正是一個儒家的技術性概念，值得進一步深思和充實。

深度技術化的社會讓人感到冰冷，人的自由和生命感受都遭到不斷挑戰。儒家技術哲學以“禮技”為核心，提供了一種與技術工具論不同的理解技術的思路，其獨特之處在于將技術看作事關品格養成的構成性要素。這種視角對于構建中國語境下的技術倫理框架極具裨益。在“多元文化轉向”的全球趨勢中，儒家關于道器合一、藏禮于器的智慧有望豐富世界對技術的理解。面對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工程等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我們應當以文明傳承的眼光加以審視和引導。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迅猛的技術浪潮中站穩文化立場，從容應對未來，為天地萬物開創出更和諧共生的局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儒家技術哲學研究”（25BZX068）階段性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5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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