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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徽因落選的國徽方案,網友看后感嘆:審美確實一絕,但真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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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23日下午,北京天空泛著淺灰,空氣里依舊彌漫著施工工地的塵土味。就在這一天,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說明》,爭論近一年的國徽方案終于塵埃落定。

      會場短暫的掌聲后,許多人回想起此前緊張而又繁瑣的設計歷程。從1949年7月《人民日報》刊登征集啟事,到今天的正式通過,整整走了十一個月。看似只是一個徽章,卻牽動著兩代藝術家、建筑師與政治家不同維度的考量:傳統符號要不要用?現代工業該怎樣表現?以及,如何讓全國人民一眼就看懂它的含義。

      征集階段,投稿數量遠少于國旗,理由簡單:國徽比國旗復雜太多。工農聯盟、民族團結、近代革命和五千年文明得同時塞進有限空間,任何一個視角被弱化都可能引發爭議。短短一個月,只收到兩百余份草圖,質量參差不齊,甚至有投稿把古代官印照搬上來,完全不顧新中國誕生后的時代氣息。

      于是,領導人干脆把任務轉移給最懂建筑、最會畫畫的人。清華營建系的梁思成林徽因負責一組,中央美院的張仃帶隊另一組,雙線并行,互不干擾。兩組團隊都在中南海附近找了僻靜院落,白天埋頭勾線,夜里狂寫注釋,有時天亮才散場。張仃后來回憶那段生活,稱“咖啡和香煙比稿紙還要多”。

      林徽因與梁思成的方案,主角是一塊玉璧。玉璧中央嵌齒輪,外圈麥穗環抱,象征工農聯盟;紅色綬帶纏繞其上,寓意革命團結;五顆星布局沿用國旗設計,黨與人民主次分明。金、玉、紅三色交織,既溫潤又隆重,不少專家嘖嘖稱贊,認為把中國傳統工藝的含蓄之美發揮到極致。

      然而問題也隨之冒頭。玉璧、漢隸字體、飄帶紋樣的組合太古典,到底適合新生的共和國嗎?幾位評審直言:“好看,但像出土文物,缺少現代力度。”這并非苛刻,而是現實需求——1949年是工業化元年,全國到處是冒煙的煙囪與轟鳴的機床,國徽不能只停留在青銅器與翡翠的意境里。

      張仃的團隊思路截然不同,他們認為“要把開國大典的影像定格”。最終端出的草圖以天安門城樓為主視覺,齒輪、嘉禾、紅綬帶和五顆星悉數到位。更大膽的是,背面還畫了一張中國地圖與曙光,一道道光芒代表三十一省區。整張圖熱烈、直接、充滿現場感,像是呼嘯的禮炮聲撲面而來。

      兩份方案同時擺到審查桌上時,贊成與反對的聲音幾乎對半開。有人覺得梁林版氣質高雅、象征深遠;也有人擔心群眾難以一眼識別。另一邊,張仃版被稱作“熱血沸騰”,卻被古典學者批評“太直白不含蓄”。會議室里爭論不斷,張稿與梁稿的草圖被翻來覆去,紙邊都起了毛。



      到1949年9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專題會議時還沒定論。周恩來反復斟酌后說了句:“要的是精神,而非花哨。”短短九個字,把評判標準壓回“象征新中國”這個唯一核心。審美高低固然要顧及,但向全世界展示國家形象的使命更重要。

      投票結果最終出現微弱差距,張仃團隊勝出。不過,周恩來還是拉住梁思成,希望把兩者長處結合。就這樣,一個“融合版”開始孕育:保留天安門主體和五顆星的現代感,吸收梁林方案的金色與嘉禾紋飾,刪去地圖與光芒,用紅帶連綴麥穗,整體色彩收斂、結構對稱。

      重新設計的一百多天里,梁思成反復推敲比例,林徽因抓細節調整。有人偷偷計算,她在草圖上畫過的紅五角星不下五百枚,只為尋找最佳角度與大小。不得不說,這樣近乎苛刻的執念讓最終版本的莊重、明晰、現代與傳統恰到好處地合而為一。

      1950年6月,定稿刻樣完成。銅質徽章直徑80厘米,三層噴漆,表面罩清漆防銹。首批六枚由上海工藝美術廠制成,同月22日夜運抵北京。次日下午二時,政協會議展示樣品,投票通過;三時許,新華社播發電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誕生”成為當日各地報紙頭版頭條。



      遺憾的是,林徽因那款精美的“金鑲玉”徽章隨之被束之高閣,直到多年后才陸續在展覽中亮相。不少觀眾第一次看到它時仍驚嘆不已,感慨“真漂亮,就是不太像國徽”。審美與功能的沖突在這里被無限放大,卻也讓世人領悟到設計選拔背后并非簡單的優劣評比,而是時代定位與國家需求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定稿通過后不到三周,天安門城樓便掛上了新國徽。懸掛那天,北京城夏雷滾滾,雨點密集,工作人員在腳手架上渾身濕透仍咬牙作業。傍晚雨歇,夕陽透出赤金光,徽章金閃閃的外圈與猩紅底色同時被點亮,現場圍觀的市民爆發出掌聲。沒有夸張的禮炮,也沒有彩車巡游,但那一刻,全國人民都知道,屬于自己的國家符號終于在空中閃耀。

      六十多年過去,國徽圖案未曾有過大的改動,這在世界范圍內并不多見。它之所以歷久彌新,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當年那場見血見汗的集體創作。林徽因的落選方案留給后人無限惋惜,卻也從側面印證了國徽定稿“兼顧傳統與現代”的正確方向。歷史有時會淘汰精美,只為守住更宏大的象征意義。

      如今再翻開當年的草圖,仍能感受到那一代設計者對國家未來的熱切期待:無論是玉璧的溫潤,還是天安門的雄渾,目標都指向同一件事——讓十三億多人民看到“這是我們的共和國”。那枚定格在城樓上的國徽,正是這種共同愿望的實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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