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擬建新聯合國收費10億，以色列24小時內罕見公開反對

一份所謂的加沙“和平委員會”成員名單一經公布，便迅速攪動國際輿論場，引發廣泛熱議與解讀。外界逐漸認清，特朗普此次絕非口頭造勢，而是要切實搭建一個平行于聯合國的新型國際組織，甚至為組織席位設定了明確的金錢門檻。

令人意外的是，名單發布不足24小時，作為美國傳統核心盟友的以色列，便率先公開表達反對態度，這種打破盟友間默認默契的舉動極為罕見，其背后潛藏的利益博弈與戰略分歧值得深入剖析。

此前，特朗普正式對外披露這份名單，宣布所謂的加沙“和平委員會”正式成立。從目前公開的運作細則來看，該組織的運行完全依附于特朗普個人意志，集權屬性極為鮮明。

其核心規則集中體現在三點：成員構成上，所有席位均由特朗普單方面任命，無任何民主協商環節，本質是典型的一人“一言堂”架構。

準入條件上，設置了高額資金門檻，加入該委員會的國家首年需繳納不低于10億美元的費用，后續想要維持席位還需持續注資；任期管控上，成員國最長任期限定為3年，續期資格完全由特朗普個人裁定，無固定評判標準。

顯而易見，這個打著“和平”旗號的委員會，實則是特朗普依照自身訴求打造的、功能類似聯合國的新型國際框架。此前特朗普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就曾直言“我不需要國際法”，如今這份名單的落地，更像是用實際行動向全球傳遞“我即國際法”的霸權信號。

其運作邏輯直白且強硬，將國際合作機制異化為美國主導的“利益斂財工具”，全然無視其他國家的核心利益訴求，即便是以色列這樣的鐵桿盟友也不例外，這也成為以色列公開表態反對的重要原因。

需要明確的是，美國嘗試挑戰并顛覆現行國際體系的動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其民主黨前任總統早已留下鋪墊。當前全球治理的核心框架是聯合國體系，聯合國安理會作為核心執行機構，五大常任理事國承擔著類似“國際秩序仲裁者”的職能，維系著全球治理的基本格局。

2016年，在美國奧巴馬政府的暗中慫恿與支持下，菲律賓單方面炮制所謂“南海仲裁案”，此舉不僅企圖否定中國對南海的固有主權，更深層目的是從法理層面弱化中國的五常地位，動搖現行國際秩序的根基，只不過這一冒險嘗試最終因實力差距未能得逞。

六年后，美國拜登政府再度效仿這一手段，借俄烏沖突向另一個五常國家俄羅斯發起挑戰，通過層層制裁、輿論抹黑等一系列操作，試圖剝奪俄羅斯在安理會的核心話語權，再次上演顛覆國際秩序的“掀桌子”行為。

與兩位民主黨總統的迂回試探不同，特朗普的做法更為直接露骨，徹底撕下了美國長期包裝的“民主、自由、人權”外衣，將其維系全球霸權、收割各國利益的真實意圖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來。

回望歷史，上世紀80年代美國入侵格林納達時，時任總統里根曾傲慢宣稱“這甚至沒影響到我吃早餐”，霸權氣焰展露無遺，但彼時的美國并未想過要顛覆整體國際秩序。為何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頻繁對現有體系發起沖擊？

分析指出，核心癥結在于美國逐漸喪失了支撐大規模戰爭的財政能力。目前，美國海外駐軍規模仍保持在25萬人左右，分散部署于全球數百個軍事基地，維持這一布局的成本日益高昂。

僅2025年一年，美國用于海外基地運轉及美軍日常維持的開支就高達1800億美元，這一數值尚未涵蓋武器裝備采購、軍事技術研發等核心投入。

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發布的報告顯示，2025年美國國防總開支達9620億美元，占本國GDP比重的3.15%，其中近四成軍費都消耗在海外基地的日常維護與人員保障上。

若發動大規模戰爭，相關開支至少會翻倍，而美國當前公共債務規模已突破38萬億美元，占GDP比重超125%，財政赤字率攀升至6.2%，根本無力承擔戰爭帶來的巨額消耗。此前從阿富汗、伊拉克的撤軍行動，本質上都是美國為壓縮財政開支、進行戰略收縮而采取的被動舉措。

財政困境的背后，是美國制造業空心化與生產力持續下滑的結構性頑疾，國內供給能力已難以匹配消費需求，進而誘發一系列社會矛盾。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爆發了席卷全國的“黑命貴”運動，社會分裂態勢持續加劇。

此次其重回白宮未滿一年，美國又因“古德之死”事件陷入動蕩，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特工與民眾的沖突不斷升級、愈演愈烈。這些社會亂象的根源，在于國內各利益集團因資源分配失衡無法達成妥協，相互間的博弈持續升級，進一步撕裂了社會共識。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試圖另立“聯合國”，核心邏輯是搭建一個由美國獨家掌控的利益分配體系，通過強制手段逼迫其他國家出讓利益，以此填補自身的財政與社會缺口。這種“獨占好處、不擔責任”的霸權思維，即便對核心盟友也毫不妥協、一視同仁。

所謂的加沙“和平委員會”，自始至終未提出任何解決加沙問題的實質性方案，僅僅是特朗普收割全球利益、鞏固自身霸權的政治道具，這顯然觸碰了以色列的核心利益底線。

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對加沙地區的戰略目標十分清晰，即通過全面軍事行動實現對該地區的完全控制與占領。內塔尼亞胡當前深陷多起貪腐案件，面臨牢獄之災，政治生命已岌岌可危。

對他而言，唯有帶領以色列在對外戰爭中取得重大勝利，實現“開疆擴土”的目標，以“錫安主義大英雄”的形象凝聚國內共識、鞏固政治地位，才能徹底擺脫當前的政治困局。

更值得關注的是，就在內塔尼亞胡貪腐案即將迎來最終判決的關鍵節點，負責審理該案的法官本尼·薩吉離奇死于車禍。這一事件發生時間極為敏感，且事故過程存在諸多無法解釋的疑點，進一步凸顯了內塔尼亞胡當前處境的兇險與復雜。

在此情形下，他迫切需要通過在加沙的軍事勝利扭轉輿論風向、穩固自身地位，而特朗普成立“和平委員會”的舉動，無疑會干擾甚至直接破壞以色列的軍事部署與占領計劃，這也是以色列不顧盟友情面、公開反對特朗普提議的核心癥結所在。

以色列的公開反對，實則折射出美國主導的霸權體系內部已出現裂痕。當美國為填補自身困境，不惜以犧牲盟友利益為代價時，盟友間長期維系的默契便難以持續。特朗普的這一冒險舉動，不僅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內部困境，反而可能加速其盟友體系的瓦解，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產生深遠且復雜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